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戰爭時期，我一直都在說：「等戰爭一結束我就離開。」可這不過是無稽之談。我的少女夢想依然完好無損，戈壁、 喀拉哈里沙漠、其他自由自在的奇特幻想，我漫步在地中海沿岸，那裡美酒飄香，玫瑰盛開，夜色溫柔。等到戰爭結束時，人們漸漸意識到世界各處都遭到了可怕的傷害，我那夢想登時也消失了。
歐洲、德國和蘇聯傳出的消息全都關乎破壞、苦難、死亡、集中營、難民和迷失的孩子。從那時起直到這時，在世界的這個或那個角落，人們都在觀察和傾聽著這些消息。此外，那時候人人都相信，人類不會愚蠢到容許這樣的磨難和損耗再發生一次。數十年後的今天，這種質疑心理已經成為普遍現象，即人類是一個無法對事情加以掌控的無助群體。朝鮮戰爭發生在「二戰」結束後的第五年，這場可怕的「小規模」戰爭是一次衝擊。當下發生在前南斯拉夫的戰爭迥異於這個國家給歐洲所留下的印象，因而也具有一樣的衝擊作用。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恐怖，人類絕無可能會容忍朝鮮戰爭。
哥特弗萊德為我們描繪的畫面中有流連聚會的女伯爵、愛意滿滿的保姆、博學多思的父親，而且他形容自己妹妹的未婚夫是「一個終身學習者，肯定成就不了任何事情」。不過，哥特弗萊德此時從德國得到的消息卻讓這幅畫面生動了起來。克勞斯和艾琳在戰爭剛一開始的時候離開了德國，不過後來又返了回去，將自己的生命置於危險之中，因為這是身為共產黨人的責任。他們的母親表現得就像沒發生戰爭一樣，聽英國廣播公司新聞會被判處死刑，可她卻仍在坦然地傾聽。（家裡人都說她簡直是瘋了。）儘管家裡曾一度被安排成了納粹黨衛軍宿舍，可她竟僥倖逃脫了懲罰。艾琳竟然曾把猶太人克勞斯藏在同一個房子里躲避納粹黨人。克勞斯的父親是一名醫生，他曾為納粹要人做過一次流產手術，也藉此機會從死亡名單上為兒子除了名。戰爭快要結束時出現了飢餓，身材瘦小的艾琳每周都會兩三次地步行去數英里外的鄉下，從農場買一袋土豆背回柏林，以養活全家人。那位終身學習者後來成了東德的一名高官。
納粹死亡集中營的消息最初是由漢斯·森傳出來的。作為一位紅十字會代表，他聽到了一些謠傳，可他卻只相信其中的半塊內容。他跟哥特弗萊德倆人會一起待在我們的公寓或咖啡廳里沉默不語，或者，他們二人也會跟彼此交流意見，聽起來就像是在給自己的血肉注射迷幻劑。他們也許在一切事情上都意見相左，但卻有一個雙方都尚未意識到的共同點：如若不是在詞義上，至少在語氣中也透露出對文明主張的諷刺和懷疑。（使歐洲和美國分離的正是這種懷疑態度。）有時候十多個人會圍坐在我們的房間裡邊聽新聞邊討論，他們會進行到很晚，甚至還會整夜不眠。
與此同時，太平洋戰場仍在繼續，日本城市被炸成了灰塵和廢墟。因為無知，我們對日本的理解並不精確。戰爭結束時，很少有人會談起「好德國人」。由蓋伊·薩傑所著的《被遺忘的士兵》（The Fotten Soldier）遭遇了人們不公正的忽視。這本書描繪了這樣一幅畫面：一名年輕無知的士兵正在對抗蘇聯的前線參加戰鬥，隨著蘇聯軍隊的挺進，他不斷地向後撤退，再撤退。當時正值冬季，他身著單薄無用的衣服和靴子，有時一連數日都沒有東西可吃。他是法國人和德國人的混血兒，跟德國人為伍實在是件禍事，他的年輕戰友大多都死了。在他就快要結束自己「希特勒的士兵」身份時，蓋伊·薩傑（這個名字可以用法語和德語發音）受到一位法國官員的邀請參加了佔領區軍隊，這位法國官員急於拯救這個年紀不過二十歲的飢餓士兵。該書流露出一種黑暗且洶湧的痛苦，一種洞察力——你無法將之稱為「抗議」，因為它所棲居的各種經歷層次意味更為深遠。多年後捧讀這本書時，我察覺出了當年在南羅得西亞索爾茲伯里的那些難民朋友所抱持的心境。當然，這種心境也屬於我的父親，他對那場逝去戰爭的追憶反對他想起這場戰爭。見他苦惱至極，我母親把報紙都藏了起來。他氣喘吁吁地瞪著眼睛，於腦海中看到炸彈正在落向日本小鎮，一個個島嶼上的日本人也都在撤離。「這很好……」他不斷地喃喃著，「可這是誰的錯呢？發動戰爭的又不是我們，而是他們。」聽起來就好像他曾受到了責備似的。「他們為什麼一定要發動戰爭？為什麼要襲擊珍珠港呢？這一切都是為什麼呢？瞧啊，瞧瞧現在正發生著什麼事吧！」每天他都像第一次知道似的不斷說起。
哈利在地中海炮火的影響下聽覺越發變得不靈敏——他正在英格蘭一家著名的耳科醫院就醫。
「可這本來就不需要發生。」父親用瘦骨嶙峋的手緊握著我的手腕，低聲說，「如果他們聽了丘吉爾的話……」很快，他又開始講道：「在戰壕里，我們常……」我走了出來，歡快地向著皇家空軍營地而去。此時，母親的追隨者們正散坐在通往游廊的石階上逗母親養的小狗玩。在受訓尚未結束前戰爭就結束了，因此空軍學員們總會覺得自己的青春年華里缺少了真實的生活體驗。看到我駕車離開時，他們會跟彼此交流，說我的母親嫁的是一個德國人，說我正在煽動卡菲爾人造反，等等。要是住在殖民地的話，他們立刻就會遭到同化。
原子彈投擲在了廣島和長崎，在我們看來，這並不比粉碎日本東京和大阪、德國德累斯頓和英國考文垂糟糕到哪兒去。我們都覺得：「謝天謝地，戰爭終於結束了。」後來我們才了解到，戰爭是無論如何都會結束的，而且速度還會很快。
哥特弗萊德認定自己想在英格蘭居住，部分原因是因為我也打算住在倫敦。他不會是萊辛家族的第一個英國人——他的一位表親最近剛成為了一名國會議員，其他富有才華的家族成員也都在英國生活和工作。哥特弗萊德打算在索爾茲伯里耐心等待，直到自己獲得英國國籍。事後想來，他似乎並沒有必要覺得焦慮：他幾乎必定會得到英國國籍，一則是因為他現在已經是法律聯合會裡的知名人物。不過，在流亡國外長達十年後，他現在都在以難民的身份，即一名曾遭拒絕的人的身份在感受和思考。再者，多年來都擔心著自己會因為參與政治（他本不該參與其中）而被送回拘留營。他並不覺得自己一定能夠被接納為英國公民。他想要我跟他一起等待，直到他成為英國公民之後再跟他離婚。他說，離婚經歷會成為一個污點，這也許會使形勢對他不利。
我同意了跟他一起等待。我們都覺得這個目標的達成可能得需要好幾年的時間，而且也覺得不如在這時候生個孩子。我們以輕鬆的方式把這事告訴了朋友們：「我們打算添一個孩子，反正也沒有更好的事情可做。」潛藏在我們討論之下的正是實用性和常識概念。別忘了，我們可從未想過要白頭偕老，我們的結合不過是環境所迫。離婚就像結婚一樣，二者都只是一套程序而已。離婚後我們會成為朋友，都會對這個孩子負責。再過些時候，我們都將忙到沒法「添置」一個孩子。哥特弗萊德為英國工業的某個組成成分充當顧問，而且也知道自己會做得很好。不過，他是如何使自己完好無損的共產主義信仰與顧問身份相協調的呢？事實上他並沒有去協調。在離開羅得西亞之前的那些年裡，人們會前來向他求教如何做生意、賺錢和投資——這些都存在於他的頭腦中，同時他仍然還是「哥特弗萊德同志」。假設他真的留在英格蘭並且成為了一個營業顧問，那麼情況會變得如何？他是否會變得完全不同，成為像父母一般的自由黨人呢？我對此有所懷疑。他是這樣一種人——我見過很多——儘管過著循規蹈矩的平民生活，卻把共產主義的思想框架原封不動地保存在腦海中的某個地方。
嘗試了約莫一個月後，我在1945年聖誕節前後懷孕了。這個消息博得了普遍的稱讚，更確切地說是同志們的稱讚。這群年輕人有的才剛結婚，有的即將結婚，誕生在他們中的第一個孩子將會是幸運的，承載著所有人的希望。哥特弗萊德很開心，他說擁有一個滿地亂爬、尿在尿布里的小傢伙是一件好事——顯然他認為出生的會是個男嬰。女人們開玩笑說，希望哥特弗萊德能夠承擔起換尿布的責任。可見，女權主義並非誕生於六十年代。
我父親問：「為什麼要拋下兩個孩子，又生一個呢？」我母親給出的反應則是言辭激烈的指責。
如今看來，我們當時所進行的理性和睿智的討論根本就與此毫無瓜葛——這就像我在1939年先後懷上約翰和簡的時候一樣，我覺得正是「大自然母親」在彌補百萬條生命的隕落。眼前這個健康可育的年輕女人會做得很好，而且她也想著、渴求著再生一個孩子。
隨著時間的流逝，這段時期的兩個記憶在不斷加深。其中之一是俄國人決定在一個類似劇院的公眾場合絞死那些犯過戰爭罪的德國軍官。對於此種殘暴，各地都在發出抗議。換句話說，即便過去的五年充滿了各種殘酷，可整個世界卻仍會對公眾絞刑做出反應，認為它是中世紀和野性的回歸。此外，還有一種論調自1941年之後便沒有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