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年末，突然間，一切都有了進展。
哥特弗萊德成了一名英國公民，我也一樣。我在結婚時曾喪失了英國國籍，後來不得不重新提出申請，對於這段經歷帶給我的感受，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它比話語、淚水更深沉——咳，還有什麼呢？這樣的心理活動既無法看見，也不可理解。能拿到英國護照，我相信頭腦最簡單的愛國者也會表示讚許。之後，規則發生了改變。哥特弗萊德在法律界名聲在外，我們的離婚程序因而進行得很快，雖然法院里堆滿了戰時離婚的案件。至於究竟是誰拋棄了誰，我已經記不得了，不過當時我們倆還住在一起。
最令人愉悅的莫過於：孩子十五歲之前的監護權歸我，此後將移交給哥特弗萊德；父母雙方都可以與孩子見面，哥特弗萊德每月支付小額的贍養費——出於某種法律原因的考慮，他本人對此很堅持。我和他都認為，既然一起生活在倫敦，而我們又都會賺錢，那麼錢不會成為一個問題。直到如今，我仍然很喜歡那次離婚協議中的條款。在那個年代，進步人士都想當然地認為，離婚應以良善收場，任何一個離婚案只是法律的程序要求，都是不言而喻的倒霉事。如今當看到女權主義者們在「進步」的名義下所提出的或貪婪或懲罰性的離婚條款時，我會覺得我們那一代要好得多。
與此同時，我們兩人身上的錢也就只能負擔得起去英格蘭的路費。哥特弗萊德把那麼一個曾一無所有的律師事務所打理得非常成功，可卻連一句好話都沒有得到。我靠寫作短篇故事賺些微薄的收入，議會打字員的工作也有一些報酬。
《野草在歌唱》的書稿已經由約翰內斯堡的一位出版商買下了。在看過我所簽下的合同後，倫敦柯蒂斯·布朗公司的朱麗葉·奧希非常生氣，她說要揭露這個出版商的欺詐行為，並就此給他發了份電報，因為那個出版商要拿走我所得收入的一半。出版商給了我一個理由：「這是一本危險的書，拿這錢是為了補償風險」。到頭來他卻沒有打算將它出版，這人剛收到朱麗葉的電報就放棄了這份書稿。那時還沒有預付款這回事。拿到書稿後，朱麗葉幾乎立刻就把它賣給了邁克爾·約瑟夫。
我將帶著孩子先去倫敦，等哥特弗萊德到達後，他會找份好工作，從旁支持我。
要在船上弄到一個鋪位仍然很不容易，至少在羅得西亞這裡確實如此。
哥特弗萊德有一位約翰內斯堡的朋友，他來過這裡許多次。這位朋友是個有錢人。他建議我們放棄這座小房子，把房租節省起來，還說我可以一直待在他的家裡直至我們設法弄到船上的鋪位，哥特弗萊德可以留下來跟朋友們在一起。於是，這件事就這麼敲定了。我終於離開了索爾茲伯里，跟它說著再見，再見。我正處於離開的過程之中——接著我來到了約翰內斯堡的一座大房子里，它坐落於我在1937年曾待過的那片富人郊區，這裡也有看門狗、柵欄窗、守夜人、財富。
這時，民族主義者掌了權，一些曾經的共產黨人陷入了恐慌，他們不僅開始焚燒書籍，彼此見面時也變得小心翼翼。當時的氣氛說明，至多不過兩年前的蓬勃自信已經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有那麼一天，我可能會寫一本小書並將其題名為「我所知道的有錢人」，我當時所在的那戶人家會成為書中的重要角色。丈夫覺得用幾便士買下一磅的土豆太過浪費，因而勃然大怒，他堅持說應該開上幾公里遠的車去外面的市場，那裡的菜價更便宜一點。這讓他的妻子覺得很好笑。她是倫敦東區人士，曾在「統一劇院俱樂部」待過。在冷戰最緊張的時期，那傢俱樂部因其政治評論和左翼色彩的劇目而聞名。曾有許多著名的男女演員在那裡接受指導，但因為五六十年代社會主義思潮的再度流行，俱樂部失去了魅力。人們如今不用「倫敦佬」來稱呼某人。那個漂亮可愛、聰明大膽的倫敦小女孩，她在哪裡呢？她的身影曾一度出現在書籍和劇本里（比如《賣花女》），這從她口中發出的第一個音就可以辨認出來。就像之前那戶人家裡的女人一樣，這位倫敦東區姑娘簡直無聊得要發瘋，也因為嫉妒我而變得瘋狂。我聽到——這是我有意為之——她在給朋友打電話時會重複地喊著：「她在這兒，就在這座房子里。」漸漸地我意識到，她提到的人就是我。我從沒想過自己會愛上她的丈夫，首先是因為我內心充滿了太多的憂慮。那麼他愛上我了嗎？即便是，那也不過是最柔軟的情誼。房門砰然作響，電話鈴尖銳地響著，丈夫和妻子在互相吼叫。我說我會馬上離開，可他們卻說：「瞎說什麼，你必須留下來！」接著又繼續吼。
還沒有任何消息說開普敦會有船來。我已經訂好了南下的火車鋪，就在準備離開這座最不討喜的城市之前，發生了兩件事。
星期六晚上，一個醫學生帶我去了一家位於黑人郊區的診所，那裡能提供免費治療。每到星期五和星期六的晚上，原本空蕩蕩的、設備簡陋的大房間，就會擠滿械鬥的傷者。連續幾個小時，我坐在角落裡的一張凳子上，看著酒醉的黑人腳步蹣跚地走進來或者由擔架抬進來，每個人身上都有小刀和大切刀砍擊的痕迹，還在向外淌著血。這些人所經歷的部落鬥爭，留下了一些猙獰可怖的傷口，甚至還要了幾個人的性命。四十多年後，我遇到了一位來自約翰內斯堡的年輕的白人醫生，他說自己在好幾個周末都為一家診所工作，從外面走進或被送進那兒的黑人身上帶著刀傷，喝得爛醉，不過更多的是因服用毒品而發狂的黑人。「那些血啊，」他說，「都流成了河。」我也向他描述了自己在1949年見到的情景。一切都未發生變化，只不過現在出現了毒品，而那時只有酒精而已。
還有一件事，是一次午宴。我已經忘了當時的東道主是誰，但我知道餐桌旁圍坐的都是彼時文學和政治界的左翼「名人」，有詩人尤伊斯·克里金、刊登過我的短篇故事的雜誌編輯們、工會會員薩利·薩克斯以及其他幾名會員。工會會員們曾在南非短暫（民族主義者結束了這段時光）地組織過貧窮的白人女工、印度工人和其他有色人種工人，目的是改善他們的處境。這不可能！你也許會想。但這些人就是擁有著這樣的特性。我們在午餐宴上討論了什麼？我沒必要去記住，因為我們的話題一直都是「民族主義者的掌權對南非意味著什麼」、「中國的共產黨人正在上台」。
後來在倫敦，我收到了一名工會會員的來信。「同志！我的生命都用來服務受難的人類了，以幫助世上的勞苦之人過得更好。人類正在向那光耀的地平線前進，而我的目光始終注視著那裡。我從不吝惜自己。我的一切行為和思想都是為了集體，並且……」那封信洋洋洒洒地寫了十六頁，直到結尾處我才明白，它是在提議共同生活，或者至少可以分享一張床。我很驚訝，因為在那次午宴中，我並沒有跟這位寫信者相鄰而坐。不過我後來收到了很多類似的信，這的確是時代的精神所在。但這種風格只適合某些民族，很難想像盎格魯-撒克遜人也會參與這種事情。寫信人包括了兩名波蘭人、三名南斯拉夫人、兩名南非白人、一名智利的革命者，可是這些信件幾乎很難區別開來。
為了防止類似事情的再發生，我在此為女性們提供一些有益的建議。你絕不可以說出粗野露骨的話，比如：「哦，你喜歡我，是吧？好的，那就讓我們見一見，看看能發展得如何吧。」不能這樣。你應該在頁數相當的信紙上流露出同樣的高尚情操，最後添上一筆：「我們永遠奮鬥在一起。」
此項建議還適用於另一種情形：假如在你收到的長達數頁（寫作者總有很多時間）的一封信件里滿是「永恆的宇宙視角召喚著我走向你，我覺得我們必須與彼此碰面，分享彼此的思想……」之類的話，那麼。你應該這樣答覆：「你我二人在較高層次上會永不分離，哪裡有親自會面的必要呢？」
到了開普敦，我找了最便宜的旅店，這在《探尋英國人》中有過描述。這部傳記是用喜劇形式創作的，這又有何不可呢？然而，這實則是一段令人沮喪的時光，並且一直在向前推移。代理人同意使用停靠在岸邊的船隻，但隨後又開了口——我壓根兒就沒想到他是在等著拿好處費。六個星期的等待時間就是我為自己的老實所付出的高昂代價。
那家木質結構的旅店佔地面積大概有一英畝，裡面住得滿滿當當，不僅有鄉里人、荷蘭女店主的親戚們——他們把這裡當成了自己的第二個家，還有英國的戰時新娘。有兩對愛侶將要前往東非的「大花生」災難區（該種植方案投入了數百萬英鎊，卻在一夜之間宣告失敗，野草和小樹佔領了田地，而被認為最先進的耕作樣品卻在田地邊緣腐爛，卻沒有一個人願意去向當地人請教），其中一位年輕的丈夫次年因瘧疾不治身亡，這四個人都充滿了理想主義情懷。英國的戰時新娘們勇敢而又焦慮，有人為了得到上船的機會，已經等待了多年，都迫不及待地想見到自從在戰火紛飛的英國分離後就再未相見的丈夫或未婚夫。
在那六個星期里，出現過兩次這樣的情景：英國女人們乘船而來，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