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我跟哥特弗萊德·萊辛結婚了。這僅僅是因為，那時，有男女關係的人總會遭受非議，更別說同居了。對他而言，情況可能更糟。他是來自敵國的僑民，面臨著被拘禁的危險，本不該參與政治，但他卻成了一名共產黨人。這已經夠糟糕的了，偏偏他又跟一個年輕女人有了公開關係——這女人很好，因為她是南羅得西亞的公民，但這就意味著身為德國人和敵國僑民的他配不上人家；這女人也算不得好，因為她最近剛離了婚，這可不怎麼值得高興。總之一句話，他辦了個蠢事。
出於自身的革命責任，我要嫁給他。我希望自己能夠相信，這只是一個玩笑，但恐怕不是。我們之所以有了男女關係，是因為整個組織只有我們兩個是單身。不過這種關係無甚要緊，難不成我們是「脫黨的行屍走肉」？「個人私事」不是跟組織鬥爭沒關係嗎？知道自己跟對方不太合適，我們都說：「沒關係，等戰爭一結束，我們就可以離婚了。」
起初，他並不認為我適合當共產黨人幹部。問題是固有的——它在於我這個人，我的自身、我的本性。我最喜歡的、最執著的東西，正是他最不喜歡的。對他人所做的任何觀察都是在「做心理分析」，都跟弗洛伊德脫不了干係——莫斯科方面已經將弗洛伊德永久地劃為了反動分子。聽到從夢中醒來的我說「這個夢境似乎在對我預示著什麼」，他會覺得反感。他這個人是從來不做夢的，自然也很難相信別人會做夢——做夢以及夢境中的行為皆是反動的存在。至於我對民間故事、傳奇、神話和童話故事所表現出的興趣，他開玩笑地說：「你要是在蘇聯的話，可能會因為這個被拉去槍斃了。」（在「黨組織」內部，有些人拒不承認在社會主義蘇聯會有槍殺和折磨人的行為，另一些人則不明白這有什麼好否認的，要知道，腐壞分子們是必須處理的。）說起對民間故事、民間傳說的看法，他會引用列寧的話，認為它們是「鄉村生活的蠢事」。組織會議上的議程進行到「批評」環節的時候，他會冷靜地、公正地剖析我，從我身上拆出那些退化了的小資做派。
哥特弗萊德·安東·尼克萊·萊辛出生於1917年的俄國聖彼得堡。正值十月革命爆發之際，他同家人坐火車逃回了德國柏林，當時他被自己的另一個母親——保姆抱在懷裡。他的高曾祖父天生就是個厲害的男人，為整個家族奠定了殷實的基礎。他是十九世紀商人中的一個，先發了大財，後來又損失了錢財，其中一部分是在俄國失去的。他建造了輪船，修建了鐵路，俄國境內的馬蹄釘都是由他供應的。列寧曾稱讚說：「這個家族是一個運轉良好、富有建設成果的資本家範例。」他的孩子眾多，個個都穿金戴銀、皮草加身，主要靠他留下的家產生活，居住在柏林的一座座大房子里。他們的家族照片看上去就像是福爾賽一家，或布登勃洛克一家。 其中一位是哥特弗萊德的父親，就如同家族財富的奠基人那樣，他也是一名實業家和投機者，可心思卻全在自己的書房裡。他的妻子出身於一個俄國化的德國家庭，他在莫斯科有生意，妻子也在那兒工作——可見，她的意識超越了他們所處的那個時代。那座位於柏林尼克拉斯街的房子儘管氣派舒適，可一點兒都不像這個家族第二代人所居住的那些半宮殿式建築。這個家裡的成員說著俄語、德語和法語，無數的訪客們也是如此。據哥特弗萊德描述，他父母的婚姻生活就是，「她四處遊逛、出入各種派對，他則坐在書房裡捧讀歷史」。兩個孩子艾琳和哥特弗萊德都是出身富貴的年輕人，並且有望繼續保持他們有錢人的身份，這是因為他們得到了母親的暗示，她認定，「希特勒只是個粗俗的暴發戶，根本就用不著留意。」
在大學裡，哥特弗萊德學的是法律專業。因《紐倫堡法案》 的影響，符合應徵入伍條件的男青年類別忽然發生了變化——哥特弗萊德雖然只有部分猶太血統，但在這之前卻被免除了兵役。現在，擁有四分之一猶太血統的他倒是有資格為希特勒而戰了。他的家庭也是一個被同化了的家庭，家裡人並不認為自己是猶太人。哥特弗萊德稱，希特勒使他變成了一個猶太人：這是一個榮譽之爭。他以一個難民的身份去了倫敦，我想應該是在1937年。當時他身上沒多少錢，常常餓肚子，到了周末他會受邀去公園路的一座豪華宅邸享用午餐，發出邀請的是萊辛家族在生意上的富裕朋友們。他在那兒會吃下深棕色的牛肉薄片、一片深色濕潤的約克郡布丁、儘可能多的土豆、濕捲心菜、一小塊水果撻、一盎司左右硬乳酪。他每次必定會赴約，因為實在是餓得慌。「倫敦啊，」他慢吞吞地說，「可能會讓有錢人覺得愉快吧。」說這話的是一名共產黨人，但等到住進倫敦的一個坐卧兩居室後，他才發現貧窮的弱點。
與此同時，在「森林」的另一端……位於柏林的萊辛家充分地利用「互惠」方法，讓女兒艾琳從中受益。他們家一共來過兩個「互惠」女孩。其中一個叫瑪格麗特·摩根，她來自威爾士，是一位白手起家的百萬富翁的女兒；另一個來自約翰內斯堡，家裡擁有百萬資產。她的父親來自波羅的海，是一名猶太人，其財富始於最初在約翰內斯堡做的木材和地產生意，他並不只有女兒——大兒子施奈爾愛上了這個漂亮的威爾士女孩。他是一個聰穎且博覽群書的美男子，只不過用當時的話講，他「性情有些憂鬱」（後來我們對「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鬱症」這樣的辭彙都已經能平靜地看待）。瑪吉（瑪格麗特的昵稱）嫁給了他，還嘗試把他從邪惡的想法中解救出來，但沒有成功——在前往南非旅遊的一艘船上，他縱身跳入了海里。她會去找哥特弗萊德是很自然的事情，畢竟她曾在他家裡遇見過他。她是個痛苦可憐的年輕寡婦，而他也是一個痛苦孤獨的人。施奈爾讓瑪格麗特成為了共產黨人，而她又讓哥特弗萊德成了共產黨人。
我用了許多年才發現這一顯而易見的事情——那個時候，信仰的轉變剛好具備了現實條件。這個有錢人家的年輕人正身無分文地待在一個陌生的城市，他對自己的信仰、為自己和家庭描繪的圖景都被希特勒的大長筒靴踐踏著，他數月來都沒有得到充足的營養，不清楚自己的未來究竟會如何，只知道它不會好到哪兒去。他們兩個人相愛了，並且是熱烈地相愛了。當然，在我遇到哥特弗萊德的時候，他表現得好像從來沒經歷過強烈的情緒波動一樣。瑪吉是個美人，她有著黑色的眸子，黑色的髮絲精緻地盤成了髮髻，就像一個芭蕾舞演員似的。她朝氣蓬勃，充滿了不羈自由的威爾士活力。「她身上沒一點英國人的痕迹。」哥特弗萊德也許又會拖長了語調這樣說。
那個時候，戰爭尚未爆發。德國的難民們面臨著一個選擇——要麼去南羅得西亞，要麼去加拿大。哥特弗萊德選擇的是前者，於是他發現自己來到了一個新辟的粗魯的殖民地小鎮，他那深色柔和的俊美外表、溫文爾雅、老成持重全讓他成為了眾人的笑柄。他長得有些像演員康拉德·韋德，若是放在電影鏡頭裡倒還好，放在真實生活中就有些好過了頭。他跟一名維也納來的難民成為了朋友。這是個漂亮女人，身著鑲褶邊上衣，戴著圍巾和珠寶飾物，看上去賞心悅目。她留著山脊般的時髦「燙」發，上面還蓬鬆著一堆小鬢卷。她跟哥特弗萊德一樣深諳世故，跟城裡人一個樣。格蘭大飯店裡（此店比邁克勒斯酒吧的格調略高），坐在一起的他們就是一對優雅的璧人，可最引人注目的還是他們外國人的身份。後來，組織里的成員把她叫作「快樂寡婦」或「哥特弗萊德的伯爵夫人」。她身無分文，其他人來到這兒時也都兩手空空。她借了錢，開了索爾茲伯里的第一家乾洗店，她還租下了一座小房子，並且將其中的一兩個房間對外出租。
戰爭打響的時候，哥特弗萊德被關進拘留營里待了六個星期。英國土地上的德國人全部遭到了拘留，納粹分子和反納粹主義者經常被收押在一起。我聽說，那時候收容難民的馬恩島幾乎和大學一樣，可羅得西亞的情況卻很是不同。哥特弗萊德好像有預見性地跟刑事調查局裡的一個男人交了朋友，這個人關注著他的案子。哥特弗萊德講述的經歷讓這位朋友讚嘆不已：柏林的富裕生活，還有他的母親肖恩巴赫女伯爵。雖然他的母親實非什麼女伯爵，可這有什麼打緊？謊話還是起了作用，除此之外，我想不出還有其他理由能讓他幾乎在進了拘留營的那一刻就被放了出來。在整個戰爭期間，一些德國人包括反納粹主義者們都未能離開那裡。被問起拘留營的時候，哥特弗萊德會笑著評判說：「一點也不糟，期望它能像度假區一樣是不合理的。」哥特弗萊德被釋放後，一位姓豪伊-伊利的律師為他的品行做了擔保。這個人打算給自己那舉步維艱的律師事務所招一個收費便宜的律師，而且顯然也得到了一個「便宜貨」：他給哥特弗萊德支付的工資從未超過行業內平均最低水平。哥特弗萊德來到這家事務所的時候，裡面只有一個愚蠢的老頭和他的笨老婆，還有一個打字員——我。1949年這位律師離開的時候，事務所已經擁有一間整潔的大辦公室，合作夥伴也很多，生意非常成功，還有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