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座坐落在山頂上的房子和當初移民們建造的房子差不多。移民到達殖民地時常常很貧苦，房子通常是磚石或瓦楞狀的鐵棚房，裡面分隔著一兩個小房間。早些年，一個非洲家庭往往擁有一片棚屋群落，每一間都有不同的功用，是當時最惹人注目的房子。移民的群落中常建有六個由茅屋、磚石或立柱和泥土搭建的房子，有時會用長滿金色葉子花的藤架連接在一起。地板是由磚塊或紅水泥鋪就的，但通常是搗碎的糞便和泥漿混合成的。非洲人的棚屋沒有窗子，而白人住的房子總會留一部分，有的是落地窗的樣式，裝上薄紗後看上去就像鳥籠。地板上鋪的是蘆葦席或動物皮，床是由條紋狀的牛皮覆在枝幹上搭建而成的。傢具店遠在好幾英里之外的索爾茲伯里，傢具的運送都是通過拉貨車進行的。但即便有火車代勞，從車站將桌椅運到各個農場也是一段艱辛的路程。經常會有農場主破產，大多數時候，他們會舉辦農場售賣活動，將各農場的傢具加以回收利用。倘若某個黑人男子看中一塊粗木，那麼傢具的材料就從這棵木頭下手，加上廢棄的汽油桶或石蠟箱子，就可以進行簡單製作了——把這些四加侖容量的罐子兩兩裝入一個桶，就成了長沙發。或將兩個或四個桶倒置過來，橫上一條木板，再放上桶，這就成了餐具櫃、寫字檯、梳妝台。由麵粉袋改裝成的帘子為這些空餘時間完成的手工勞作增添了一份情趣。運送到農場來的麵粉是用白色厚袋子裝著的，這些麵粉袋洗過之後就會軟化，而且易於染色。當然，有的帘子是由繡花麻布做成的。
就算手頭確實很緊，有一件物品是必須購置的——以木材為燃料的卡倫多佛爐子，幾乎所有的農戶都有這麼一個爐子。一個初來乍到的年輕移民可能會在一座泥屋裡住上一段時間，在波紋鐵棚下的廚房裡，他可以用這樣的爐子生火。
早期的移民房子曾被加高過，後來又遭到了拆除，取而代之的是標榜著成功的、有天花板的實心磚房屋。作為主要的農戶住宅，裡面有很多房間。
人類從未丟失過發明創造和即興發揮的才能。即便房子的主人是「支票簿農場主」（1988年，我聽說人們曾出於嫉妒心理而這樣稱呼一個黑人農場主，即便這位農場主並沒有支票簿），房子里也會裝飾著麻布，或是染色後的麵粉袋帘子。也有可能是紅、橙、藍三色羊毛線刺繡的、幾何貼花圖案（幾何圖案在「爵士時代」正當潮流）的帘布。我曾親眼見過一個放滿了古董的農舍——裡面的古董都是真正的英國貨和蘇格蘭貨，卧室的窗戶上掛著磨光印花棉布，睡床周圍是棉布的帷幔,或是繡花麻布製成的防火簾，四面牆壁處堆滿了由上過漆的汽油桶做成的書櫃。
我們家的房子跟這些早期房屋只在外形上有所不同：它是長形的房子，被隔成了多個房間。在一張拍攝於19世紀90年代初期的照片上，有一家醫院跟我們家的房子很像。那家醫院先是由帕特里克修女院長打理的，後來則由護士們經營的醫院——多米尼加的修女們是最早踏足這塊殖民地的女人。那家醫院前面是一個個的游廊和門廊，別的房間通過一段藤架被接到房子上。至於內部裝飾，我家的房子則要優於絕大多數房子——我們在客廳里擺放了一個由灌木加工而成的餐桌，這樣就可以邊吃飯邊欣賞山丘下的風景；淺灰色泥牆沒有再進行粉刷，因為它和自由百貨里買來的窗帘非常搭配；其他椅子、書櫃和一把長靠椅都是從農場售賣活動上購置的；寫字檯是上了色的汽油桶。透過房間里的蚊帳，約翰·威廉·麥克維格和他的第二任妻子（持有異議牧師的女兒）可以望見游廊,以及成排的裝著天竺葵的綠漆汽油罐子和石蠟罐子。隔壁是我父母的房間，裡面有優質的床墊、床上用品、自由百貨窗帘和波斯地毯；汽油桶做的架子上放著銅質臉盆和水罐。旁邊的房間最初是我和弟弟一起住的，後來成了我的房間。房間的地板上鋪著蘆葦席，床單是染成橘色的麵粉袋子，臉盆架和衣櫃漆成了橙色。盡頭的小房間里也有蘆葦席、汽油桶改制的洗臉台和衣櫃。畢蒂·哈洛倫曾在那間屋子住過一年，她用靚麗奪目的絲綢給麵粉袋窗帘都綉上了花，這些絲綢的顏色二十年後依然鮮艷。
除了這些，我們的房子沒有其他特別之處了。每天早上，我們需要為油燈添油，因為那時的農場還沒有通電。茅屋下的水車帶有兩個並排放置的木桶，水龍頭絕不能漏水，因為每一滴水都是來之不易的。沉重的水桶都是牛從山下費力拉上來的，每周三四次。山下20碼處的廁所像是一個鑽了孔洞的包裝箱，因為下方是二十英尺深的坑，整個小屋就坐落在那兒，門前掩著一戶茅草屏。鐵絲網圍成的雙層牆裡堆滿了木炭，上方的容器里不斷有水緩慢地留下來，加之紗櫥里不斷有風通過，因此裡面的食物能夠得到冷藏。要是有一個農舍接上了電、用上了活水或者安置了室內廁所，鄰居們都會被邀請來參觀，所有人都在分享著這份成功的喜悅。
我的母親應該是猛然間意識到了，她所期待的事情一件都不會發生。
就在不久前，我收到了一份尚未出版的個人回憶錄，裡面講到一位年輕的英國女士帶著孩子來到老羅得西亞的灌木地區。她沒有田地，房子也還沒蓋起來，更重要的是她沒有錢，所以不得不艱難度日，勇敢面對蛇和其他野獸，以及叢林火。她不得不學會在蟻丘里做麵包，在廢棄的汽油罐子上烤蛋糕。她討厭待在這裡的每一秒，對黑人總懷有一種恐懼和反感，所有的事情都讓她覺得難以應付。讀到這裡，我自然而然地拿她跟我的母親比較了一番。我的母親沒能如願開闢菜園，因為可能會被上漲的河水淹沒；她既不會見了蛇就跑開，也從不因為一場暴風雨就情緒失控。還有一份來自肯亞的傳記手稿，主題大致相同：自怨自艾。主人公對每件事都表現得無能為力，好像蓄意而為似的。這兩個回憶錄都讓我回想起母親經歷過的最糟糕的事情。很難相信，面對荒野和其他重重考驗，這兩位作者的頭腦里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是否還屬於中產階級，是否還是『有教養的人』？」
母親也因為自己的近鄰不是來自英國中產階級而有些悶悶不樂。對於母親選擇鄰里的偏好，父親一定是有所察覺的。既然這樣，他又為什麼會選擇定居在這樣一個距離「有教養的人們」數英里之遠的地方呢？有沒有這樣一種可能：他根本不知道這件事對我母親來說有多重要；又或者，他將全部氣力都用在了尋找土地上。隨後，他不得不重新開闢一個農場，開始一段和想像不同的務農生活。父親一直都夢想著做一名農場主，但他記得的一直都是孩童時看到的英國務農方式。
我的父母多年來一直堅信，好的機遇能帶來成功。母親也許沒能立刻就預測到，跛腿的丈夫不可能成為灌木地區舉足輕重的人物，他們也永遠無法像博覽會誇口的那樣發筆大財。但她確實預見到了，曾經的夜宴派對、音樂晚會、茶話會和野餐活動從此將一去不復返。也就是說，她察覺到內心深處的某種東西受到了扼制。遠赴波斯的時候，她將所有中產階級的生活必需品都帶了過去。現在來到非洲，她又帶來了出行拜訪和「應酬」時穿的衣服，還有名片、手套、圍巾、帽子和羽毛扇。她的晚禮服每一件都精緻又優雅，哪怕是去政府大廈那樣的地方也絕對不會遜色。也許，她的確暗想過自己會有那麼一天。即便她曾經違抗過她的父親去做了一名再普通不過的護士，她也從沒想過要放棄家族賦予她的中產階級地位。她的孩子們將會實現她的抱負，甚至做得更好。說起到達非洲的第一年，在仔細對周遭的環境和鄰居們進行了一番觀察之後，她只是決定要晚些時候實現自己的抱負：農場不久就會成功，然後她就可以回到英格蘭，把孩子們送去好學校上學，那時候真正的生活才要開始。
與此同時，她也已經做到了自己的極致——高效、巧妙、強有力地利用了自己在灌木區和農場上發現的一切。
如今，我發現童年和成年的記憶很難調和。曾經有那麼一段時間——我已在英格蘭，正在力圖通過對記憶的嚴密把控來梳理人生，但我發現自己丟失了一整段時間內的記憶，就像出現了一個深淵，一個黑洞。年復一年，它似乎沒有發生變化，然而我對外部事件的記憶卻十分清楚。1925年1月，我們全家在里爾福迪亞。1925年1月至1927年7月，我在斯科特夫人那裡。這期間，我還在盧姆巴福帕克公園學校上了一學期的課。要把這些模糊而冗長的記憶全都塞入一年零九個月的時間裡，簡直是不可能的，所以最初我很輕易地就放棄了嘗試，不過後來卻只能努力地去回憶，回憶過去……我只得承認，從我踩著泥水（用作家裡建房時的泥灰）到後來去學校上學，這兩件事的時間跨度不到兩年。直到現在我還在疑惑，事情不應該是這樣的，可是事實的確如此。
在1925年1月至1926年9月這段時間裡，發生了一些事情。
家裡每個人都感染過兩次瘧疾，而且是非常嚴重的那種。農場的土地已經清理乾淨，農場必需品也已經安置妥當。房子蓋好後，我們搬了進去。畢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