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是少數民族政權，滿人是統治民族，自然擁有不言而喻的地位和特權。清末的反清志士們，將滿人對漢人的民族壓迫渲染得非常嚇人，其實「紂之惡不至若是之甚焉」。滿清入關之初，八旗鐵騎橫掃華夏之時，對漢人的殺戮、欺凌與壓迫的確堪稱是殘酷的，「揚州十日」「嘉定之屠」這樣的事件並不少見。再加上圈地的豪奪，「逃人法」的暴虐，說是令人髮指也並不過分。但是經過清代盛時長達百餘年有意為之的文化融合與政治上的掩飾，滿漢矛盾已經漸趨緩和，滿人雖有特權，但活動卻被儘可能地限制了，也可以說是儘可能地與漢人生活隔離開了，所以一般老百姓對滿人壓迫的感覺並不那麼直接，以清末刺殺五大臣而聞名的反清鬥士吳樾，在自述中就承認他在接受革命宣傳之前，對滿漢之分毫無感覺。
當然，說滿人壓迫「不若是之甚」，並不是說這種壓迫不存在，終清之世，滿人的特權和滿漢在政治、法律上的不平等始終存在。而且儘管漢人參政的份額不斷加增，但至少在太平天國起義之前，中國政治的重心在滿不在漢。只是當初賦予滿人特權、給予滿人種種優待的清朝帝王所始料未及的是，他們的種種給予在歷史發展中反而成了滿人的一種甜蜜的桎梏，不僅使他們在生活上喪失自理自存的能力，而且在政治上日見其低能。
自從努爾哈赤將建州女真編為四旗，而後是八旗以來，滿人逐漸贏得了旗人或旗下人的稱謂（也包含少部分漢軍和蒙軍旗人）。八旗制度從其主導方向說，應該是一種兵農合一的軍事制度。但這種制度絕非只有軍事上的意義，前輩清史專家鄭天挺的看法是頗有道理的，他說：「八旗究竟是一種什麼制度呢？有人認為八旗制度是軍隊制度，實際它並不是單純的軍事制度，有人說是戶籍制度，其實它也不單純是戶籍制度。因為它還有應盡的其他義務和應享的其他權利。可以說這是在民族聯盟殘餘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種階梯統治，它是滿人入關前的政治制度。」1應該說，八旗制度也是旗人介入政治的一種媒介和渠道。由於八旗制度所特有的氏族殘餘性質的軍事民主意味，旗下政治在滿清未入關之前主要表現為旗下人較為普遍的議政與參政，在上層表現為八貝勒共議國政，連諸貝勒與汗（皇太極）相見之禮居然是他們「各至汗前，依次抱見」。在中下層則表現為各旗內部的相對自治和甲喇、牛錄及披甲人對各自事務的發言權。這在游牧、半游牧的氏族軍事民主制度中是常見的情況（八旗是由原來極民主的穆昆塔坦制度發展而成的）。
清朝皇帝接受漢化的誠意與速度是在他們之前的所有少數民族統治者所不能望其項背的，漢化速度最快的部分，莫過於政治制度，從皇太極開始，清朝皇帝制度漢化的最大敵人，就是八旗的議政制度與傳統。不言而喻，這場較量皇權取得了勝利，但是這個過程也不是一帆風順。順治應該說不算是位很熱心漢化的皇帝，但突然發病身死的他，身後卻冒出來一個痛悔自家「漸習漢俗，於淳樸舊制，日有更張」，「委任漢官」，「以致滿臣無心任事」3即後悔漢化太快的「遺詔」。顯然，這是滿人元老意志的體現。實際上是旗下政治傳統對制度漢化的反彈。康熙時，輔政大臣鰲拜在小皇帝面前還敢「攘拳咆哮」，抗旨不遵，把這種現象說成是鰲拜有不臣之心其實是後來的誅心之論，說穿了不過是滿人軍事民主傳統的孑遺而已。直到雍正繼位，滿人入關已歷半個世紀，他還接二連三地採取措施削弱八旗旗主的地位，往八旗各派御史二員，「稽察八旗一應事務」，改八旗都統在「私家辦事」為「俱於公所辦事」。4並將八旗都統的印信「固山額真」改為「固山昂邦」，把旗主的意思抹掉。這說明，直到這時，八旗各旗自治的遺風猶存。
當然，滿清入關以後，旗下政治還是發生了較為根本性的變化。八旗原有意義上的「議政」傳統在帝王加強中央集權措施的打擊下的確逐漸消亡了，但旗人對國政的發言權和影響力卻沒有也不可能消失，用康熙的話來說，「滿洲乃國家根本」，醉心集權的清初諸帝，一方面伸出拳去打擊旗下政治對皇權的干預，一方面卻又要將自家的脊背靠在旗人身上，因此勢必要給旗人更大的政治發言權。在晚清之前政治系統中的重要位置，一般由旗人佔據，縱然滿缺和漢缺對等，比漢人少得多的滿人顯然機會要多得多。在沒有相權的情況下，皇帝實際上是集帝相角色於一身，既然又是國家元首又是行政首腦，所以處理行政事務不但要有自己的班子（南書房和軍機處），還要依靠有關人員的「議政」，遇有重大事項，不但要交各部議，而且還要徵集督撫的意見。雖說這種「議政」與清初議政王大臣的議政有本質的不同，但至少也是一種參政，甚至說參與決策的形式。在這種議政中，旗人的分量無疑是最重的。
旗人對政治的影響力並不僅僅限於正式途徑。私下議論、小道傳播、暗中托請等非正式途徑無疑也是旗人干政的又一法寶。這種七嘴八舌外加七姑八婆令人夾纏不清的輿論與托請的力量，從來都是不能令人小覷的。康熙曾斥責議政處說：「今聞會議之事，尚未具題，在外之人，即得聞知。此皆會議處不加縝密、不嚴行約束閑雜隨從之人，以致聽聞傳說，將國家大事，預先泄露。」這種隨意泄露機密，議論國事的現象，後來也免不了。乾嘉時，軍機處的台階上下，窗外廊邊，常有人「借回事畫稿為名，探聽消息，折稿未達於宮廷，新聞早傳於街市，廣為談說，信口批評」。自恃有特權的旗人就更肆行無忌，先是泄密，而後就是議論和托請、干請。如果「具題」之事不合祖制或者侵犯了旗人的利益，後續的活動也許就會更熱鬧些。
旗下政治在滿清入關後並沒有因統治者的漢化進程而融入漢人政治傳統之中，由於旗人隔離與半隔離的生活狀態，和他們所恃的政治特權，使他們仍然保留了自己的政治傳統和習慣，清初會議政務，「滿洲官議內無一漢官，漢官議內無一滿官」，後來隔離的情況雖有所改善，但即使與漢官交契融洽的滿員，也仍舊有自己的旗下圈子，也必須遵循那個圈子的規矩和慣例。
滿清入關之後，旗人生活的是一種什麼樣的圈子呢？一想到這個問題，對清史稍有常識的人都會浮現出一幅手拎鳥籠，無事泡茶肆酒樓戲苑的「八旗子弟行樂圖」。顯然，這並不是八旗生活的全部，但卻是很惹眼的一種象徵。八旗兵曾是何等的耀眼，僅僅十幾萬人馬，從山海關打到雲南，無堅不摧，攻無不克，其驍勇善戰，世所罕見。但是天下初定，滿載飽掠的女子玉帛的八旗將士，在清廷厚餉飫糧的餵養下，居然漢化或者說腐化得比他們的主子還要快。八旗兵無師自通地將往日的驍勇用在了醇酒婦人上，用在琴棋書畫上，幾年之內，戰鬥力銳減，順治七年（1650），當國者便不得不警告八旗說：「嗣後滿洲官民不得沉湎嬉戲，耽娛絲竹。違者即拿送法司治罪。」但是沒有用，八旗將士仍舊「怠於武事，以披甲為畏途」毫無起色。及到康熙朝平定三藩收復台灣之時，八旗兵已大不濟事，朝廷不得不依靠綠營充當主力，害得康熙老著臉皮自我解嘲道：「自古漢人逆亂，亦唯以漢兵剿平，彼時豈有滿兵助戰哉！」滿洲兵從主戰淪為「助戰」，據說仍然觀望不前，「諸將皆閉營壘擁諸婦女逸樂而已」。
當八旗勛舊抱怨順治帝漢化太快時，順治也在指責八旗人等的「習漢書，入漢俗」，順治以後的一連串滿清「聖主」「英主」及不聖不英之主無不以為八旗的腐化是由於漢化的緣故。將板子都打在漢文化的屁股上，當然並不全是冤枉，八旗子弟確大有人熱衷於詩書經史、琴棋書畫、清玩清供，也有人因效慕漢俗而邯鄲學步，甚至連姓名也漢化掉了，比如將鈕祜祿氏改為郎姓，再取上些漂亮的漢字意思的名字，什麼甘露珠、嘉木燦之類。至於沉溺於八股制藝，頭頂高頭講章者，更是車載斗量。因此而荒疏了騎射也是沒辦法的事兒。只會張嘴說別人的滿清皇帝，自己也擋不住漢文化的誘惑，漢化得比誰都厲害，康熙的經史功夫，雍正的書法都是令人刮目相看的，至於乾隆就更了不得，光炮製的詩詞就成千累萬，巡幸四海，到處舞文弄墨，至今各地的斷碑殘石，猶有遺文，自家拚命附庸風雅，偏要「奴才」們恪守舊俗，怎麼可能呢？況且，旗人漢化也不是沒有好處的，旗人吸收了處於較高形態的漢文化，在較短的時間內，迅速提高了自身的文化層次，有些人的文學造詣，居然達到了令漢族士大夫也嘆為觀止的地步，曹雪芹還可以說是漢軍旗，自身有漢文化的基因，但是納蘭性德的詞，太清的詩，足可獨步一時，袁才子「近日滿洲風雅，遠勝漢人」之語，怕也是由衷之言。更何況，通過吸收漢文化，旗人也相應地提高了政治水平和行政能力，乃至權謀智術，為維持少數民族統治奠定了人才之基。同樣是少數民族政權，元朝的蒙古人始終要靠翻譯，而滿人官吏卻可直接「牧民」，滿清長達二百八十餘年的統治，不為無因。事實上，低層次文化的少數民族在置身高層次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的時候，妄想抗拒高層次文化的誘惑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