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特弗萊德和我都覺得，要是連工作時間也在一起的話怕是不太妥當。正因為如此，我離開了豪伊-伊利律師事務所，轉而去了一家「溫特頓-霍姆斯-希爾」法律機構做了一名初級秘書。溫特頓和霍姆斯北上去了戰場，希爾先生留下來打理事務。
這裡的辦公室寬敞又明亮，通風也好，不像豪伊-伊利的多塵和昏暗。高級秘書是一個名叫瑪麗亞的女人，她的真實姓名已經隱匿在了別號里。瑪麗亞來自英國，在她看來，跟那些曾同她一起受訓的女人相比，殖民地的姑娘們真是又懶惰又不稱職。她用一個拇指和其他兩個指頭打字，速度比我認識的所有人都要快，而且一篇法律長文打下來，其中竟無一處錯誤。
我滿足於做一名初級秘書、賺取可憐的薪水，因為我並不想把精力浪費在謀生上。我負責處理要求不高的普通信函、簡單文件，還有查看書籍，做複式記賬……我沒想到這會如此容易。不過，我的主要任務卻是應對那些債務人。他們的名片擱置在一個專門的柜子里，儲藏室里堆滿了文件，其中的大部分都屬於他們。這也是一個名副其實的貧窮天地，一個破布裹腳的天地。債務者以白人居多，有些債務已經積壓了許多年，其中大多數都始於經濟蕭條時期。辦公室里每天都會有債務人進出，其中一些男人總是酗酒，就連妻子也離他們而去。他們有時會站在那兒用發紅的怒目瞪視著我，或者羞愧到不敢看我一眼。他們說自己沒錢償還債務，巴博爾先生或希曼斯利先生，或其他任何人都可以公開表示自己的憎惡。有一些男人因疾病而變得意志消沉，一些女人懷裡抱著嬰兒，或者用手拉扯著孩子——她們生活在真正的貧窮世界裡，身心疲累，堪堪而活。卡片上的名字一般都是「庫切」、「范德豪特」、「范豪森」、「比勒托利烏斯」、「范希爾登」……這些人是南部白人大家族的窮親戚。
有色人種女性會帶著孩子從居住區來到我的辦公室，每每這時她們都可能會跟我打招呼，這讓瑪麗亞震驚不已。他們的身上全都沾染了廉價旅店、灌木棚屋或貧民窟院落的氣息。當他們無法還清債務時，我會寬限他們一到三個星期的時間，可隨後卻還需請求希爾先生的應允，他對此答覆說：「他們怎麼會這麼蠢？這樣做只會讓他們支付更多的律師費。」接著，我會再打電話給債權人，詢問他們是否真的打算控告那些可憐的傢伙。他們經常會被惹惱，跟我的交談通常會止步於「哦，做你想做的事情吧——不過，我為什麼要支持他們呢？」或者，「我要申請債權扣押令。」所謂「債權扣押令」，即法院判令每周從債務人的工資中扣除一定的數目。（申請判令的費用由債務人承擔。）可以肯定，被扣除財產的一方將會更換工作或離開這個鎮子，不過當時正值戰爭時期而非經濟蕭條時期，因此工作機會還是有的。瑪麗亞的辦公室整潔又漂亮，她很不喜歡散發著臭氣的窮人們擁擠在那裡。她覺得這些人統統都該受到懲罰，比如說被判個終身監禁什麼的，或者其他方式也都可以，總之能讓他們從體面人士的視線里消失就行。我的努力都成了無用功，這可真讓我感到吃驚。我給巴博爾先生打了電話，也給老友希曼斯利先生以及鎮子上的每個有錢人都打了電話。我提議說，也許將債務豁免要更為明智，畢竟他們能夠要回來的錢很可能就只是幾先令而已。聽及此處，這些人個個都受到了震驚——我的提議很可能會為社會動亂提供機會。「欠債還錢」是原則性問題，鑒於此，我也只好放棄。在原則面前，常情只能靠邊站。
柜子擱板上還有一些文件，上面都寫著知名人士的名字。這些債務已經終止，因為債務人宣告了破產。當我指出此事的時候，瑪麗亞並沒有理睬我。她的臉上流露出一種神情，似乎在說她才不會因為一兩個難以忽視的事實而擾亂自己的思緒。
哥特弗萊德和我又搬了家，公寓里有一個很寬敞的客廳，可用於當時非正式的社交聚會、學習小組以及漫談會（幾乎大部分的夜晚都在舉辦漫談會）。我在睡覺時經常會驚訝於自己竟在白天見了那麼多人，可卻仍將自己視作孤獨的人。我渴望獨處，要求的也並不多——偶爾的一個鐘頭本已足夠。
這一時期，德國城鎮正在遭遇轟炸。我有時會瞧見哥特弗萊德坐在床上，雙手抱頭，手裡握著簡報，或者聚精會神地聽著廣播。有時，他就一言不發地躺在漆黑的房間里，香煙在他的深吸下閃著光，照亮了床頭櫃、破舊窗帘和收音機……而我不敢把燈打開。
「咳，」我會說，「戰爭總會結束的。」
「沒錯，新聞並不是太令人愉快的東西。」他還可能會這樣回應，「他們理當被好好教訓一頓，我很高興，這事兒已經成為現實。」
在電影院里的時候，如果剛好看到影片中炸彈正降落於德國城市，他會勇敢地說：「沒錯，就應該把那玩意兒送給他們。」在交際場合討論第二次戰爭或轟炸德國時，他會點著一支煙，在煙霧裡捲曲著雙唇，審慎地開口道，「的確，做出錯誤決斷的人都要付出代價。」
哥特弗萊德的睡眠質量很不好，他會在夢裡嗚咽抽泣，甚至喊叫出聲。一旦我把他叫醒，對他說「你剛剛做了噩夢」，他總會生氣地回應「才沒有，你別胡說」。曾有那麼一次，就因為我拿「潛意識」開了個玩笑，他一個星期都沒跟我說話，可那笑話甚至都跟他無關。正因為如此，在把他叫醒以後，我沒再說過「你剛剛做了噩夢」這樣的話。我們是不錯的吸煙伴侶，有時也會真誠地嘗試去做愛。我們確實都在儘力，似乎都只把彼此間的不和諧狀態看成了暫時的不幸。有時，我們還會躺在床上聊起團體里的成員，可他對其中的大多數都會橫加指責，而我真的很怕他那冰冷的長腔調。可憐的哥特弗萊德身處在一個他所鄙視的國家裡，周圍又環繞著這樣一群所謂的「共產黨人」和毫無經驗的殖民地居民，這日子確實艱難得很。他也有自己所敬重的人嗎？我想，除了瑪斯多普夫人和紅十字會的代表漢斯·森之外再沒有別人。儘管他非常喜歡跟那三名劍橋空軍學員交談，可卻仍把他們看成無足輕重的人和來自中產階級的人。「一個擁有優越家庭背景的人會譴責跟自己出身相同的其他人，原因就在於他們並非來自工人階級。」儘管這事在當下看來似乎令人難以置信，可在當時卻並不少見。
哥特弗萊德還因為我跟那三個學員調情而有些憎惡他們。我「愛上了」其中的兩位——這事需要給予明確定義。提到對慾望和愛情的「渴望」，人們確實不應該用相同的辭彙來指代吧？我與其中的一個浪漫相戀了，其程度跟我今生所經歷的任何戀愛都一樣，但只有一兩次除外。這段戀愛里有一些經典橋段——他不久就會離開這塊殖民地去駕駛轟炸機，把自己置身於危險之中——這正是最為強勁的愛情春藥。我是個已婚女人，比他要年長五歲左右。我們兩個人的見面地點都是在公共場合，其間還得處理團體內的緊要事務。我之所以調情是因為這是我的權利，而且從一名女性最為原始的衝動來講，「既然哥特弗萊德無法做愛，那他哪裡還有權利不滿？」……如此等等。再者，那些適婚的姑娘們——就像其他任何一種政治團體里的姑娘一樣——不是在夢想著能夠得到領袖的青睞嗎？
除卻這些不說，真正糟糕的、最差勁的事情是，哥特弗萊德為之工作的老闆簡直就是一個老吝嗇鬼，眼看著他把自己的律師事務所辦得有了聲色，可卻連一句讚美的話都不曾說過。
數十年後，我已經能夠理解哥特弗萊德——這個傷心人當時所需的東西極其簡單，顯而易見。在他奢華的童年生活里，那身為社會名流的母親忙於交際聚會，他的父親在維持家族財富、窩在書房裡讀書，優雅的妹妹過著有錢人家小姐的生活。他的俄國保姆——作為愛的守護者，對女主人和她的兒女們苛責又疼愛。就如同該階層的英國家庭一樣，真正撫育和疼愛孩子們的正是保姆。在契訶夫的話劇《萬尼亞舅舅》里有一幕奇景：夜裡，煩躁易怒的病弱學者還未就寢，他的年輕妻子在循循開導著。這時他的老保姆出現了，把他當作孩童一般地又親吻又撫摸。接下來，這位可憐的學究大人融化在了愛意里，乖順地被帶到了床上。
儘管哥特弗萊德的這位年輕妻子極富耐心又和善有加，可她卻異常生澀，無法把自己的男人當成嬰孩來看待，即便只是夜裡的幾個鐘頭也不行。何況他本人鮮有可能會容忍至此，最多也不過是承認自己確實做了噩夢，或者坦言自己之所以會暗自垂淚是因為德國的城市正在遭到轟炸。
那些夜晚呈現了一幕又一幕情景……窗口映照進來的光芒下，卧室中繚繞的煙霧清晰可見，狗在吠叫著，花園裡的灌木叢正向外散發著氣味。來往的車輛已經所剩無幾，周圍都安靜了下來。哥特弗萊德冒著一股酸臭味，我如今已經了解，那是「焦慮」的味道。儘管這氣味對我來說很陌生，可我卻認為它「很有趣」。也許孩子們的基本教育中應當包括這一點：某人散發出的某某氣味意味著某某事……比如，「酸臭味」意味著「害怕」或「不開心」。
可以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