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聚集在波旁宮 已經三天。只有一家缺席：阿爾及利亞的代表。法國眾議員被指定對一項關於阿爾及利亞的政策發表意見，為此召開了五次會議，但三項議題一項也沒有議成。至於政府部門，首先粗暴地表示，在國民議會不表態之前，它不做任何決定。隨後，又不無果斷地決定，由於缺乏政治經驗，必須取得一個議會的信任才能表態。而議會呢，他們對自己使用的詞句都要在字典上查出其確切的含意才能講出來。大家不難看出，法蘭西依然如此，但在它的身後，阿爾及利亞正在死去。
我們對那些抓住各種機構死死糾纏者，如基雅特，和提出各種要求並且貪得無厭的人，本想不予指責，但時間是不容情的。我們議事日程的進展與否，對阿爾及利亞來說就是鮮血。議會的三次投票，將以又一批死者為代價。被割斷喉嚨者的孤獨的喊叫，對那些喋喋不休的人的回答，對那些只知道翻字典的人的回答，就只有拿起武器。
然而誰又能替被重新徵召的後備兵的悲劇想一想？誰又能為在阿爾及利亞的阿籍法蘭西人的孤立無援想一想？誰又能為阿拉伯人民的焦慮不安想一想？阿爾及利亞不是法蘭西，它甚至也不是阿爾及利亞，它是一片被遺棄在遙遠的地方一塊無人知曉的土地。對那裡的當地人無人理解，它的士兵使人感到不舒服，它的法國僑民是外來者，它被浸泡在一個裝滿鮮血的酒瓶里。它是這次會議的一個缺席者。想想它的過去和它這次的棄權，會讓某些人心頭痛苦，這個國家的其他人是想講話的。但那條件是保持沉默。
難道最近的那些教訓就沒有半點兒可以吸取的嗎？我們預定在8月20日以前要解決問題的日期已經超過了。必須進行的，而且可能進行的選舉，在沒有實現停火的前提下是沒有指望的。兩國人民的鴻溝在加深，極端分子的衝突正在使破壞不斷升級。在這種情況下，只有制定一項堅定的政策，而且由政府出面予以明確的界定，並且立即付諸實施，才能避免最嚴重的局面出現。然而這卻是不可能的事！反對者以同樣的心情向政府施加壓力，並且鼓勵這個政府中的官員從辦事程序上給政府製造困難。就這樣，一些慢騰騰的軟弱無力的措施，不斷在癱瘓者和癲癇者之間進行這種白痴般的對話。
但機會還是存在的。這種機會存在於自由的比較之中，即存在於目前各種力量有決定意義的會晤之中。在這種會晤中，只有坦白地陳述己見才能推翻某些障礙，即某些橫卧於阿籍法蘭西人和阿拉伯人，甚至和宗主國之間的障礙。如果字典和會議日程阻礙這種以個人交往的方式解決問題的話，我們至少要儘可能地準備應付辦法。就我個人說，我願意在將來的某一天出一份力量，不管對各方面闡述一種公正的立場有多麼困難，我都願意去做。但是，不管怎麼說，語彙的缺乏和言辭的失誤，是無關大局的，只要能夠做到，哪怕是暫時的也好，把被放逐的阿爾及利亞拉到我們中間來，並連同它身上的創傷一起列為議事日程，以使我們在這方面無愧於心，也就行了。
心理學不能解決政治問題。但倘若沒有心理學，可以肯定，會把政治問題複雜化。在阿爾及利亞，鮮血就足以把人群分化開來，我們還不算那些愚蠢做法和輕舉妄動。阿籍法蘭西人，並非所有的人都是嗜血成性的野蠻人，同樣，也並非所有的阿拉伯人都是殺人狂。宗主國里所住的也不只是那些賦閑在家的退休官員和一些懷舊的將軍。同樣，阿爾及利亞也並非法蘭西，像一些傲慢無知者所頑固堅持的那樣。但那裡確也居住著一百多萬法蘭西人，這一點也確實被一些人忽略了。所有這些把問題簡單化的看法，只能加重問題的惡化。更加上，兩種看法都為自己辯護，只有等到事態嚴重時才彼此交換意見，但為時已晚了。就這樣，日復一日的，雙方都力圖證明，在阿爾及利亞，法蘭西人和阿拉伯人註定是要活便一起活、要死就一起死。這實在是荒唐之極。
當然，人在處於極端絕望時，可以選擇死亡這條道路。但為了避雨便向水裡跳，那是不可原諒的，而為了求生而去死，更是不可原諒。這就是為什麼我主張召開一個圓桌會議的理由。在事態惡化之前，各方的代表，從殖民當局到阿拉伯民族主義者，大家坐在一起共同商討，我一直認為這是一個有效的方案。的確，人類離群索居或者黨同伐異地生活在自己的圈子裡是不好的；而長時間的互相仇視或卑躬屈膝地生活，甚至生活在幻想中，也是不好的。今日之世界，是看不見的敵人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上，戰鬥也是抽象化了的戰鬥，所以就沒有任何東西可以使之昭然若揭，也沒有任何東西可以使之緩和。聽其言，並且觀其行，可以使戰鬥成為原則的戰鬥，但也可以使其毫無意義。因此，圓桌會議召開之日，也便是彼此互相負責之時。
然而，這種會議的召開，必須光明正大，必須具有極高的透明度。談到光明正大，那不是我們的工作，我原主張，此事不能交由政府單獨去做。然而在當前形勢下，如果召開這種會議，又的確在它們的職權操縱之下，這是個事實。所以，這也正是使我們心中感到不安的所在。但至少這種圓桌會議應該是有利於制定一個不能過於討價還價的新的方案。
關於透明度問題，我們可以在這方面做些事情。所以，我將寫幾篇簡明扼要的文章，這我已經說過了，並把這些文章交給與會的每位代表，並告知他們，他們的談判對手在哪些方面的觀點是和他們對立的。然而，客觀並不是中立，努力做到互相理解，其意義只能是有利於做出決定。因此，這個工作我要堅持到底。我們要明確地表示，必須消除絕望情緒，因為在今天，在阿爾及利亞，絕望就意味著戰爭。
宗主國同阿爾及利亞籍法蘭西人之間的裂痕，從來都沒像現在這麼深過。為了首先講一講宗主國方面的問題，關於在我們國家出現的殖民政策方面的問題，就像一樁公正的訴訟案一樣，都已成為過去，而且這樁公案其全部過程已然完全呈現在生活在那邊的法蘭西人的面前。對此可以互相諒解，不應再談了。不過，當您讀一讀某些報道文章便會知道，好像果真住在阿爾及利亞的一百萬法國移民一個個都是手持馬鞭，口銜雪茄，騎著高頭大馬的紳士一般。
埃比納爾的這種形容法是危險的。這種對那邊的法蘭西人普遍藐視的看法，或者以輕蔑的沉默對待我們那邊的一百萬同胞的做法，或者不加區別地以某些人的罪行代替一般，從而一棍子打死的做法，對於我們想把局面緩和不但沒有好處，反而起阻礙作用。因為這種態度很自然地會引起阿籍法蘭西人的反感。的確，在目前形勢下，他們當中大多數人的看法是，作為宗主國的法蘭西，正在他們身後向他們開槍，對此，我提請宗主國的讀者認清其嚴重性。
為阿籍法蘭西人著想，我打算以後再指出，這種想法是太過分了。但卻也不能阻止它的存在，而且，那邊的法蘭西人，在孤立無援的苦澀心情下，團結起來，一般是不會產生分化的。今天，我們在阿爾及利亞最需要的，是要有一種開明豁達的輿論，這種輿論可以加快問題解決的步伐，可以使阿爾及利亞在血泊中僵硬之前便找到解決的途徑。鑒於上述理由，我們必須有必要的鑒別，以便在公正的原則下，在殖民地和宗主國之間建立起互相負責的精神。
這些鑒別一般地說是很容易的。百分之八十的阿籍法蘭西人並非移殖民，而是工薪階層或商人。工薪階層的生活水平，儘管高於當地阿拉伯人，但與宗主國的工薪比還是低的。有兩個例子可以說明。阿爾及利亞各行業的最低工資保證額，其比率，比宗主國最差的地區還要低。此外，以工資報酬算，一位有三個孩子的父親，一家五口人，其工資為七千二百法郎，在法國則為一萬九千法郎。這就是所謂的發殖民地之財者。
然而，就是這些小人物，卻是目前形勢首當其衝的受害者。他們的名字不見於我們報紙上那些想購買外省土地或巴黎房屋的啟示名單中。他們出生在阿爾及利亞，將來也要終老在阿爾及利亞。他們唯一希望的是，不要恐怖或威脅，不要在自己工作的礦井下被殺害。難道真的需要躲在窮鄉僻壤的鄉村裡的這些辛勤的法國人，為殖民主義的法蘭西所犯的巨大錯誤去抵罪、去受殺掠嗎？凡是作如是想法的人，首先應該直言不諱；其次，如果說阿籍法蘭西人在這方面負有責任的話，那麼，法蘭西的法國人也不應忘記自己的責任，這樣做是非常容易的事。
事實上，是誰三十年來把所有改革方案都一直束之高閣？除了由全體法國公民選出來的那個議會之外，還能是其他人嗎？是誰對阿拉伯人的痛苦充耳不聞？是誰對於1945年的鎮壓表現得無動於衷？除了大多數的法國新聞媒體之外，還能是誰？最後，是誰，以卑鄙無恥的心安理得的心情，在等待著阿爾及利亞出現流血事件？除了法蘭西之外，還能是誰？
如果阿籍法蘭西人仍然保留著他們的偏見的話，那不正是他們的宗主國所造成的嗎？法蘭西人的生活水平，曾經是相當低的，然而，倘若沒有數百萬阿拉伯人的苦難，豈不是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