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在王爾德寫他的《慘痛的呼聲》和《累丁獄之歌》時，他便以自己的生活證明了，最大的聰明才智以及最輝煌的天才，都不足以成就一個創造者。但他卻置其他於不顧，醉心當一個偉大的藝術家。作為把藝術視為自己唯一上帝的王爾德，是不會想到他的這位上帝不成全他這一願望的。他始終堅持認為客觀存在著兩個世界，一個是世俗世界，一個是藝術世界。世俗世界單調枯燥地日復一日地重複著，而藝術世界則是獨立而超群的，於是他便轉過身來對現實世界背向而立，一心想生活在自認為燦爛輝煌的、理想的美的世界之中。於是他又下大力氣想把自己的生活改造成藝術世界，努力使自己生活在那種協調、精美的藝術世界之中。
沒有任何人在對藝術的狂熱追求中比他走得更遠，也沒有任何人在這個時代中比他更不像藝術家。他以美來蔑視世界，而他自己呢，倘若以真正的藝術來衡量，卻幾乎什麼也算不上。他當時的作品就如同那個道林·格雷的畫像 一樣，它被以驚人的速度，匆匆畫就，搞得滿臉皺紋、蒼老不堪，而其原型卻年輕而漂亮。他想把生活搞成一個偉大的傑作，他的評價也正如他在《慘痛的呼聲》開頭部分所描繪的那樣，按他的說法，他要把自己的個性注入生活，把自己的才華貫穿進他的作品中。這話說得非常堂皇，並得到紀德的稱讚，而且還廣為宣傳。但這也不過是一句話罷了。對於生活和作品，只有同一個個性或者同一個才華也就夠了。可以肯定地說，才華絕不僅只產生一種人工創造的作品，卻與輕佻浮華的生活毫無關係，每天在豪華的飯店吃夜宵，同才華毫無聯繫，甚至也不一定就是貴族，只要有錢就行了。紀德把王爾德描寫得像一個亞洲的酒鬼，一個美男子，一位羅馬皇帝。「他光彩照人。」他說，這倒是可能。但王爾德在監獄中是怎樣說的呢？他說：「最大的缺陷乃是淺薄。」
王爾德在被判刑前是否想過世界上有監獄，就很值得懷疑。如果想過，那也是在內心中認為監獄並非為像他那樣的人而設。他甚至還認為，司法機關除了為他服務之外就沒有別的作用了。因為他是位享有特權的人。誰知事情竟怪到法庭卻把他給判了刑。他原想讓法律為自己所用，結果卻適得其反。自那時起，他才知道世界上有監獄一事。在此之前他是想不到這的，因為豪華飯店裡溫暖又舒適。
儘管他非常欣賞莎士比亞，莎翁曾把那麼多的王公大臣送進牢房，但我們也可以說，他雖然欣賞莎士比亞，卻沒有懂得莎士比亞，因為在他所有的思想和行動中，都與監獄中的平民無緣。如果藝術是他唯一的信仰的話，那他也是一位藝術上的偽君子。並非是王爾德沒有這種心，他應該能證明這一點。但他缺乏的是想像，其他人在他眼裡從來都只是觀眾，而不是演員。作為一個真正的紈絝子弟，他太過嘩眾取寵和太醉心於引人注目了，但他自己卻沒有被任何一種現實，甚或某種幸福打動過。他唯一的幸福，就是在時裝店穿衣打扮。他在《慘痛的呼聲》中說：「我的錯誤就在於只逗留在花園大樹下朝陽的那一面，而另一面，由於有樹蔭和陰暗，我就躲開它。」
但突然間太陽暗淡了，在他引起的那樁案件中，法庭對他判了刑。他生活在其中的那個卑鄙世界突然向他展現出自己的真面目，原來是一群爭名奪利之徒，於是這些人便懷著卑鄙無恥的目的公開干起了卑鄙無恥的勾當。對此無須更多了解還發生了什麼事情，他這位身穿囚服，像奴隸般的囚犯，在牢房裡便開始覺醒了。有誰來拉他一把？如果光明燦爛的生活是唯一的現實的話，那麼正是這個現實，它身穿常人的服裝把他投入了牢房。如果人們只能在樹林中朝陽的一面活著的話，那麼王爾德就應該死在他感到厭惡的腐朽發臭的陰暗面。但人並非為了死而生，所以人也就比黑夜偉大。王爾德選擇了生，儘管在痛苦中而生，那是因為他在痛苦中發現了繼續生存的道理，在很久以後他對紀德說：「您知道嗎？我之所以沒有自殺，是出於憐憫。」只有憐憫之心才能打動生活在痛苦中的人，只有它才不是從特權中向他走來，它來自和他同樣痛苦的人那裡。在苦役犯人監獄的院子里，有一個陌生的犯人，一直未同王爾德講過話，一天，此人走在王爾德的身後突然向他開口了，只聽他低聲說道：「奧斯卡·王爾德，我同情您，因為您應該感到比我們更苦些。」王爾德莫名其妙，便對他說，並非如此，在這種地方，所有的人都一樣苦。在這一瞬間，我認為王爾德已經找到了他從前從未經驗過的那種幸福感，難道我想錯了嗎？他的孤獨感可能會消失。一位正在服苦役的大貴人，對自己是否已然醒來還是仍在做著可怕的夢尚不敢肯定的時候，便突然間走進了一個光明的所在，並把從前的一切事情都又重新擺在了他面前，此時他感到的不是一般的恥辱，乃是一種使人感到難熬的恥辱，乃是對自己在這個世界上因犯罪而被審判、被判刑，在參加燭光晚會前便被投入監獄的一種尖刻的羞恥感。他明白，他的兄弟們並非是生活在花花世界裡的人，而是那些在監獄大院里放風的犯人，他們一邊走動，一邊嘴裡不知在嘟囔著什麼。這一位也一樣，他甚至還能清晨同大家一樣，在監獄的走廊里邁著蹣跚的步伐對王爾德的《累丁獄之歌》參與某些意見。這時他寫給原來那些淺薄輕浮的朋友的信中說道：「沒有任何一個不幸的人和我一起被關在這種悲慘的地方，在這裡，同生命的奧秘只有象徵性的聯繫。」
但同時，他卻發現了藝術的奧秘。有一天王爾德被他苦主的一位代理人、一位衣冠楚楚的人士帶上破產法庭，他被綁著雙手，由兩名法警挾持著，就在這一天，他見到了一位老朋友，只見此人在眾多的冷眼旁觀並面帶嘲笑的人中，莊重地舉起帽子，向這位不幸者致意。就在這一天，他懂得了並且寫道，這個很不顯眼的動作為他「開啟了所有憐憫的井泉」。就在這時，他能夠理解莎士比亞了，他懂得了那個從前他讀得很多卻並不理解的人，他也便在這時才能寫出一本好書，這本好書的誕生，得力於一個人的痛苦經歷。在《慘痛的呼聲》中，從他的第一句話開始，便是擲地有聲的語言，便是王爾德過去曾經尋找過卻從未找到的語言，與此同時，他前期作品所構築的脆弱而輝煌的大廈，便轟然倒塌了。就其主旨而言，《慘痛的呼聲》只不過是一個人的懺悔，他坦率地承認，他在生活道路上所走的歪路，並沒有在藝術道路上走得遠，他願意以此來重建自己的生活。王爾德承認，為了使藝術同痛苦分離，他已斬斷了藝術的一枝根須。為了真正地為美服務，他願意把美置於世界之上，但穿的卻是苦役犯人的勞動服，並承認他已在人類的共性之下重新裝點了他的藝術。因為這種藝術已不能為被剝奪了一切的人帶來任何好處。在《道林·格雷的畫像》那裡找不到任何一點兒一個苦役犯人心裡應有的反應，倒是在《李爾王》或是《戰爭與和平》中，能夠看到一種被在低矮的茅屋裡哭泣或反抗的人們所認可的那種痛苦和幸福。當王爾德用他那雙直到那時為止，除了捧過名貴的鮮花外沒有干過任何活計並保護得很好的手打掃他牢房的地板時，從他寫過的東西中找不到任何東西可以幫他的忙，而他以其天才寫出來的為不幸者們的痛苦的呼喊聲，卻拯救了他的靈魂。此外，他那些華麗的辭藻，那些奇妙的童話，對他也沒有任何幫助。但俄狄浦斯 在危急情況下，那幾句讚揚人間秩序的話卻能夠做到。因此，索福克勒斯 是一個創造者，而王爾德卻不是。他天才的最高體現，也只不過是他創作了在眾人眼中，也是在他自己眼中最為悲慘的為那個苦役犯人爭榮譽的作品。如果不是為了賦予痛苦某種意義的話，那麼創作這樣的作品有什麼意義？難道說僅只是為了表明這種痛苦是不可接受的嗎？美，便在這非正義和邪惡的殘殺中顯現了。於是，藝術的最終目的乃是為了否定判決，否定一切指控，為一切作辯護。為生命和人作辯護，但這一切並不是美，只有基於真實才是美。任何一部偉大的天才作品都不是建立在仇恨和蔑視的基礎之上。真正的創造者，無論在其心靈的某一點上或其歷史的某一階段上有什麼不平，其最終都應該是以消除仇視為歸宿。這樣，他便達到了一個共同的標準。
有哪些藝術家，他們會拒絕站在一個社會地位低下的人那邊？只有這種所謂的「低下」才能夠賦予他們以真正的才能，倘若沒有這一點，他們便不可能達到這個標準。同樣，倘若沒有這一點，他們便只能在這個共同標準之下，成為這個標準的奴隸，儘管他們並不想那樣。不錯，也有那麼一些人，他們相信，只要能達到這個標準，便能夠施展其創作才能，而且也確實達到了這個標準，但他們能永遠堅持下去嗎？這種熱情可以彌補自己的不足。但藝術如果排斥世俗世界的真理，便會失去其生命力。但這種生命力雖然對他十分必要，卻還不夠。如果藝術家不排斥現實，那他就應該為這個現實作出更高的評價。但如果你決心對這個現實不予理睬，你怎麼還能為它作出正確的評價？然而如果你甘心做它的奴隸，又怎能改變這個現實？當這兩種截然相反的觀念相遇時，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