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曾經放棄信仰、學校，離開家去當保姆一樣，我的生命中迎來了新的突變——我準備回家寫一部小說。這些變化，或者說「轉變」，其實並不唐突，它們只不過是在視野之外緩慢發生的新的物質或感覺積累的結果，不同於前一種處於主導地位的物質和感覺。
我已經喜歡上了這戶人家，尤其是那個寶寶。對賈斯柏，我充滿感激。在我看來，我的床伴就像一隻糾纏不休的小狗或小貓，需要我的愛撫和輕拍。至於女主人，她對我而言再不是那個穿著農婦裙、留著辮子的單純「少女」。不管怎麼說，在那一年多的時間裡，當她心滿意足地以主婦的姿態坐在沙發里、低著眉眼做女紅時，難道不是我在替她做所有的事情嗎？
很多年以後，我在候機廳里見到了她和她的丈夫賈斯柏，當時他們兩個相對而坐。她已然是一位年老的少女 ，灰白的辮子上裝飾著冠狀頭飾，眼睛一直注視著丈夫，她的丈夫儼然成了一個巨大而可怕的脂肪堆。從前，他一直以恩賜的態度對待她，可眼下，她正帶著溫和且真誠的笑意對他說：「親愛的，該吃藥了。藥片在你口袋裡……你能夠到嗎？需要我幫你拿嗎？」
看到朋友的女兒舉止粗魯時，我會站在朋友的一方，心裡升騰起憤怒，開始討厭起那個女孩……可是等等，看到女孩生氣地低垂著雙眼，冷淡地緊繃著嘴唇，我問自己，你忘了自己過去是什麼樣嗎？……於是我就會對可憐的朋友說，你沒注意到嗎？她覺得你在威脅她，因為你對她太強勢了，她害怕被吞噬。「什麼，我怎麼會威脅她？」的確，我們中很少有人會認為自己強勢，儘管有一個脆弱的小生命正僅憑著一絲運氣漂浮在暴虐的大海中。於我而言，威脅我的並不是父母的強勢，而是他們的脆弱。
「我不要！我不要成為戰爭的受難者。」
許多個夜晚，我曾坐著聽無線電里傳來的紐約新聞，還有希特勒的咆哮和叫嚷，以及一些德國人高聲的響應：勝利！勝利！ 我感到害怕。那個男人的身份、聲音幾不可察地撥動著我的神經，以至於別人的勸解對我沒有起到任何作用。「你怎麼啦？那個人離我們有數千英里遠呢！」
一同坐著的還有我的父親，那個遭遇背叛的男人。他多年以來所說的話正在成為現實，但他不必說「我早就告訴過你」——歷史正在為他說。他曾說，瞧著吧，德國人會重新回到凡爾賽宮。可沒人聽他的話，也沒人聽其他老兵的話，就像現在沒人在聽丘吉爾說什麼，但他卻知道人們需要什麼……我們還看到了史蒂芬·金·霍爾的《時事通訊》（Newsletter），裡面披露了不少真相。
當時也有一些英國猶太人散發的煽動性小冊子。對英國的上層階級而言，這一派很有吸引力，因為他們稱失蹤的以色列一族去了英國，說我們是上帝的選民（不是猶太人嗎？他們只是弄錯了，僅此而已。）還說上帝已經選中了我們去統治世界，而大英帝國正在做的就是履行這個神祇。善惡大決戰已經提上了日程，很快，耶路撒冷就會出現七百萬具屍體，俄國和德國將結為同盟，而英國和美國的軍隊則化身為邪惡的代表，與上帝決戰。
這是最為簡單的信條，只要以一個用途多樣的文本作為依據，結合邏輯推理，就可以實現——例如藉由《聖經》或占星家就能證明。如今，我彷彿仍可以聽到父親喋喋不休的憤怒抱怨，那是一個病患和失敗者的聲音。我彷彿仍可以看見母親垂著眼睛坐在那裡，用手指撥弄著耳邊的灰白頭髮，身體僵直著；父親則好像在強忍一種不可抗拒的衝動，幾乎要從那張破敗老舊的椅子里跳出去，隨便逃向哪裡都好，只要不再禁錮在母親的噩夢裡——日益病重的丈夫，粗魯敵對的女兒，禮貌疏離的兒子。
除了希特勒，還有衣索比亞的墨索里尼。在我父母看來，西班牙的那場戰鬥正是歐洲戰爭的端由。
在田地的邊緣，我倚著一棵樹站著。這片土地上的煙草沒能收穫，但這種作物正在為其他農場主帶來財富。我望著眼前暴烈紅艷的落日，使勁兒想著西班牙，就好像我已經到了那個國度。我為什麼不能去呢？當時正有一支英國勁旅在為挽救民主而戰鬥，如果我試一試的話，也許就可以去英格蘭，就可以……可我的車費從哪裡來？我才十七歲，他們也不可能讓我去……我讀過的一些書中，法國、俄國、塞爾維亞的女性會開救護車、當護士、經營戰地醫院，我的母親也對過去的皇家自由醫院無限懷念——所有這些都發酵成了夾雜著憂鬱的快樂情緒，成了青年人吸收的天然食物。狂熱之情是戰爭釀造的有毒食物，它讓人痛苦，但又暗自驕傲。這也是一名老兵的另一面。
「我從來不知道還有那樣的夥伴！」
悲傷的韻律，哀傷的輓歌……
葉落了，
每一片我的手指都認得，
踩過去，
深色的葉脈隨腳步綻破，
每一片都曾出現在我的日日夜夜，
我的血就是它們的……
這首詩叫《戰爭之後》，但似乎改為《戰爭之前》更貼切。
說實話，當時我已經在創作自己的第一部小說，用的正是那台從約翰內斯堡寄來的大型打字機。這是一部造作又浮誇的短篇諷刺小說，內容是對紈絝子弟的取笑，雖然我也只是瞥見過那些白人青年的做派。然而過不了一年，我也會成為他們那樣的人。他們虛榮做作、享有特權，跟黑人們的生活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我當時並不具備寫這部小說的知識，後來我因為羞憤而把它撕碎了。接著我又創作了另一部小說，在恍惚的狀態下非常快地完成了。這一次我的靈感來自華茲華斯，他的小說簡直無處不在。我心中有些忐忑，一是因為他的韻律限制了我，二是因為我知道他的作品不大可能是最佳的樣本。
與此同時，人人文庫出版社正在為我提供更好的讀本——書籍一捆捆到了車站，再裝進郵袋中送到我這裡。在拆開包裹時，我的心臟猛烈地跳動著，我渴望看到新興的文學作品。我讀了很多，尤其是大衛·赫伯特·勞倫斯的小說。可他的文字肉慾感太足，對英格蘭或義大利的再現也太過直白和強烈，因此在閱讀《亞倫的杖》（Aaron''s Rod）以及《彩虹》（The Rainbow）時，我好像真的置身在了那些地方，彷彿看到了義大利「兇猛的」山巒，進入了英格蘭的藍鈴花叢。這些對我並無益處，它們自成一體，太過自我。
儘管受到了勞倫斯的影響，但我自己寫的東西根本沒法讀第二遍。我撕碎了千言萬字，繼續練起了短篇寫作。
未來的其它可能性也正在積極地湧向我。母親說我應該做一名護士，就像她一樣。我開車送她去了索爾茲伯里，父親則被獨自留在家裡待了一整天。我當時已經得到了駕駛執照。十六歲生日時，我一個人開車去了班基特警察局。到了那兒，一位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新來的英國南非警察坐進了我的副駕駛位。「開到那兒去。」他下指令說。我沿著一條叢林路向前開了五十碼。「停，」他說，「掉頭開回去。」我按指令完成了動作。「現在開回警察局。」瞧，這就是駕駛考試。警察已經對農場主的孩子們見怪不怪了，知道他們早已有了多年的駕駛經驗，只等著參加一場考試，很多時候甚至沒開出幾碼就拿到了駕駛執照。
在索爾茲伯里醫院，母親穿戴著精緻的帽子和手套，她坐著，把手提包平放在大腿上。正對她的是坐在桌子後的護士長。一個女孩正悶不吭聲地望著這兩個處於對峙狀態中的女士，暗自嘲笑著。她既希望自己能被留下來，又希望被拒絕。
母親說，我的身體結實得像頭牛，當然，頭腦也很聰明，雖然沒有什麼證明書可以證實，但不要緊，而且年齡小也不是問題。那位護士長並不怎麼待見倫敦皇家自由醫院護士的屈就，而且她也預見到我會成為一名違紀的、不聽話的護士。
接下來……「你想成為一名獸醫嗎？」一位剛從英格蘭過來的年輕男人這樣問道，我開玩笑說自己對彎角羚有一份特殊的感情。結果，我因自己的玩笑話吃了苦頭，因為他邀請我參觀了一場極其噁心的手術——我決定為讀者們略去那些細節。我意識到，如果這就是獸醫的工作，那這份職業，我可接受不了。不過，我本可以成為一名獸醫，或一名醫生。我甚至可以成為護士長，畢竟我和我的母親一樣能幹。最好的情況是，我能成為一位農場主。懷著強烈的渴望，我也在私下裡暗想過，如果幸運之神眷顧我，讓我成了一個引人注目的物理學家、時代的冒險家，那麼我可能會有什麼樣的舉動。
我開啟記憶模式對1937年做了描述。
那一年，我寫了兩部糟糕的見習小說。
那一年，我遇到了人生中第一場偉大的愛情。他在近旁的一處農場當助理，二十五歲。他跟其他助理全然不同，內向、自重，態度中流露出一分神秘。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他從不無所顧忌地表達想法。他從英國訂閱報紙，聽英國廣播公司的節目。儘管不能挑剔片區里人們的舉止和習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