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個團體，無論屬於哪種類型、以何種方式建立，終將會演變成宗教或神秘組織。」心理學家們這樣認為。我們的團體一開始由來自歐洲各個地方的左翼人士所構成，在短暫的時間裡曾是嚴格的共產主義組織，至少在理論上看來確實如此，後來更多地變成了一個社會福利和慈善機構的分支。
在我們離開前的最後幾年裡，可以說索爾茲伯里已經沒有任何團體的存在。對此，哥特弗萊德肯定會表示認同。可是難道只有在自身人員構成沒有發生任何變化的情況下，一個團體才會被稱為「團體」嗎？提起我們的團體，它更像是一股駐波，儘管形狀未變，但活水卻在從它的中間匆匆而過。在創始成員中，哥特弗萊德、我、內森都留了下來，不過內森本人還參與了工黨政治。許多曾經作為共產黨人的難民如今都發展得非常好，並且擁有了自由的觀點。查爾斯·莫辛格和他的朋友們也會在可能的情況下加入進來，不過他們為之而來的卻是書籍和信息。還有些人我並沒有在這裡說起，他們也許並不想讓自己的革命經歷被他人記住。
在我們中間出現了這樣一個年輕人——當我們和他一同出現在公園、餐館裡或大街上的時候，他總能為我們招來憤怒和厭惡的目光。他身材細長，皮膚晒成了棕色，身著纖白短褲、金色涼鞋，他戴著耳飾，金髮及肩。現在沒誰會引人注目， 可他卻預示著冗長和多彩夏天的來臨。他頭腦聰明，書讀得很多，還懂音樂。他不能過一天沒有我們相伴的日子，而且本人還不止一點點瘋狂。他獨居在一間坐卧兩居室里，克格勃會通過電燈裝備傳遞他信息，對他的思想加以控制。我還從未見過像他這樣如此著迷於，並且隨時準備聆聽莫斯科最新公報的人。我一生註定要跟許多奇奇怪怪的人摻和在一起。僅僅在十年過後，倘若有人隨口說克格勃或中情局正在通過電燈泡監視著自己，那麼我可能會學著說：「哦，親愛的，你肯定嗎？咳，這沒什麼要緊。」
這個男人每天都會出現，無論我正在做著什麼飯，他都會全部吃光。他坐在一處，叩著那穿著金色涼鞋的腳，只等著哪一刻話題轉向他的偏好——而這幾乎是立刻就發生了的，因為所有人看起來都想要談一談趣聞逸事，包括鬼屋、桌靈轉和巫醫。庫爾特是無法避開這些話題的，常跟我們待在一起的還有那位深深迷戀著哥特弗萊德的姑娘，以及她的好友。此外，已經數月甚至數年未見的人們也都來了。大家朗讀著三十年甚至更多年前的詩歌，革命在彼時激烈執拗的俄國被人格化為「瘋狂的騎兵」，「神秘的僧侶和女巫」，它們共同提升了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溫度。凡是在非洲住過的人都會知道些巫術和薩滿教，由於階級鬥爭的需要，這些「高等思想」的跡象曾一直受到了冷落。不過如今顯而易見的是，所有人都很信仰神秘學說，而且在程度上甚至要勝過對社會主義的信仰。從「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到一定程度的「神秘主義」，它們之間從來就不存在太多的距離。或許這其中最為明顯的例子就是安妮·貝贊特 ，她初時組織了火柴廠的女工進行大罷工，最終卻發現了克里希那穆提（Krishnamurti） 。神秘主義並沒有在我們中間流行太久。要知道，在聊過降神會和幽靈的話題後，下個階段一定就是實踐了。聽說某人發現了一種媒介後，大家就都慢慢地散去了，去探尋更激動人心的夜晚。
我們並不能說「對形勢的分析」仍熱度未減。在他自個兒的腦海里，哥特弗萊德已經生活在了倫敦。那麼我呢，也跟他一樣。如今回想起來，我覺得我們——此處的「我們」包括了每一位「進步分子」——對每一位黑人所起的唯一效用便是，無論是誰提出了請求，我們都會把書籍借給對方甚至直接相送。查爾斯的朋友們還會帶來別的朋友，他們還沒落座前就已經在瞟向我們的書櫃了。對他們而言來拜訪我家可不太容易，因為我們的僕人布克對他們一無所知。他幾乎立刻就會讓左鄰右舍全都知道，他的僱主家在招待黑人。而這就意味著，查爾斯會跟警察有更多糾葛。他們從不一齊到這兒，而是會三三兩兩在一個小時之內全部到達。他們也許會帶上一塊木頭和鋸子，或者裝成是某種商販。在給他們上了茶後，我會坐到游廊里去，保證白人鄰居不會來打擾，這樣他們才好安心地待著。這幅情景總會讓人看得心痛：這些男人——彼時來的都是男人——小心地觸摸著珍貴的書籍，當看到某個自己從未聽過可卻由別人提及的書籍時，他們會拘謹地對書中所蘊含的可能性表達著敬畏，這是因為他們所在尋求的是一種大多數同胞都遭到拒絕了的受教育機會。坐在游廊上，我透過窗子望見他們正恭敬地俯身在書的上方，而那些書卻被我們理所當然地擁有著。我們還會為他們訂購圖書，宣稱說我們知道有一個為非洲人購書所提供的基金。到了倫敦沒多久我曾收到了一封信件，上面寫道：「您還記得我嗎？我是××，您當時贈給我書籍，我因而通過了考試。」
那麼，在這樣一個圖書向來貧瘠的國家裡，如今是由誰在發揮這個功能呢？通常情況下這是由英國文化協會負責的，它在哈拉雷的許多房間都裝進了滿滿的課本，錄像機和各種教學設備。這些房間里總會被黑人圍個水泄不通，其中又以年輕人居多，這種對教育的渴望無異於我們在那個年代所認識的那群人。不同的是黑人政府既沒有提供任何書籍，也沒有用資金建造圖書館。在長遠看來，這種疏忽——雖然有時我們很難不相信這是一個實際策略——會成為黑人政府所犯下的一個愚蠢至極的錯誤。
不能設想，那時坐在游廊上的我會充滿了成熟和仁慈的想法。我看著這些正派的勇士們一個一個地在離開，他們努力地讓自己看上去就像是家僕或信使，緊張兮兮地留意著四下，警惕著某個沒頭腦的白人主婦朝他們尖叫出聲——我正按捺著一肚子的憤怒。（非常可惜，共產主義詞典里的「沒頭腦」一詞已經停用，要知道它可是完美地表達了本身的含義。）怒火會造成損害。熱情沸騰、生氣勃勃和坦然大方的怒火生髮自一種信念，即憤怒者自身可以有所作為，能夠引起某種變化。然而有種怒火卻會像迷幻藥似的迸入體內，讓惱怒者自身變得懷疑悲觀，變得虛弱無能。「愚蠢，愚蠢，愚蠢，」我每天都會這樣數次地喃喃自語，就好像自己接到了指令，要讓眼睛一眨不眨地直視著那些蓄意而為的殘忍，就好似一個小男孩在專註地虐待一隻小鳥一樣。我自然不會把這種苦惱說給哥特弗萊德聽，他的反應很可能會是「革命來臨吧……」
革命要在「歐洲」來臨，哥特弗萊德已經對非洲不抱希望了。「或許近百年里也有些實現的可能吧……」他也許會這樣說道。彼時，「正確的」信條仍然堅持認為，只有黑人無產階級能夠解放非洲。然而依照「理論創始人」的觀念，當時並不存在什麼黑人無產階級。雖然第二產業中確實有黑人礦工和一些工人，可「黑人國家主義」卻只是一種「反動的」背離——此處省卻了其他所有的形容詞。通過「對形勢進行分析」，莫斯科想出了這個信條。我還記得，哥特弗萊德如常地拖著語調說，「那裡的同志們應該真正感受下非洲，這對他們是有好處的。」
無論如何，我們始終都在追蹤《先驅報》上的傳聞、導語和新聞以及流言蜚語，在關注它們中有關「黑人候選領袖」的消息。查爾斯·莫辛格不知道有這樣的人。現在，他才剛顯露出「湯姆叔叔」的樣子：他對黑人領袖個個都表示贊同，對每一個身懷才幹的人都傾力相助。同時，他覺得「國家主義」所使用的暴力言辭卻很讓人反感。怎麼可能不會如此呢？要知道，數十年來，作為一名煽動者、一名共產黨人，他都在如履薄冰地以機智、幽默和耐心應對著白人的攻擊。他這個人生性溫和，周到體貼。如今他年歲漸漸大了，人也傷感了起來。儘管羅馬天主教會曾威脅他要將他驅逐出去，可他仍然依賴著自己的宗教信仰。「只有天主可以幫助我們，」一間屋子裡充滿了原則上的無神論者，可他卻堅持這樣說道，「能救我們的只有天主和天使。」
黑人居住區里發生了如同「黑人黨會」般聞名的罷工事件，這讓我們和查爾斯都大為震驚。這次罷工的領導者身處布拉瓦約。促使他們罷工的是每月1英鎊的最低工資。雖說一個廚子的收入也就只有這麼多，可畢竟還會有些口糧和禮物的補貼。沒人能靠每月1英鎊的收入過活，可議會卻拒絕了對最低工資的提升。對這樣一場鬧劇，白人們一如既往地流露出了憤怒和驚慌之色（「黑人們造反，要把白人趕到海里去。」）然而，黑人們之所以為提出這項要求是因為他們正遭受著無以復加的痛苦、磨難、殘暴——對這一潛藏的事實，我們都瞭然於心，不過白人們卻似乎並不知情。蠻德人不會主動地舉行罷工，它一定是共產黨人煽動的結果，這對一場鬧劇而言似乎是無可避免的情況。從他們自己的觀點出發，白人們做了愚蠢之極的事情。那個時候，在政治上得到啟迪或被告知自身處境的黑人其實並不多，其他國家裡更是如此，他們還對工會組織幾乎一無所知。再者說，在白人佔主導地位的六十年里，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