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說，我的十四歲是「不成功，便成仁」的一年，是「或沉淪，或遨遊」的一年，是「決一死戰」的一年，因為在這一年裡，我跟母親做鬥爭。我就是這樣看待這一年的，事實也的確如此。
我們的主戰場在穿衣問題上。我有個表妹在英格蘭，她擁有一切我母親想要給我的東西。她在一所很好的女子學校讀書，她母親寄來的每封信里說的都是金錢，以及聰明的朋友。她的衣服被打包成精美的包裹寄送給了我，一層層棉紙下的衣服跟我母親的一樣精緻，雖然她的那些服裝早就已經被孩子剪著玩了。我如今仍記得，其中一件蘋果綠的絲綢裙子裝飾著小褶邊和泡泡袖。表妹比我小很多，所以尺寸不合適，而且這些乖巧的小衣服也永遠不可能在片區里穿。要穿著去哪兒呢？又怎麼穿出去呢？人們看見都會笑死的。愛麗絲·拉特注意到了我的反常行為，她很擔心——擔心我的母親。她試圖把我救出去，於是很機智地邀請我去她家裡。可這沒什麼作用。我知道母親想要的是什麼。她嘮叨著指責我，不斷把那個有教養的小女孩的衣服展示在我面前。「喂，至少穿上試試啊！」它們對我來說太小了。她瘋了，我暗自哭泣。
那時候，母親的確有點「瘋」了。我們還為食物爭吵。我已經漸漸發現，我胖的原因在於吃太多。我胖嗎？倒也不，可我確實是「胖乎乎的跳跳虎」。每次就餐時，我都會嘗試著節食，可母親卻一臉憂慮，總是想把我的盤子堆滿。
不知怎的，母親突然開始擔心我獨自一人待在灌木叢里。過去那些年裡，我有時會遊盪到離家數英里之外的地方，但又機智地並未說出我走了多遠。可現在不一樣了，這成了一個原則問題，我被要求說真話。我跟母親吵了起來。
「要是他們真有那麼危險，那為什麼並沒有人強暴過我？」
「你說得不錯，可凡事都有萬一！」
「瘋了，瘋了！他們全都瘋了！」
我大聲嚷著，跺著腳走出了房子。
青春期的女孩會對父母做出一些十分奇怪的事。南希·米德福德曾描述，她的父親嘮叨著說她們怎麼就沒成為白奴交易的受害者？我猜想，或許那些被謹慎監護著的女孩在邪惡的倫敦也面臨危險的處境？那麼，這又怎麼解釋呢——有一位父親幾小時地坐在寫字椅里凝望著外面的山巒，他的女兒正躺在山丘下的一處灌木叢下看書。他把女兒叫進來，對她說：「到了英格蘭，千萬不要跟陌生人說話，尤其是女人。她們會坐到你旁邊，給你注射一種藥物，當你醒來時，你就會發現自己到了里約的妓院。」
瘋了，瘋了，瘋了！我只是無聲地哭泣著，父親病得太重，我不能跟他吵架。我氣呼呼地走在灌木叢里，難受又氣惱，驀地又生出了沮喪和憐憫的情緒。遠離母親的時候，我就能流露出一定的同情。這兩個病態而幾近瘋狂的人是我的父親和母親，是戰爭，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搞垮了他們。許多年裡，我在腦海中都清晰地構想著，如同一幀幀電影畫面一樣。如果沒有「一戰」，他們會過著怎樣的人生？她是一個快樂幹練的英國女人，也許正組織著不列顛婦女協會，或者在做著護理工作。她不會跟我有太多的共同點，但關鍵是她能夠成為她自己，而不是淪為這個飽受折磨、忙碌憂慮的受害者。我也會想像「一戰」前的父親，但我想像不出他生命中任何一種其他的選擇和可能性，可我確切地知道一件事：父親曾結實健壯、精力充沛、行動自如，他本來可以一直如此，可現在卻是一個殘疾人，再沒什麼康復的希望。我在灌木叢里來回走著，偶爾坐到蟻冢上，我憤怒到要發瘋，腦子裡想著父母現在的樣子，還有他們本可以擁有的樣子。由此想來，如果讓戰爭成為不可能，那麼世界上也就都是完整的、健康的、理智且了不起的人了……我的思想居住在烏托邦中，一半是文學，一半是現實生活的對立面。在這可愛而充滿愛意的社會裡，我將黑人也想像了進去，尤其是黑人孩子們。到處都是友善、慷慨、快樂的人，沒有人離開城市去作戰，黑色人種、棕色人種、白色人種，所有的人都和平共處……
美夢……我的父母迷失在美夢和幻想之中。許多年裡，父親一直在淘金，挖掘著天井和溝壕，尋找著裡面的礁石，現在這幾乎成了他的主業。農場上的勞作當然也正常進行著，維持著我們的生計，但甭指望藉此發橫財。是的，如果走運，找到一處礁石倒是有的。他們兩個焦急地盼望著彩票結果的揭曉，甚至還買了愛爾蘭彩票。
每天晚上，我們全家都會通過收音機收聽來自倫敦的新聞，它的開頭是大本鐘發出的洪亮聲音，就像天主教教堂里的鐘聲一樣莊嚴肅穆。父親大為光火地指責英國政府的愚蠢及其對希特勒的漠然無視。我們也聽到了希特勒的咆哮和胡言亂語。我幾乎聽不下去了，要安靜地坐著聽父親說話很不容易，糖尿病患者的個性正主宰著他，他變得多疑易怒、自憐暴躁。我的父親去哪兒了呢？
天啊，這個青春期女孩性格中那無情的一面變得更加尖銳，她開始懼怕自己也會步入同樣的命運。「我不要，我不！」像念咒語一樣，我重複地告訴自己。與此同時，我的父母也在觀察著對方，他們的所見也跟我差不多。作為一名護士，母親了解糖尿病患者的所有個性，在她眼前，英俊勇猛的丈夫正在無可避免地墮落。至於父親呢，在他眼前，有一幕場景已經出現了多年，而且在以後的幾年內也會如此。母親把什麼東西忘在了茶盤或餐桌上，她像被橡皮筋拉住了似的從椅子里跳起來。她低著頭，神色慌張，步履匆忙地去取茶匙或毛衣，就像在躲避火災或斥責。這時心神不安的父親開口說：「看在主的分兒上，老太婆，坐下來吧。」母親從來沒有安靜的時候，她把自己弄得筋疲力盡。她跟「男孩兒」說話時，我聽到了她那斥責的、急切而又挑剔的語氣，話里是滿滿的嫌惡。有太多的白人婦女都這樣對待家裡的僕人，如今在南非，許多白人家庭仍這樣。父親很反感母親跟僕人的相處方式，因此責備了她。「可他們是真的令人感到絕望啊！」她哭道，由於痛苦，臉色開始發紅。
「我不要，我不要……」我一遍遍默念著，逃離了這裡。母親那喋喋不休的聲音也被我拋在了身後。她說我沒有前途，還說我離開學校讓她丟臉了。
弟弟回到家後，她又開始對他嘮叨起來，因為她已經無法掌控他。弟弟已經變得禮貌而冷靜，表面上似乎是在聽她說話，實際上並沒有理會。他跟著父親去了田地里，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情。但無論如何，他還在讀書，那才是他的正業，他的職責所在。母親不停地對弟弟說，他必須加入海軍或者陸軍，必須「離開這個二等國家」——每句話都暗示著要他必須離開他的國家，離開灌木叢、土地，還有山水。
我問弟弟：「你為什麼不反抗她呢？」
他卻回答：「哦，她說得都對，真的。」
他似乎對什麼都不太在意，就是說，一切涉及情感方面的事情他都沒有在意，將這些都阻擋在外面。至於父母，他已經不再稱呼他們為「父親」、「母親」或「爸爸」、「媽媽」，甚至都不直呼他們的姓名「邁克爾」、「莫德」。直到他們去世之前，他都疏離地稱呼他們為「哎」和「嘿」。
我又一次離開了家。我威脅著要離家出走，心裡說不上是喜悅、苦悶，還是挑釁。當然了，跳跳虎一如既往地笑了，可我真的再次離開了家。我去了位於烏姆塔利的詹姆斯家。詹姆斯太太就是盧姆巴福帕克公園學校里那位親切的女總管，如今她住在鐵路沿線的一間小屋裡。這座小屋就坐落在鬱鬱蔥蔥的熱帶花園中，裡面滿是番石榴、芒果、桃子和西番蓮。住在一起的還有她的女兒奧德麗、兩個兒子，還有一個身材不高的聽話丈夫。同樣，有教養的人也過著窮酸的生活。還有什麼比這更糟呢？後來我把這段經歷寫進了《重返故鄉》一書中，可我當時面臨的真實情況是，在那兒有「一夥」美國人做派的年輕人，他們都比我大，主要做的事情就是約會、聚會、野餐以及跳舞。對他們來說，小兩歲的我實在太年幼了。
郵局送來母親給我的信件，信里的內容瘋狂且雜亂無章，滿滿十頁或二十頁，每一段都在數落我的罪行、譴責我的自私和固執，還威脅我說，等待我的會是貝拉的妓院。「像你這樣的女孩都只能去那兒，等著瞧吧。」類似這樣的話鋪滿了一頁又一頁。但我住在一個最為傳統的家庭里，飯前都會做禱告，每一句話都在嘆息著向上帝發出求助。我不忍再看這些信，也無法想像，在人類普遍的瘋狂行徑中，這不過是一個微小的癥狀而已。
當時還發生了一件事情，我一直沒能把它忘記。在老烏姆塔利的一座教堂內正在進行一場午後活動，黑人和白人都在樹下漫步著，喝著茶水，吃著糕點。因為之前從未在社交場合跟黑人們平等相處過，所以我既感到欣喜，又有些好奇，還有點懼怕，不知道自己應該怎麼去做。看到兩名上了年紀的黑人男子都手握著茶杯站在那兒，我徑直走向了他們。我說著母親尤為擅長的社交話，只有我不停地說著，他們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