在化學上，某些比較穩定的化學物質的分解需要一定的壓力和觸媒的作用。晚清士林的分化也同樣需要一定的壓力和介質的作用，這壓力和介質均來自於西方，西方步步進逼的侵略就是壓力，而西人、西器與西學的存在就是促使士林分化的催化劑。
近些年來，有些國外學者比較強調中國士大夫階層在近代變化的內在線索，好像沒有西方的壓力和挑戰，士大夫也會最終出現近代色彩的演變。但事實上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中國士大夫在鴉片戰爭前是出現過一些變化的苗頭，但這種變化是在中國文化體系內的循環，無非是經世致用或者樸學考據，漢學或者宋學，今文經學或者古文經學。沒有很強烈的外部刺激和有系統別種文化的輸入，這種循環是很難被打破的。
士林的分化是沿三條裂紋進行的，第一條裂紋是純粹由西方的介入造成的。基督教借中國大門被列強的大炮轟開之際，十字架隨著軍旗，大模大樣地踏入了中國的城鄉。在這場幾乎是立體的文化衝突中，教會學校也挑戰性地滲入中國。直接向由士人壟斷的教育領域發起挑戰。據顧長聲在《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一書中的統計，到1875年，教會學校總數達到約八百所，學生兩萬餘，而到十九世紀末則在此基礎上翻了一番。在十九世紀，不論是天主教、東正教還是新教各派，他們在中國所辦的學校層次大都比較低，傳教士教師對學生的信仰顯然比對他們的教育程度更關心。據教會自己的調查，許多教會學校「缺少教學人員，設備極差，有的設辦在租賃的中式房屋裡，某校『有地無屋』；另一所學校的全部設備只有『地圖若干幅，一塊黑板，一個小風琴』……只有少數學校有閱覽室，聖經學校圖書室的藏書平均不超過五十冊。」1比較重視教育的新教差會所辦的學校尚且如此，其他的教會學校可想而知。而且，進入教會學校讀書的，大多數為教民世家、貧寒子弟或者處於社會邊緣家庭的子弟，這些人即使有了讀書的機會，也不被傳統的士林所承認。但是，只要這種「異己」的教育存在而且繼續膨脹，事情總有一天會產生變化。漸漸地，由於通商口岸與洋人打交道成為一種報酬豐厚的職業，而一些較好的教會學校重視外語教學的特點，吸引了一些身處通商口岸，較為開通的商人和富紳子弟，加上長期教會教育的積累，終有少數精英脫穎而出，出身天主教徐匯公學的馬良、馬建忠兄弟，出身英華書院的鄭觀應，出身香港聖保羅書院的伍廷芳以及顏永京（顏惠慶之父）、林森和更早的容閎等人，最終以自身無可替代的才智，得以躋身士林，進出上流社會，贏得了偏見不重的傳統士人的尊敬。形成了士林中獨特而且在日益擴大中的一小群人。
士林分化的第二條裂紋是從中國人自己應付西方挑戰的行為中出現的。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以後陸續出現的洋務學堂，經過艱難而扭曲的一段過程，陸續培養出了一批西學人才。而最早的洋務留學計畫，雖然中道流產，但也有少數人成才。當然，洋務學堂和出洋留學在那個時代同樣是被人看不起，尤其是為傳統士林所輕視的，因此，休說具有功名的士人羞於或不敢廁身其中，就是一般家境較為富裕的平民子弟也不願報考。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初，曾國藩委託容閎組織第一批幼童出國時，第一批應招入選的三十個名額，竟無人響應，主要靠了上海買辦徐潤的現身說法，才從廣東湊足了數，因此這三十人中有十三人來自於徐潤的家鄉廣東香山。後來暴得大名的詹天佑也在其中，他能夠應選是因為他的鄉里一位做洋人生意的商人答應如果詹天佑出國，就把女兒許給他，這才打動了詹天佑的父母。但是洋務學堂和留學畢竟與教會學校不同，它們是清朝官方認可的學習西學的路徑，而且入學者有著較為優裕的待遇，畢業後也有當官為宦的出息（雖說升遷較難），所以還是吸引了一些家境貧寒的下層士人廁身其中。據《王文韶日記》記載，同文館成立之初，某個境況不好的正途京官也欲報考，最後被家人所阻。類似這樣有心報考的正途士人還有不少，但最終迫於輿論不了了之。由此可見，官方的西學途徑還是能有人問津的。
正因為如此，從這個途徑出來的人才，遠比同期的教會學校為盛，比如留美的詹天佑、黃開甲、梁敦彥，同文館的蔡錫勇、張德彝，廣方言館的陸征祥，船政學堂的嚴復、劉步蟾、林泰曾、鄧世昌、薩鎮冰等人都是一時之選，成為中國日後近代事業的開拓者和柱石。儘管在當時人們可能還會對他們表示輕視，但畢竟不能不承認他們在士林中的一席之地。
士林分化意義最深遠的一條裂紋是原來的一些名副其實的士大夫從陣營中的「叛逆」。這種「叛逆」於鴉片戰爭後不久，西學東漸之初就發生了。嚴格來講，他們既非傳統士林的叛逆，也沒有違背所身屬的文化價值體系，他們所掌握的西學還不足以使他們脫胎換骨成為西式的知識分子，說他們「叛逆」，只是說他們開闢了一條士人從傳統走向近代的路徑，而這條路徑最終會將中國傳統的士人引向自己頭銜的墓地，願意拋棄這個頭銜的人自然會獲得新生，否則就會為它殉葬。
魏源、徐繼畲、夏燮，也許還要加上「第一個睜開眼睛看世界」的林則徐，這些人在政治思想史的教科書里往往被稱為「地主階級的改革派」，是他們構成了這條裂紋最細微的開端，儘管他們的「西學」幼稚得可笑，對西方的認識也錯誤百出，但是，他們是最早把西方當成一個對立的體系而不是中國「天下」體系中蠻夷來考察研究的士大夫。
郭嵩燾、薛福成、馮桂芬、王韜等人構成士林分化最初裂紋的延伸。這些人是被我們的教科書稱為洋務派理論家和早期改良派的，毫無疑問，他們對西方的了解和對西學的掌握已非泛泛，他們開始真正了解西方之所以強大的緣由，不再滿足於「師夷之長技」的戰略，呼喚進一步的變革。當然，他們仍然是曲高和寡的一群。
以廣州萬木草堂康有為師徒為代表的一群士人構成士林分化的第三批。這批人包括後來的戊戌變法中有不俗表現的江標、黃遵憲、張元濟以及我們前面曾提到的周錫恩等一干士大夫。這是開始認真學習西學的一代士人，雖然他們的西學程度比起洋務學堂和留學的佼佼者還差得很遠，但是他們豐厚的中學素養卻使得他們更容易產生將西學理論糅進中學的衝動，產生一種不倫不類的、中西糅雜的社會政治理論，並很熱衷用這種理論來指導自己的行動和觀察中國社會。
有別於這三批人之外的還有一小群西學的愛好者，他們對士大夫津津樂道的事業功名不很熱衷，對士大夫賴以自傲的傳統學問，無論是漢學還是宋學都不感興趣，他們是士林中的疇人，是傳統的自然科學學者。當中西文化大規模地碰撞，他們適逢其時，自然而然地就對湧進門來的西方現代科技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像李善蘭、華衡芳、徐壽、徐建寅、張斯桂、賴長、曾昭吉等人，或精於數學，或長於製造，他們對西方現代科學的迷戀，更多的是出於自家的愛好而非改造社會的衝動。他們也會捐個官銜，也投身洋務官僚麾下做事，但他們更熱心的是技術問題的解決，儘管政治會不斷地來麻煩他們。
以上講的這類人中，除了那些心有旁騖的「疇人」之外，幾乎都懷有或強或弱的政治抱負。出身教會學校的少數精英，由於長期被排除在中國士林之外，也與中國正統文化相當隔膜，儘管他們也懷有一腔報國之志，比如馬良拒絕法國領事的聘用，一心為祖國所用。容閎放棄在美優厚報酬的職位，毅然回國。但是不論他們怎樣努力，在國人眼裡還是半個外人，即使是接納他們的洋務派官僚，也有意無意把他們當客卿，他們自身的政治抱負和身處的社會時代對他們的政治期待之間存在巨大的反差，憑他們自身之力顯然無法打破這種無形的政治樊籬，所以，他們在中國的政治行為也就只好是顧問與諮詢性的。
在洋務運動中產生出來西化的「士」的政治境遇也好不了多少，不過，至少在洋務派官僚眼裡，他們還算是自己人，有事也比較放心交給他們去辦，只是總把他們視為純技術人員，只樂意讓他們在技術問題上有發言權。即使像李鴻章這樣比較開通的上司，對嚴復這樣的不世英才，也只願意將之放在軍事教育的位置，而且使其「不預機要，奉職而已」。3也就是說，只願意讓他把知識教給學生，當個高級的教書匠。明明船政學堂出身的劉步蟾、鄧世昌、薩鎮冰等留英海軍人才足以承擔起領導北洋海軍的責任，但李鴻章非得將一個對海軍一竅不通的淮軍將領丁汝昌加在他們頭上。這主要不是李鴻章對洋務學生的不放心，而是他不太願意破壞他給洋務學生的政治定位。後來的張之洞雖然好了一點，總算給洋務學生蔡錫勇委了個鐵政局總辦，但卻沒有決策權，也沒有用人權，「用款至百串即須請示而行」，蔡錫勇這個總辦說到底「仍不過充洋務幕府之職」。
這樣一來，這些洋務學生的政治心態就變得扭曲而怪異，一方面，在社會和洋務官僚體系的種種限制和暗示面前，他們十分清楚自己的定位，他們也情願做好人家要求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