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話局的辦公時間不是很長。我報名參加了一所秘書學校的夜校課程，為的是提高自己打字和速記的速度。同時，我還去應徵了招聘廣告。我只有一個資格證，那就是駕駛執照，但在當時，女司機這種職業還前所未聞。有那麼兩次，我發現給我面試的僱主一臉驚奇，錯誤地理解了我的意圖。我還去了《先驅報》求職，差點兒成了一名為新聞加註的工作人員。
因為在希曼斯利店所取得的成功，我爭取到了一個面試機會（或許還可以順道聊聊天），面試官是巴博爾先生。他經營著鎮上最大的女裝店，本人還是一名鎮會議議員，是重要的公眾人物。他說願意聘用我為櫥窗布置人，但他準備支付的報酬卻意味著我只能去住那些可憐姑娘們住的旅店，他還向我推薦了一處接受國家補貼的旅店，「跳跳虎」當然提醒他說他這是在利用公共職位壓榨廉價勞動力。但麻煩的是，他把厚顏無恥當作了一種對抗手段。他很樂意就此事的優缺點跟我辯論，只要我想，辯論多久都可以。在這以前，我還從未見識過利己主義居然可以被說成公益事業，要知道，我可是在世界上最令人費解的思維方式下成長起來的。巴博爾先生告訴我，獲利就是成功的證明，商業成功符合這個新國家的利益，鎮議會為他的女僱員們提供住房補貼的做法是在促進普遍繁榮。
我在電話局裡工作了一年。聽到我說曾做過電話接線員的時候，大多數人都會感覺不自在。「已經不錯了，」他們大概會認為，「如果你已經忘了那段不幸的經歷的話。」（「互惠」這一斯文的表述改善了保姆的形象。）電話接線員的工作很適合我。我完全能理解，在被問到為什麼要忍受、要繼續做那些單調重複的工作時，女人們會說，因為在做這份工作時我可以想我所想。
我用了一天時間學習工作程序，這就像學騎自行車一樣，學會後立刻就變成了慣性行為。如今或許只有非洲或南美洲的一些邊遠小鎮才會有這種電話交換局。工作時，我需要戴上一副頭戴式受話器，從面前的平板上拔下電線插頭，將它安插進垂直操作板上的插座中。通過這種方式，南羅得西亞的人們可以跟外界取得聯繫，比如約翰內斯堡或開普敦，甚至倫敦。沿同一道路上修建的幾個農場也會合用一條電話線，不過通過電話合用線聯繫兩處農場會花費不少時間。舉個例子，把一處位於索爾茲伯里附近的農場和另一處錫諾亞附近的農場聯繫起來，可能會耗費半個上午，原因在於農場上的人們常常在地里，或是去外面檢查動物的情況，聽不到電話的鈴聲。我還緩慢地閱讀著書籍，不過也不像想像的那麼偷偷摸摸。在這裡，我讀到了《復活》（Resurre），也知道了在這個「年輕」的國度里，我所認識的人們也許可以匹配上這本書中的所有字眼兒。如今讓我頗感興趣的是，當時的我對文學作品的看法——托爾斯泰對自己身為土地擁有者的自責，以及他對自我的看法，都受到了宗教的影響。
我工作的地方有十來個姑娘，另外還有一位管理人。電話局裡的生活關係可以用一個詞來形容——夥伴。前不久，一位女士告訴我，說當初我結婚後，她就去了電話局接替我的工作。我問她對那裡有什麼看法，她說起初感覺很可怕，但我對她很有耐心，還說我是一個性格安靜而且很有思想的人。我很高興她能這麼說，因為我只記得那個聒噪活潑的「跳跳虎」——當時，我的社交生活正是「跳跳虎」打理的，她片刻就把我推入了酒池和舞會。
與此同時，就像在《瑪莎·奎斯特》中提及的那樣，我見到了一些當地的激進分子。大家說起他們時都會放低聲音，語氣中透露出厭惡，因為他們是一群帶有煽動性的危險人物，更重要的是，他們親近卡菲爾人。一天下午，多蘿西·施瓦茨（她後來成了我的朋友）來到電話局找我。她告訴我，她聽說了我對土著問題很感興趣，也許我應該去見一見左翼書籍俱樂部的那些人。他們是一群沒什麼骨氣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不過聊勝於無。在殖民地，你不必費心去問別人如何聽說你的，無趣的生活給了流言蜚語最好的土壤。
那天下午，我所遭遇的失落感令我的反應有些誇張。但有一點需要記住，這些人是最具冒險精神的人，他們站在思想的最前沿。其中，最難對付的是女士。她們全都是吉普賽人的樣子，身上晃蕩著一串串彩色珠子，穿著匈牙利上衣，拖著亞麻裙子。一整個下午，她們都在抱怨命運的無情，而這些抱怨直指那些應該道歉的男人，是他們讓自己生活在這兒，被孩子拖累，令自己無法成長。她們抱怨男人們都是惡棍，是罪犯。但難道不是她們自己選擇結婚的嗎？我（默默地）譴責著：難道她們是被迫生的孩子？有誰用槍抵著她們腦袋了嗎？（兩三年後，我可能會說，用槍抵著她們的是戰爭。）不是有三個黑人保姆在伺候她們嗎？或許，觸發她們自怨自艾的，正是那個用鑽研的眼光望著她們的非常年輕、引人注目，且無子女牽累的女孩。
三個丈夫，三個妻子——這些人惡意地揣測著那些沒有到場的成員。他們都抱怨說，真應該去參加西班牙內戰……這在我聽來不太舒服。
我準備離開的時候，他們讓我別再訂閱《觀察家》（Observer），因為它的內容過於保守。他們讓我馬上訂閱一本《新政治家》（ates-man），可我連聽都沒聽過。這讓我想起了那些指導者，他們無疑都對自己的資歷自信無比，教我只吃蔬菜或肉，或避開乳製品，或者不要吃任何未煮熟的食物。
因為不喜歡他們，我直到四年後才加入了左翼書籍俱樂部。但我並沒有在《瑪莎·奎斯特》中寫明自己如此厭惡這些人的主要原因——這跟瑪莎·奎斯特無關。讓我不能原諒的是那些女人如此輕視和貶低自己的孩子，當著面說他們是麻煩，是負擔，是多餘的東西。不錯，他們的確還只是一群小傢伙，但我記得在自己很小的時候，聽到這種話時有過怎樣的感受。
我想把自己打造成精幹秘書的計畫沒到一個月就泡湯了。很快，年輕男人們就來到第二大街敲響了我的房門。這個鎮上，在女孩看來，年輕男人太多了，或者換句話說，在這些男人看來，女孩太少了。這些男人所處的階層包括體育俱樂部，他們也是鎮上的鍍金青年……迷人的女孩經常這樣誤解。這裡曾經有過很多女孩嗎？或許是吧，但我也只是想想而已。
芳齡十八歲，黑髮黑眼，身體良好——這之後的數十年，我的形體發生了有規律的變化——纖細、豐滿，嚴格節食後又纖細，然後再豐滿。我的身體洋溢著生機和活力。按照蕭伯納的說法，我挑了一對不錯的父母。我知道，我的先天身體條件不會比這更好了，但我卻濫用了這份饋贈，好像健康永遠不會被透支一樣。在農場上，十六歲的我點燃了自己的第一支煙——儘管許多年裡我一直都厭惡著父母那被熏黃的手指、從他們的捲煙里掉落的煙渣，以及他們對吞雲吐霧的熱切目光；儘管我曾那麼多次想「我不要，我就是不要」——當吸進第一口煙時，我沒有任何不適，甚至覺得自己就是為此而生的。於是我欣然地吸起了煙，就這樣吸了四分之一個世紀。
剛到體育俱樂部的游廊，我就開始喝酒了。每個人都在喝酒，無論在哪個地方、哪個國度。這是對權威嗤之以鼻的機智做法。但在南部非洲，人們的喝酒方式像是專門為了將損害進行最大化。在午餐時間，男人們會走出辦公場所去旅館或酒吧飲酒，但常常不吃飯。六點鐘，伴隨著著名的日落時分茶飲，每個人都狂熱地投入到了飲酒的行列中，並且會一直持續到兩三個小時之後的晚餐。期間，他們並不進食任何東西，即便有，也可能只是一粒花生或者一塊炸薯片。在電影院的時候，我們也有可能只是喝酒，不吃東西。我們經常跳舞、整夜飲酒。我們飲用了很多城堡釀酒廠里出產的啤酒，當然還有開普省白蘭地和薑汁啤酒的可怕混合物。男人會在有能力支付的情況下買威士忌酒，女人們飲用的是姜酒——薑汁酸橙酒、薑汁檸檬酒、薑汁補酒，還有皮恩杯酒。我們會喝許多利口酒，也許是因為它甜度很高，而我們的血糖又低，反正大多數晚上，我們上床睡覺時並不會感到不適。我經常宿醉，雖不是無法動彈的那種，但感覺也不太好，會無精打采。喝醉酒的男青年總會沿著「Z字型」走路，醉酒了的人總是鬧笑話。一群熱心的女孩會安頓那些已經喪失了行動能力的青年們上床睡覺。從母性的角度來看，無論年齡多大，男人們終究是男孩。不久前在愛爾蘭的一個鄉村小鎮上，我參加了一場婚宴，也在那兒目睹了非常嘈雜的場面——男人們放縱地喝著酒，快活得不行。女人們則在無聊地靜坐著，每個人手裡都有一杯雪利酒，她們等著到最後支撐男人們回家，安頓他們上床睡覺。
當時的禮儀和風俗在《瑪莎·奎斯特》中都有描寫，而且那「就是」事實……好吧，至少說差不多都是事實……氛圍是事實，口味、質地、香味也都是事實。可有時候，許多人物的特徵被黏合在了同一個人身上，當然這其中的故事也經過了整理。一部小說就是一個故事，但生活並非這樣，它更多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