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街上遇見了多蘿西·施瓦茨，作為「進步分子」中的一個持異議者，她在很久以前（只不過是四年前）認為我很適合加入其中。此刻，她正站在藍花楹樹下，臂下夾著書，仍是那個身材嬌小、深色皮膚的聰明姑娘，並未發生任何變化。她冷靜地聽著我用跳跳虎的「幽默」風格向她傾吐心事——我如何討厭自己的生活，「白人文明」如何，女人們的茶會是怎樣的。在她面前，我並沒有說討厭自己的丈夫，只是提到他是個保守派。一個女人也許會坦蕩地說自己的丈夫是可怕的守舊分子，但絕不會說他是個討厭鬼。多蘿西表示，她覺得我應該去參加一次會議。在我可能會說出對她朋友們的厭惡之前，她說她指的並不是那些愚蠢的社會民主主義者，而是另一群真正的革命分子，並且他們認為是時候見見我了。
這種恭維話確實讓人難以抵擋。
無論置身於怎樣模稜兩可的環境中，每個人都可能在被各類人士和群體所注視，觀察自身的潛力和表現。即便這聽起來可能妄自尊大甚至妄想偏執，我只能說這樣的情形我目睹過一次又一次。這些觀察者們也許心懷敵意，並非總是仁慈親切。
我開始跟多蘿西會面，常常也包括別的一些人（如今他們於我都是一片模糊的形象），大多數是空軍成員，還有歐洲來的難民。我們的會面地點包括邁克勒斯酒吧、戈蘭大飯店，以及小鎮上破落地區的便宜茶室。對於我置身的這個時代，現在有必要做個說明。過去的左翼書籍俱樂部成員已經「被歷史所拋棄」，現在被揭露為保守分子。政府和報紙所說的那些跟蘇聯有關的謊言也已經被揭穿，因為蘇聯人在斯大林格勒防線上幹得不錯。當下的新局面需要對我們的資源，尤其是潛在的幹部進行一次客觀的評估。我沉醉其中。他們讓我當了一個什麼組織的秘書（名字我已經忘記了），這讓弗蘭克感到不安，一方面是因為他作為公務員不應該跟暴亂分子接觸，另一方面是因為他並沒有被我的新生活囊括其中。
我成了一名共產黨人——對這樣一個簡單的陳述，任何一個有一定年齡或者有一定經驗的人都能立刻理解。不過，一名年老的赤色分子也許會從某個求知慾旺盛的年輕人那兒聽到：「沒錯，你們當時是進步分子，可為什麼要選擇共產主義？為什麼要搞一個激進的組織？」對於這樣的問題，我以及像我這樣的人只能感到驚訝。時運變遷中，極少有某個想法會被如此這般迅速且徹底地重塑。最重要的是，這句話背後存在著這樣一種假定：研習過六則黨綱內容後，成為了共產黨人的人們並排坐在面前的桌子上，「我能加入工黨嗎？」「不，我認為哈金斯的聯合黨還……」「可我覺得……」人們選擇成為共產黨人是因為對自己的政府心懷譏諷——這只是其一。除此之外，也有人因為愛上了某個共產黨人而加入其中——哥特弗萊德·萊辛就是其中的一例，會因為被共產黨集會上的共同情緒所影響而願意成為其中的一員；在被帶入某次黨內會議現場後，有人會受到其中陰謀氛圍的吸引，繼而選擇成為一名共產黨人。此外還有其他入黨原因，比如對這一黨派的理想主義情結、對英勇行為或痛苦磨難的喜好。就我而言，我是因為有生以來第一次遇見這樣一群人（並非分散的個體）——他們什麼都讀，但不認為有什麼大不了；我從不敢大聲說出口的對土著問題的看法，在他們這裡卻極為常見。我之所以會成為一名共產黨人，是因為響應了時代精神和思潮的號召。
屠格涅夫的小說《父與子》中有這樣一幕場景：主人公巴扎羅夫（依據人物的心理類型判斷，他也許會在後來成為共產黨人甚至恐怖分子）帶著他的學生朋友去拜訪兩個老人，這兩位老人象徵著過去——他們曾經歷了那場巨大的社會變革，即法國大革命及其啟蒙思想。見面的時候，老人們就像小鳥一樣嘁嘁喳喳講個不停，兩個小青年因此驚詫不已。我可以肯定，不久後，孫輩和重孫輩的年輕人將拜訪我和共產主義的其他殘存成員，我也將看到他們起身離開時心照不宣地跟彼此交換微笑，且都帶著難以置信的表情：「太驚人了！他們曾經有過那麼荒唐的念頭……」
這個時候，兩個小孩的母親在做什麼呢？她正在扮演女強人的角色。直至離開那座房子的最後一刻，她都在經營家庭、監管僕人、喝酒跳舞，帶著兩個孩子在林蔭路上踱來踱去——不消說，無論待在嬰兒車的哪一端，約翰都在抗議。除了這些，她還在繼續為孩子、弗蘭克還有她自己做衣服，時不時地烹飪食物，她也許會跟多拉和瑪麗亞共同度過整個上午時光，親切地聊著家常，不過她時刻都在想著另一個世界，那是她的歸屬，也是她的權利所在。
有這樣一幕場景——身著亞麻短褲和條紋織布襯衫的女人,用她那修長光滑的雙腿踏著一輛自行車，每一次碰觸都讓她覺得像被戀人愛撫。她因為自己的魅力和此刻的認識歡欣鼓舞，為頭腦中迸發的新思想和觀點興高采烈。自行車的前把手上掛著一個小帆布椅，裡面坐著差不多十五個月大的寶寶簡。如果坐著的是約翰，他會跟他母親一樣興奮，因為他喜歡運動，熱愛刺激和挑戰；簡不同，儘管她也想跟哥哥一樣，但她向來都是一個敏感細膩的小傢伙，她並不怎麼喜歡在樹下飛馳。我清楚地知道小傢伙很不安，卻安慰她不要擔心。她的雙唇已經開始顫抖。
我因為某個事情，也許是為了取一本書或者宣傳冊，前往內森·策爾特的家。到了那裡後，我坐在自行車座上，一隻腳踏在游廊的邊沿朝他微笑。他審視著我，眼神中既流露出欣賞，也帶有一絲嘲諷，前者是因為他被我所吸引，後者則是因為他無法染指我。他本想做些冷靜的評論，可說出來的卻是尖刻的話。我怒不可遏，心想：「他怎麼敢如此無禮！」
進入六十年代以後，我在一場派對上看到一個身著超短裙的年輕女人，因為裙子太短，她的胯部在緊身的白色內褲中若隱若現。一天晚上，她換了一身「民族」風格的長裙席地而坐。裙子的滑動令她的腳踝露出了一英寸左右，坐在她近處的一個男人大方地欣賞著這幅美景。她向這個男人輕蔑地一瞥，倏地把裙子拉下來遮蓋住了雙腳。年輕女人有時會裝扮得像一個誘人的性器官——無論她們對此是否有意識——看到男人們的反應時，她們會喃喃地斥責「下流畜生」。同樣，她們也會認為「我新塗抹的靚麗口紅，我全新的嬌軀、光滑的雙腿……這些都在我的思想中，它們只是我的事情、我的財產，跟眼前這個無禮的男人沒一點關係，管他是不是我的同志！」
我騎著自行車穿行在返程的林蔭道上。寶寶緊抓著小椅子的前扶手，兩條小腿伸在身前，太陽帽的帽檐下，她隱忍地皺著眉頭。
現在不得不提到一個謎一樣的事。我在大部分的童年時光里都對嬰兒和小孩非常喜愛，我也曾一直期待著可以同樣地疼愛約翰，可這個小傢伙總是想從包括我在內的所有人的懷抱中掙脫出來。簡應該可以很開心地在一個膝蓋上或愛的臂膀中度過每一刻，但我卻將她拒絕了。這並非說她沒有得到擁抱和疼愛，只不過從我這裡得到的不夠多。（「媽媽，抱抱我。」）我會在以後重拾起對嬰兒和小孩的喜愛之情。我在保護自己，因為我將要離開。但我並不知道，當然也不能說：「我要做出無可原諒的事情，我要離開兩個年幼的孩子。」
一連好幾個星期都出現了一種很荒謬的情況——人們都在談論著我的離開，可事實上我還在這裡。煩躁不安的弗蘭克對我說：「你可以在外面待得足夠久，直到清醒了再回來。」對於這件事，瑪利亞態度堅決、不肯饒恕，她曾非常讚賞我，覺得我和弗蘭克之間是美滿的婚姻。作為女性美德的化身，多拉對我表示了支持。在公眾場合，她也許會嘆著氣說：「哦，親愛的，哦，親愛的，這可真令人感到悲傷。」但我們兩個單獨相處時，她卻會對我說：「這對你有好處，真希望我也有你這樣的勇氣。」多拉住在我們家，作為兩個男孩的母親，她也曾渴盼生下女兒，因此她很喜歡簡。她和曾經照顧過簡的那位女鄰居溫柔地競爭著，兩人都期望自己能夠得到簡的偏愛。與此同時，我在白天的某些時段和晚上的時間都跟同志們待在一起。聽我自言自語地說著要離家的事情，他們終於對我說：「要麼去要麼留，我們已經聽你說煩了。」無論如何，至少我不用跟他們解釋說我必須要離開的是一種生活方式——他們認為，「白人文明」應歸入「歷史的垃圾堆」。（這一表述如今已經停用，但讀來也有益處，它曾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他們的想法至少超前了四十年。
對於我要離開這件事，我不僅跟家裡的每個人以及我的同志們談論，也跟自己的寶寶說起。真正理解我的人是他們兩個，就好像我回到了他們這般大小，又或者他們邁入了我的年紀。我跟約翰一直都是一種朋友關係，我們總是相處「融洽」，即便他生龍活虎的精氣神會讓我掉下眼淚。簡是如此溫柔順從的小生靈，跟她在一起時，我內心的柔軟也被自己那未曾承認的內疚觸動了。我對他們解釋說：「你們以後就會理解，我為什麼要離開。」我要去改變這個醜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