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開普敦回來時，我想，過不了多久，我就會離開……但後來知道，沒有什麼事是很快就能發生的。事實上，當時我正處於生命中一個靜止的時光里，它就像一個僵局、一片沼澤、一處流沙，令我的雙腳沉重無比。當然，這不是我最後一次被環境所困，我只能耐著性子捱過去。戰爭時期我們還開玩笑說：「倘若來一場百年戰爭……」而在戰爭結束後的日子裡，這種玩笑已不多見。假如戰爭迎來了大眾的普遍歡樂，那麼戰後的境況就只剩下單調的灰暗和壓抑。人們暗自想著：「怎麼竟會發生這些可怕的事情？」同樣，在經歷過不愉快的遭遇後，一個人就會只想睡上一覺。如果我說「這段遭遇」僅僅持續了三年半，那麼這是不誠實的，因為我們並不知道它會持續多久。
不過話說回來，我們都知道，辦理護照、簽證、入籍和歸國事務的辦公室里擠滿了提出籲請的人們。作為一名律師，哥特弗萊德從相關部門得知，眼下工作進展相當緩慢。與此同時，就像其他律師事務所一樣，豪伊-伊利事務所正忙於應對那些難民：他們中有的想要成為英國公民，有的想打探親人的下落。這個時候，曾發生在德國集中營的一切變得真切起來。（起初，它很難為人們所「吸收」和適應。）「某個獨裁者斬殺了數以百計、千計和百萬計的人，」對於這樣的消息，我們早就有所耳聞。希特勒、波爾布特、霍梅尼、薩達姆·海珊……似乎無窮無盡。奧西普·曼德爾施塔姆對我們所有人這樣說道：
我的動物，我的時代，
試問誰敢直視你的雙眼？
你向後望著，殘酷且虛弱，
露出傻瓜般的笑顏：
立即跑開的動物，
在回望自己的足跡。
那些年裡，我從蘭姆先生那兒獲得了豐厚的薪水。我很喜歡這份工作，因為可以偷偷地接觸到政治。只有我一人成長於這樣的環境——一天的狀態在收聽英國廣播公司新聞時達到頂點、游廊上不斷談論著政府話題、任何時候都在吐露政治性的話語。現在我能夠對自己說：「假設自己從未閱讀過報紙或聽過新聞，從未跟政治有過任何瓜葛，那麼你和這個世界會有什麼不同？」這樣的假設並無益處，因為我覺得政治這東西向來很迷人。蘭姆先生曾是南非的一名有志青年，如今上了年紀的他總是一遍遍說起那段往事。
「人格」、「衝突和種族關係」、「陰謀」、「資本和勞動力之間的鬥爭」……這些都是我從傑克·艾倫和瑪斯多普夫人那裡聽來的，不過其依據的政治觀點很不一樣。「他可真是個老頑固。」當我跟他們說起自己在午後打字時聽來的話，他們這樣提醒我，「純粹的資本主義謊言。」
跟他們不同，蘭姆先生對我說：「親愛的，要記住，正像特倫斯說的那樣，『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可以把機器調整成單行打字的模式嗎？話說回來，在他的下一個預算案里，馬克斯·丹齊格簡直是要毀了這個國家，他簡直就是非洲南部最虛榮的人。我總聽他說：『哦，歡樂羅馬，我出生即是你的長官。』你應該很熟悉西塞羅吧？可以開始打字了嗎？我將在預算案里引入弗朗西斯·培根的話，『如果不應用新療法，就會遭遇新問題，時間是最偉大的改革家』。不過，要是丹齊格也引用培根的話——不，不，親愛的，不要把這句話也打下來——如果要引用培根的話，丹齊格那傢伙最好還是記得，他自己曾說過療法可能比疾病本身更可怕……我們能把這段話重新來一遍嗎？『我將在預算案里引入……』」
「一旦他們開始引用拉丁文，」傑克·艾倫說，「就意味著他們打算逃避什麼。」
到了早上，我就學習寫作。在這一時期，我重寫了《野草在歌唱》，還寫了許多短篇故事，也沒停止詩歌創作。如今看來，那些詩作就像是從正在前行的雪橇背面拋向憂鬱狼群的安慰之物。
其中一些短篇故事發表在了約翰內斯堡一家名為「民主黨人」的雜誌上，還有的發表在了《遠足》上。大多時候，我都是寫了又撕掉，撕掉又重寫。
1946年10月的一天，同前兩次生產時一樣，我又來到了錢塞勒產科醫院。我這回倒是沒做任何期待，因為之前的判斷都出過錯。這次，我只是抱持著一如既往的愉悅感和興奮感，精力充沛得想要把整座公寓都刷一遍漆，或者出去走個二十英里。從這一跡象來看，我知道自己即將分娩。
這家產科醫院同往常一樣繁忙，沒時間理會那些還未進分娩產房的孕婦們，這倒是讓我很感激。我獨自一人住進了曾跟約翰待在一起的那個房間。當時正值清晨，餓著肚子的寶寶們都高聲喊叫著，這聲音一起攻擊著我的脊柱。如果你也剛好置身在這段波長上，當然同樣也會聽到嬰兒的啼哭。我在傾聽那第一次明顯的疼痛感（脊柱也會有所感知），它意味著分娩即將來臨，而我眼下才剛剛感受到了輕微的疼痛。正當我在房間里閑散地踱著步，一名護士從門口探進了頭。她問我是否要先洗個澡，如果可以的話，就得抓緊時間。我很樂意這樣做，欣然表示同意後，我洗了一個多小時的熱水澡。整個過程毫無痛苦。
回到房間後，我坐在了一張椅子里，甚至還小睡了一會兒。我醒過來告誡自己說：「這樣下去不是辦法。」正這麼想著，一陣有價值的疼痛感立刻就襲了上來。「等一下，」我心想，「等等，這是怎麼回事？」簡單說吧，彼時的我察覺到自己居然可以對疼痛加以控制。當我疲乏的時候，我就鬆弛了肌肉，癱坐在椅子里。等到力氣恢複以後，我就又站起了身，一邊踱步一邊自言自語：「現在該感到疼痛了。」……於是，痛感便應聲襲來。對於這樣的體驗，我從未在任何書里讀到過。倘若當時身邊有護士分散我的注意力，我也不可能會發現這一點。
那時候，黑人女工友曾對那名鬆弛、肥胖、不修邊幅的身懷第三胎的女人（我如今也是這副模樣，卻也毫不在意）說：「你現在是真正的女人了。」那麼，我現下的狀況也就是她所曾說的意思嗎？不過，現下的我卻擁有足夠的自信和控制力，完全不同於那個在第一次生產時神經緊張、受痛苦折磨的我。從一開始我就在猜想：「什麼時候才會開始真正的疼痛呢？」懷著第二個孩子的時候，我本來一直在等待「真正」疼痛的來臨，可它卻直到最後一刻才出現。
這樣的狀況持續了一整個上午，其間時不時地會有護士衝進來說：「要不要來杯茶？」或者「這是聖誕節生產高峰。」又或者「務必再堅持一下，馬上就會有空床了。」毫無劇痛的狀態一直持續到兩點鐘，這時一道冰冷的痛感切割起我的脊柱，我用手指拉動了響鈴。我大聲地喊叫著要注射麻醉劑，儘管我在此前曾說過自己這次絕不會使用它。護士長趕了過來，接著羅斯醫生也出現了……很快等我再度醒來的時候，護士長宣布說，我生下了一個健康的男嬰。我這次也理所當然地認為，無論是男是女，這個孩子一定會健康結實、完好無恙。我想看看脫落下來的胞衣，而護士長的公然反對倒讓我更加堅定了自己的要求。她震驚不已。接收到我的求助後，羅斯醫生開玩笑說：「畢竟它是你的產物。」胞衣被端在腎形盤裡呈了上來，在距離我眼睛一碼遠的地方停留了大約五秒鐘，護士長的臉上流露出指責和厭惡的情緒。瞧得足夠久了，這塊胞衣看上去就成了一塊生肝臟。我又提出要抱一抱孩子，可心裡卻知道她會對我說：「等『整理乾淨』並躺在床上後，你會有的是時間抱他。」這次我沒有憤怒和沮喪地哭出來，因為我有了一個盟友——這名從英格蘭來的年輕護士並不是特魯比·金博士的教育產物，她將孩子抱過來，自己則緊靠在我的旁邊。她在護士長進來時會保護我，還會站在一旁等候著我把孩子交給她。
「性格不是天生的，而是後天造就的。」對於這樣一則教誨，但凡生育過不止一個孩子的女人都無法表示同意。把一個嬰兒初初抱在懷裡時，你懷中的便是這個孩子的肉體、真我，無論後來發生如何的變化，眼下這個才是一切的根底、基礎和依據所在。這個寶寶既不像約翰那樣勇敢好鬥，也不像簡那般親切和交心，他昏昏欲睡，友善親切且興趣十足。跟前兩次相比，我這回看到寶寶的次數更多，而寶寶見到自己父親的次數也要多些。在哥特弗萊德看來，跟男人們喝得酩酊大醉的殖民地習俗堪稱野蠻。他經常過來探望我，也會把剛巧出現在周遭的某位朋友一起帶過來。之前的兩次經歷中，我覺得自己只是在招待弗蘭克的朋友。而現在，這些訪客同樣也是我的朋友，每一次探望都變成了我們的聚會。哥特弗萊德直接命令護士長，讓她叫護士把寶寶帶進來，而護士長也真的照做了。按哥特弗萊德所說，他知道怎麼應對一個恃強凌弱的女人。每天都有那麼一段時間寶寶彼得會被許多人抱著逗弄，等後來回到家裡也是如此。不僅僅是誕生在這團體中的第一個孩子，但凡在戰後不久就出生的孩子都會帶來希望和復興的感覺。跟前兩次相比，這回出院的時間提前了六天。哥特弗萊德簡單地通知了羅斯醫生，說我準備回家了。面含微笑的臉上流露出一絲苦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