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東方賢哲，在他禱告時，總是祈求神靈讓他遠離爾虞我詐的是非之地。我們不是賢哲，所以神靈也沒有對我們予以關照。至今仍然生活在這塊是非之地上。然而，這個紛爭不已的時代卻並不認為我們有能力擺脫它。當今的作家們對此是了解的。只要作家們一開口，便會引來一系列的批評和攻擊。倘若你因之便小心謹慎，閉口不言了，那些人就又對你的沉默不語大發議論，大加討伐，又把事情鬧個沸沸揚揚。
處在這種雜亂紛紜的包圍中，作家們就休想找一個安靜的處所平心靜氣地去思考、去構思人物的形象，但這些又是他們所必需的。到目前為止，在過去的歷史上，大家總還算好歹有所克制。有人對時事看不慣，便常常沉默不語，或者左顧而言它。但今天呢，一切都變了，即使是沉默不語，也會使人感到心驚膽戰。自從把克制看做是你的一種選擇以來，即看做是你選擇懲罰還是選擇表彰以來，藝術家便已身不由己地被捲入了是非的旋渦。我認為在這裡用「捲入」一詞比用「參與」更恰當。因為對藝術家來說，他們並不是心甘情願地參與進去，倒有點像義務服兵役一般。今天的每一位藝術家都已被捲入他這個時代的戰船上。儘管他聞到這條戰船有股鯡魚味兒，儘管他感到這艘船上凶暴的監視者人數太多，並且航向不正，但他必須服從。於是我們便處於一望無際的大海中，藝術家也就只有和大家一樣操起槳來划船，並且如果能夠做到，還要生活下去。也就是說，一邊維持生活，一邊創作。
平心而論，這並不容易，我也知道，藝術家們對他們往昔舒適的生活很懷念，這種變化顯得有點突然。不錯，在歷史的斗獸場上，就有殉難者和獅子，前者被一種永恆的安慰心理所支持，後者則用血淋淋的生肉來餵養，而藝術家直到目前為止，一直位於斗獸場的雅座上，他們唱著毫無意義的讚歌，或是讚揚自己，或是頂多也不過為了鼓勵一下殉難者，或轉移一下獅子的注意力。如今情形卻反過來了，藝術家自己處在馬戲場的中央，他們的歌聲必然不是原來的歌聲，那聲音顯得極大地缺乏自信。
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藝術在這種堅定的使命中所能失去的一切。首先它失去了寬鬆性及其神授的自由性，這種自由性在莫扎特的作品中可以體會到。因此我們就能更好地理解我們的藝術作品何以會有那種既驚恐又固執的面孔，何以會顯得憂心忡忡，隨之便突然崩潰的現象。我們也便明白了今天何以會出現記者多於作家的現象，何以在繪畫界會有那麼多畫童子軍的卻很少有塞尚。我們也終於明白了愛情小說以及陰暗小說何以會取代《戰爭與和平》以及《查爾特勒修道院》。當然，在這種情形下，我們應該始終反對那種人道主義的哀歌。因為哀傷並不能解決現實問題。依我的看法，最好還是投入到時代中去，因為時代在強烈地呼喚著我們；最好還是心平氣和地承認，主宰一切的人，手持茶花的藝術家，以及坐在安樂椅上的天才們，他們的時代已經結束了。今天要想創造，就要冒風險。任何一部作品都是一種行動，這種行動顯示著對一個時代的愛，它不能置任何事情於不顧。因此，就不是在藝術上留不留下什麼遺憾的問題，對所有從事藝術生涯的人來說，問題只有一個，就是要弄清楚，在那麼多的意識形態的警察監視之下（比如那麼多的宗教派別，又處於那種孤立無援的狀態下），那種創作所需的特殊自由能不能實現。
在這方面，倘若說，藝術受到政權的高壓，也還是不夠的，因為只此一端，問題也還比較簡單：要麼抗爭，要麼舉手投降。然而，更為複雜、更為致命的問題乃是，自此我們便發現在藝術家的內部發生了紛爭。比如藝術上的互相排斥，甚至達到了憤恨地步，在我們這個社會裡例子是太多了。這種仇恨在今天，其影響非常之大，因為這是藝術家們自己乾的事。在我們之前的藝術家們對此產生的疑慮，直接影響他們的藝術生命，甚至影響到他們的生存。如果拉辛生活在1957年，他可能也要為寫《貝蕾尼斯》而不站出來保衛《南特敕令》 而請求原諒。
由藝術家們引發的這種藝術上的紛爭，有多種原因，我們應該對其主要原因有所了解。對這種糾紛，倘若作最好的解釋，乃是基於當代那些藝術家在歷史的災難面前是否說謊，是否言之無物。我們這個時代的特點，是大眾群體已介入了各種事物之中，以及由於他們生活條件的艱苦而形成的當代敏感問題。我們知道，他們已然介入了各項事物，但我們卻有對此視而不見的傾向。如果我們了解了這個問題，就應該懂得，是這個群體中的傑出人物，藝術家們或者其他人，變得更強大了，是他們不允許我們把他們放在一邊不聞不問。
還有一些其他原因，其中有些原因也實在並不光彩。但不管這些原因如何，藝術家內部的這些糾紛，只能起到一種效果，即挫傷自由創作的勇氣並損及創作的主要原則，而這種原則又是創作的信念。依默遜 講得好：「一個人能順應自己的天性，這就是傑出的信念。」另一位十八世紀美國作家又補充說：「只要一個人忠於自己，一切便都能順應自己，包括政府、社會，甚至太陽、月亮以及星星。」這種驚人的樂觀主義態度，今天好像已經煙消雲散了。藝術家在大多數情況下，都對自己和自己的天賦（如果他有天賦的話）感到羞恥。他們先於一切事情要做的，乃是回答他們自己提出的這個問題：藝術是一件騙人的裝飾品嗎？
對這個問題，能做出的第一個誠實回答是：不錯，有時候藝術確是一件騙人的裝飾品。在藝術家乘坐的戰船的艉樓上，幾乎隨時隨地都能聽到歌功頌德的讚歌，這我們大家都已知道了，但那些勞工們呢，正在船艙里精疲力竭地搖著櫓；在馬戲場的雅座上，聽到的是上流社會高雅的談吐，而斗獸場上聽到的是獅子口中咀嚼人骨的聲音。對這種藝術，很難提出什麼反駁的意見，它在歷史上曾取得過極大的成功。但世事卻發生了一些變化，特別是在這個地球上，受苦受難的勞苦大眾和受難者的人數在大量地增加。在眾多的苦難面前，這種藝術如果它依然願做一個裝飾品的話，在今天，它就必須騙人。
但它究竟要表達的是什麼呢？如果它想適應我們這個社會的要求，它就必須改弦易轍；如果它盲目地排斥這個社會的要求，如果藝術家決心把自己局限在象牙塔里，那這種藝術要表達的也只能是拒絕參與。於是，我們將只能有兩種人，一種是幫閑者，一種是古文研究者，這兩種人則構成了一種與活生生的現實完全割離的藝術。差不多一個世紀以來，我們生活在一個並非金錢至上的社會裡（金錢或財寶能引起人們的物慾），但卻生活在一個具有抽象金錢象徵的社會裡。商品社會，可以認為是這樣一種社會，即在這個社會裡，一切東西都為符號服務，從而也便沒有了那種東西。比如一個統治集團衡量它的財富時，不再以它佔有多少土地和擁有多少金條為依據，而是以一種數字為依據，以這個數字可以換取其他多少數字為依據。一個建立在符號上的社會，就其本質講，乃是一個人為的社會，在這個社會裡，物質的真相被掩蓋了。於是對這個社會選擇了一種形式上的倫理準則做它的宗教信仰也就不足為怪了，它甚至把自由平等等口號寫在它監獄的大牆上和教堂里。褻瀆了這些字眼是要受到懲罰的，然而今天受到歪曲最嚴重的，乃是自由的含義。明智者（我一向認為智慧有兩種，一種是聰明的智慧，一種是愚蠢的智慧）認為這種被歪曲的自由含義乃是今天人類進步道路上的障礙。然而一本正經的愚蠢，也同樣可以大聲講話，因為在一百年來，商品社會已然把這種自由變成了單方面的、排他的手段，與其說把它看成一種權利，毋寧說把它當成了一種義務，而且毫無忌憚地以自由為借口實施高壓政策。因此，這種社會不要求把藝術作為解放人類的一種工具，而要求它成為一種沒有什麼意義的社會活動和簡單的消遣手段，因此我們還會感到吃驚嗎？資產階級的歐洲的藝術製造商們（我還沒有說藝術家們），在1900年以前和以後那段時期，就採取了這種不負責任的態度。因為一負責任，他們便覺得可能會同那個社會實行一種筋疲力盡的決裂（真正同那個社會決裂的有蘭波、尼茨什 和斯特蘭貝格 ，大家也知道他們付出了多大代價）。為藝術而藝術的理論便在那個時期形成，這只不過是那種不負責任的翻版罷了。為藝術而藝術，藝術的自身的生命力，最後，這些作品在敏銳性或當代的抽象性方面同托爾斯泰或莫里哀的作品之間的不同，就如同在一片看不見的麥田上走路和在長滿莊稼的田地里走路一樣，那感覺完全不同。
藝術就這樣變成了一件騙人的裝飾品。因此，對於一些人或藝術家們曾經想向回走或者想重新回到真實中來也便不奇怪了。從這時起，他們便否認藝術家有權利離群索居，並給藝術家規定了創作主題，這個主題不是他們自己的空想而是大家共同經歷過的那種現實。的確，為藝術而藝術，無論就作品描寫的主題還是其表現風格，都無法為大眾所理解，於是這些人便希望藝術家們的作品要表現大多數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