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戰爭將全世界都捲入了進去，不同的人也都有了不同的體驗。那麼，這些人可能會擁有什麼樣的共同點呢？身為士兵，可能會在義大利、緬甸或斯大林格勒殺出一條血路，成為一個真正的戰士。難民、戰俘、被鐵蹄或蹂躪或征服的平民也都經歷著各自的體驗。與此同時，距離戰場數幾千英里之遠的人們難道就在安全距離外觀望嗎？沒錯，他們確實擁有一個共同之處，即大家全都處於活躍和紛亂的狀態中，都在跟他人相抵觸，即便彼此可能並沒有機會見面。回首往昔，我的第一觀感就是，「人們不大可能與彼此產生衝突」。這會讓我立刻覺得興高采烈、充滿能量。那麼，當時的我也會有同樣的感覺嗎？答案是肯定的，而且發生頻率也很高。
不過，記憶向來是偉大的喜劇編劇。數十年過後，那件在曾經令人感到痛苦甚至恐懼的事情很可能只會讓人感到愚蠢。我只能提醒自己，這些以幽默方式描述的論據或事件很可能會以身體暴力來收尾。我在懷疑，我的好友馬克是否真的會攻擊我的另一位好友阿比，只因為後者將其稱為典型的知識分子？（人們又不禁要問，那麼他們當時究竟為何打鬥呢？）蘇聯科學家李森科是斯大林的門徒，繼承了其後天習得的性格特徵（「路線」要求與命題相一致）。我不敢相信，在同這位科學家相關的一場講座上，就因為一群「托派分子」對「路線」發出了挑戰，結果導致大廳之外發生了暴力事件，兩位年輕人被帶到了急診室。我也不敢相信，吉恩（一名倫敦的共產黨人）寧可完全放棄脫離政治也不願跟開普敦的瑪麗亞共處一室，原因竟然是瑪麗亞曾說，所有在南非的白人家族「血統」里都有黑人的印記，吉恩指責她帶有種族偏見。（遭到反對的只是「血統」這一用詞，而不是事實本身。）
成熟也許就意味著一個人懂得了以聳肩和微笑應答，但只有時光的生硬摩擦才會推波助瀾。對當時的我們而言，似乎庫爾特和以斯帖的結合都是一場超現實的戰爭範例，甚至連對他們的拜訪都成為了一種提醒，因為儘管以斯帖的花園看起來就像是一個小天堂，可從那兒卻能夠望見附近皇家空軍軍營的高大圍牆。在看到那處圍牆時，每個人的心臟都難免要緊縮一下。要知道，我們的圍牆大多低矮且雜亂，要麼用鐵絲纏繞在就近的樹上（用剪下來的橡皮輪胎遮蓋），要麼就綁在粗糙的樹樁上。可這種圍牆卻完全不同，其做工相當嚴謹。把目光投向它的時候，你難免要聯想到非洲大陸上的其他空軍軍營，想到在那圍牆之後遭到監視的那些身著灰藍色制服的男人，他們中沒有幾個人是情願來到這兒的。看到它，你也會不得不想起戰爭。
索爾茲伯里周邊曾有許多郊區遭到匆忙遺棄，後來在戰爭期間卻迅速地發展成了小鎮。這處新郊就是其中之一，它突兀地矗立在非洲大草原上，正在迅速地交織著街巷，主路旁有一條狹窄的柏油道路，它的路況很差，通往烏姆塔利的方向。這處郊區看起來太過簡易，就像臨時搭建起來的營地一樣。當我1956年開車路過這裡時，那些價格便宜的小房子都已經被圍在了花園裡。在剛建成的時候，這些盒裝的房子都成排地佇立在鐵絲圍成的柵欄里，它們的周圍是荒蕪的生土。主路旁是柵欄的棄物和建築廢墟，從轉彎的那刻開始，你幾乎馬上就會看到一座色彩斑斕的花園，包裹在鐵柵欄里的它就好像花束一樣，這裡坐落著以斯帖和庫爾特的房子。通向那座房子的紅磚小路非常乾淨，馬齒莧和百里香已經在這裡安營紮寨，玫瑰、紫雪花、美人蕉、茉莉和夾竹桃更是團簇成堆。前方的游廊只能隱約望見，它的台階上擺滿了植物盆栽，木椽上懸掛著門帘似的蕨子。這兒的住房全都一個模樣，內部都有兩個屋子，前後屋子分別是客廳和卧室，再後面還有個小廚房，它緊挨著一個迷你游廊。房屋前面的游廊寬闊成蔭，簡直可以算作第三個房間。客廳擺件齊全，桌椅都是土著人的手藝，地板上面鋪著蘆席，印花大窗帘上寫著「英格蘭，英國」。每個平面上幾乎都擺放著一瓶瓶優雅的花朵。屋內的牆壁上掛著英國水彩畫，還有從維也納的畫廊里弄來的布勒哲爾畫作的複製品。
以斯帖是花園的主人，她在清晨上班前和晚上下班後都會打理一下花園。當我們去拜訪她，站在磚路上的時候，只見花園深處一陣擾動過後，以斯帖從波浪般的綠色草甸中站起了身，身旁的花朵在左右搖曳。「哦，真高興你們能來，請進吧。」她面帶微笑，小心翼翼地走出來，接過一隻穩住她的手，嘴裡表達著感謝，說這是自己最需要的幫助。她先上了游廊的台階，呼喚著「先令，請給我們來些茶」。聽到她的話，庫爾特的責備聲已經響起：「親愛的以斯帖，請叫對他的名字吧。」
「真抱歉，」她輕輕地說，「我總是記不住。」在懸垂著綠色蕨子葉的游廊里，這個漂亮纖弱的英國女人正筆直地站著，衣著得體，戴著一副厚重的園藝手套。她一邊踏著輕盈的步子邁入了房間，一邊說著：「瞧呀，親愛的，我們有客人來了。」
庫爾特正坐在一張椅子里沉思，這椅子對他來說太小了。他身形很高，身材結實卻不肥胖，膚色深，有些像綠色或銅色。他的身體曲線柔滑，面色沉重，臉頰長，長著一個寬厚的扁鼻子，厚重的眉骨下是一對專註的黑色小眼珠。他的頭髮修剪得很短，難看的腦殼顯露出了形狀。儘管外貌難看，他卻很有些吸引力。他在維也納出生和長大。雖然他本人不太認同，不過我們卻一致認為他的祖先里必定有蒙古人。那個年代的人們可能會說：「某某人一定有蒙古血統。」當然前提是他們並非「進步人士」。這是因為我們這些進步人士還尚未用「基因」一詞來替代「血統」，這也給討論帶來了不少困難。以斯帖自然不會有什麼困擾，因為她對政治沒什麼興趣。她會帶著沉靜卻深情的笑容，朝丈夫若有所思地說道：「想想看，蒙古人在你們的土地上可是入侵了好幾個世紀呢！所以有蒙古血統的人肯定少不了，就像你、我和維京人這樣。」
「以斯帖，別用『血統』那個詞，求你了。」
「為什麼呢？」
「是希特勒。」他咕噥了一聲，悲切的目光凝視著她，眼裡充滿了故事。對於這樣的目光，她向來都敢於迎視。「可我並不是希特勒，對嗎？」她會這麼說。
以斯帖來自英國的鄉村小鎮。如果說她有什麼敵人或對手，那一定就是庫爾特，反之亦然。一個輕鬆活潑、明白事理，一個面容沉重、飽經折磨——任誰瞧見了這一對兒都勢必會感嘆造物主的不可思議。以斯帖做著一份老師的工作，可生活卻捉襟見肘，這是因為她把大部分工資都寄給了還在故土的病弱母親。庫爾特並沒有得到一份更好的工作，他在公共工程部任職。作為一位博士，他一直在準備應對希特勒對歐洲施加的殘酷暴行。倘若沒有發生戰爭，他的人生肯定是要在大學或報業中度過的，他也會在咖啡館裡跟人談天說地。事實上，從十二歲開始，他大多時候都在滔滔不絕地說話。一言蔽之，他是一個知識分子。在當時來說，「知識分子」這個辭彙可要比平常更能令人動容。
如果說有什麼事能夠吸引到我們這些不成熟的南羅得西亞人，那就是這些難民每時每刻都在談論政治和意識形態。雖然我們這些人，尤其是農區的人也都在談論政治，可我們卻從未想到過政府的反常行為，也沒想到過公司會摻進政治里。在他們看來，這些移民在思想上的忠誠至關重要。他們將自己那未被我們知曉的身份全都對我們說了出來。「瞧，我是一個相信弗洛伊德的人。」「我信仰馬克思和列寧主義。」「第三帝國！」「青年！」這些人從未停止過討論和爭吵，他們的報復活動秘密且倨傲，有時也會布滿血腥。
哥特弗萊德說，庫爾特不過是一個知識分子，他所受的真正教育不過是來自維也納咖啡館裡的那些言談，等後來住進維也納的公社和理想型集體以後，他所遵從的意識想法則來自某個接過弗洛伊德衣缽的心理學天才。每次在與人交談，確切地說是在演獨角戲的時候，庫爾特總能提起他在公社裡度過的那些歲月。坐在椅子里的時候，他會把身體向前傾出，似乎像是要急迫地抓住某個還未明朗的想法，不過他卻只能被自己的骨骼、軀體和物質生活的負擔壓制在這個極其易損的無關痛癢的椅子里。他的思想絕不在我們的層次範圍左右——哪可能會在呢？要知道他這個人所追求的是某個一旦抓住就可以永遠持有的真理，如同抓住了大頭針晃動的末端一樣。「別動！我已經告訴過你，不是嗎？」庫爾特是個無法靜坐不動的人，他坐著的時候總要抖來抖去，一邊頓足，一邊還會用手指叩擊椅臂。
「你必須要明白！我們已經成功了！這是重點！過去那些年我們都在過著理想的生活，同志們的生活！名副其實的同志們！」說到這裡，他會用責備的目光看一眼哥特弗萊德，或是其他任何一位剛好就在附近的共產黨人典範。「我們分享一切，一切！除了衣服之外，我們沒有任何私人物品。我們可以擁有一件夾克、一條褲子、兩件襯衫、一套運動衫和一些內衣，這就是全部東西。我們還分享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