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描述卡比利苦難的總體情況之前，重新回顧一下我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順著那條饑饉的脈絡所了解的一些情況，我想對造成這種苦難的經濟原因說幾句話。這些原因是一系列的：卡比利是一個人口過剩的地區，其消費高於出產能力。整個山區內，聚居著大量居民，其中某些市鎮，諸如居爾居拉，其人口密度竟達每平方公里二百四十七人，歐洲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達到這個密度。法國人口平均密度僅每平方公里七十一人。此外，卡比利人，其主要消費資料是糧食，如小麥、大麥、黍類等，以此做成麵餅，或古斯古斯 。而卡比利地區的土地又不出產糧食，本地出產的糧食僅占本地居民消費的八分之一。而居民生活必不可少的部分糧食就只有花錢購買。在一個地區，其工業生產少到幾乎等於零時，它便只能附屬於糧食生產的加工行業。
卡比利又是一個林業區。其兩大支柱產業是無花果和油橄欖。在一些地方，其無花果則剛夠本地區消費。至於油橄欖，其出產量要以年份而定，有的年份不足本地所需，有的年份則又出產過剩。那麼，依據目前的出產狀況，怎樣來調節這個地區常常處於饑饉狀態的居民所需呢？小麥生產管理局，則把小麥的價格予以提高，但無論是無花果還是油橄欖，其價格均未能提高。於是卡比利人，這個小麥的主要消費者，便在自己的土地上很不心甘情願地花大價錢，為填飽肚皮來買小麥。
在這種艱難形勢下，卡比利人也便像所有貧困和人口過剩國家的人民一樣，由外地移民予以資助，這是個盡人皆知的事實。我僅指出，這種種現象在經濟繁榮時期估計一個月可以有四千到五萬人。僅蒂茲-烏祝一個區，以匯票形式匯來的錢數便達四千萬法郎，而弗爾-納肖納爾鎮，一天便可達一百萬法郎。這一大筆資金在1926年前後便是可以彌補卡比利的經濟虧空。可以說，在這一時期，該地區正是經濟繁榮時期，卡比利人以其頑強精神和自己的勞動，戰勝了自己家園的貧困。
但由於經濟危機，法國的勞動力市場緊縮，卡比利的工人便被排擠出去，並對移民設下了種種障礙，1935年便制定了一系列法令，規定了各種名目的繁瑣入境手續，使得想進入法國的卡比利人，愈來愈覺得只能待在自己的山區而無法出門了。為返回自己的祖國，須交出一百六十個法郎的費用。數不清的行政障礙，並且還強行立了一種奇怪的規定，即必須交齊移民所欠的稅款。其名目也同樣奇怪，移民處於凍結階段。只舉一個數字就夠了，米什萊鎮的移民一次便交了在經濟繁榮時期他們收入的十分之一的法郎。
這一形勢的急轉直下，便把卡比利引向了災難。必須花高價購小麥，而卡比利的農民卻不能從中獲利，因為他們的產品是被以低價收購的。從此他們只好花錢買小麥，並以他們孩子的勞動來躲過饑饉。他們同時被剝奪了勞動的權利，於是便失去了擺脫飢餓的手段，其結果也正是我親眼所見，並樂於用極少的筆墨來加以描繪，並希望多少對此能有所體會那種困苦和荒唐。
一份官方報告指出，估計有百分之四十的卡比利家庭，目前年收入低於一千法郎，也就是說（請大家認真想一想）每月收入不足一百法郎。同一報告估計，僅有百分之五的家庭，每月收入為五百法郎。如果再告訴您，卡比利農民每一個家庭，其成員最少為五至六人時，您便會立刻產生一個想法，即這些農民過著一種難以描述的困苦生活。我相信可以這樣說，至少有百分之五十的農民要靠吃野草或草根度日，其他那些人，則必須依靠官方以賑濟糧食的方式過日子。
例如在波爾基-莫納依埃爾鎮，全鎮有兩萬七千人，其中有一萬人過著貧困生活，僅有一千人左右能夠維持溫飽生活。在我到達這個鎮上的那一天，正值官方救濟糧食，我就看到差不多有五百個極其貧困的人在那裡耐心地等著分發給他們的那一份口糧，也不過是幾公升小麥而已。也正是那一天，有人讓我去賑濟現場，看看那種令人不可思議的場面：有一位彎腰曲背的老婦，體重只有二十五公斤。每個貧民可以領到十公斤左右的小麥。在波爾基-莫納依埃爾鎮，這種賑濟每月都有，其他地方則每三個月一次。但是每一個八口人的家庭要維持僅僅一個月的口糧，就需一百二十公斤小麥。有人告訴我，我所見到的那些窮苦人家，就要用領到的十公斤小麥，維持他們一個月的生活，其餘不足部分只有以草根和一些菊科植物的莖當糧食充饑。這種東西，卡比利人以苦澀的諷刺口吻稱其為驢子的長生花。
在蒂茲-烏祝，其分發糧食的情況也大體相似。有些婦女要趕三十或四十公里的路，前來領取口糧以維持這種悲慘的生活，當地的牧師也一定要參加這種賑濟，主要是為那些可憐的婦女在夜間提供一個棲身的場所。
以上所說並非是這些令人害怕的悲慘景象的唯一證據。例如在蒂茲-烏祝的「部落」里，小麥則變成了奢侈品，只有家境最好的人家，才能吃上小麥和黍類的混合食品。有時候，貧苦人家得花上二十個法郎買一公擔橡果——一種野生植物的果子，當飯吃。在這些部落里，窮苦人家一頓飯的食譜，一般是一張大麥餅、一盆野菊莖做的湯和一些野錦葵的根。再在這種湯里放一點兒油，就算不錯了，但如果上一年油橄欖歉收，那麼今年就沒有油吃。這樣一個食譜在卡比利幾乎每家都能見到，沒有一個村落是例外的。
一天清早，我在蒂茲-烏祝看到一些衣衫襤褸的孩子正在和卡比利的野狗搶一個垃圾箱里的東西。一位卡比利人回答我問題時說：「每天早晨都是這樣。」另一位當地居民對我說，冬天，在村子裡吃不飽，晚上也沒有東西蓋，於是便發明了一種可以使自己入睡的方法。他們大家圍成一個圈，在中間燃起一堆木柴，並且不時地挪動地方以便活動一下關節，整個夜間在那間簡陋的茅草房裡，便形成了一個由人的身體躺在地下構成的圓圈，並且不斷地轉動。這樣可能還不夠，因為森林法規定，不準這些貧苦的人到有森林的地方砍木柴。……每逢星期二專區的區長便用自己的錢，請五十名卡比利兒童吃一頓飯，請他們喝湯、吃麵包。有時吃過飯後，他們便在那裡等待著分發糧食，因為每到月底便分發一次。白人修女和一位名叫羅蘭的牧師也對這些慈善事業提供資助。
有人會對我說：「這是一些特殊情況……正碰上危機，還有一些其他情況。再說，那些數字也並不說明什麼問題。」老實說，對這種看問題的方法，我無法理解。說統計數字不說明什麼問題，好，我同意，但是，如果我要說我曾經到過阿朱札的一個村莊，在那裡我見到一位居民，他家一共有十個孩子，只有兩個活下來了。這可根本談不上什麼統計數字或者是什麼故意擺樣子，但卻是一件十分明顯的、很能令人深思的事實。我同樣也無需指出，在弗爾-納肖納爾鎮附近的學校里，有多少名學生因飢餓而昏厥過去。我只需知道這樣一個事實就夠了，即這些事情已經發生了，而如果對這些苦難中人不實行救助的話，這種事還會發生。我同樣只需了解這樣一個事實就夠了，即在塔亞姆-阿赫的學校里，那裡的教師在去年十月份曾經見到一些學生赤條條地來到學校而且滿頭都是虱子。他們給這些孩子穿上衣服，並用理髮推子把頭髮全部剪光。我依然是只需了解這樣一個事實就夠了，即在阿朱札，到中午十一點下課時，學生一般都不回家吃午飯，因為他們居住的村莊離學校很遠，在校吃午飯的學生中，六十人里只有一人能吃上麵餅，其餘的人則拿一頭洋蔥或幾個無花果充當午飯。
在費爾-納肖納爾鎮分發糧食時，我見到一個孩子，肩上扛著一小袋剛剛發給他的大麥，我便問他道：
——給你發這些東西，幾天一次？
——十五天。
——你們家有幾口人？
——五口。
——你們就只吃這些嗎？
——嗯。
——你們沒有無花果？
——沒有。
——你們吃的餅里放油嗎？
——不放。放水。
隨後，他便帶著對我不信任的目光走了。
難道這些還不夠嗎？如果我再向我的筆記本上看一眼的話，所見到的令人憤慨的事實比這要多出兩倍。我對把這些事實都公之於眾也並不抱什麼希望，然而還是應該全部講出來為好。
今天，我想我這次對一個地區的居民的苦難和飢餓的走馬看花式的報道，就此打住。大家至少可以感覺得到，這裡的苦難並非我們思考的一種模式，也不是思考的主題。它是一個客觀存在。它在呼喊，它在失望，我想再說一遍，我們為此做了些什麼？我們有權利對此不聞不問嗎？我不知道這種苦難是否會被理解。但我只知道，在訪問了蒂茲-烏祝的那個「部落」回來時，我同卡比利的一位朋友登上了可以鳥瞰該城的一片高地，在那裡我們長時間地用眼睛看著夜幕慢慢地降臨。在那個黑暗正從山頂上向這片燦爛光明的土地上降臨的時刻，它同時也帶給最冷酷的人心頭的一陣鬆弛。但我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