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可以發現，收入本集的文章是經過選擇的，寫的都是與阿爾及利亞有關的問題，其跨度為二十年的時間，即自1939年開始，那時法國幾乎沒有人注意這個國家，到1958年為止，這時，又幾乎所有的人都在議論這個國家了。為容納這些文章，編成一冊顯然是不夠的，於是便把某些重複的內容和過於籠統的評論刪去，把有關的事實、數字和今天仍然有用的建議性的內容保留下來。這些文章，它們原封不動地收入本集，反映了一個人的立場，這個人在阿爾及利亞所遭受的苦難面前尚很年輕，他提出的許多忠告尚不能為當局所採納，但他卻是很久以來便意識到對自己國家的責任了。因此，他不能同意在阿爾及利亞採取維持現狀的政策或採取高壓政策。然而，儘管我很早就已了解阿爾及利亞的現實狀況，卻依然不能同意採取一種棄之不管的政策，這種政策將把這個阿拉伯民族置於極大的苦難之中，並將把在阿爾及利亞根植百年的法國人給連根拔掉，這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只能有利於那個新興的帝國主義，這個帝國主義正在威脅著法國的自由和整個西方的自由。
今天，這種立場是不會使任何人感到滿意的，但我卻事先就知道了，雙方都不對它表示歡迎。對此，我從內心裡感到遺憾，但我卻不能對我所感覺到的和我所認為的施以任何外力。此外，在這一方面，大家對我也不滿意。這就是為什麼在我不可能加入這兩個對立的陣營的任何一方的情況下，在第三種陣營逐漸消亡的情況下，第三種陣營的人卻依然能保持著一副冷靜的頭腦，但他們也同樣對我的堅定看法和我的認識持懷疑態度。他們認為，我們這種狂熱做法的真正原因乃是因為我們的道德品行，我們的文字以及政治團體在起作用的緣故。因此，我便決定不再參加那些無休無止的論戰，因為這種論戰除了使在阿爾及利亞的那種不妥協的你爭我奪變得更加強硬，除了把一個已然被仇恨和宗派弄得四分五裂的國家搞得更加分裂，不起任何作用。
確實存在著一個懷有惡意的法蘭西，對此我不想作任何評論。我們為此花出的代價和正在付出的代價，我是深深地了解的。二十年來，大家尤其厭惡這一點，在我們這裡，對政治上的對手，互相是深惡痛絕的，那情形比對外國的獨裁者更加厭惡。法國人大概並不討厭這種致命的遊戲。他們是這樣一種奇特的民族，即按照居斯丁 的說法，他們寧可把自己描繪得丑一些，也不願別人把自己忘掉。但如果他們的國家一旦消亡，也仍然要被人遺忘，不管是否會把它的面孔加以醜化，那麼在一個淪為奴隸的民族中，我們依然沒有反抗的自由。直到這些道理被承認以前，就必須老老實實、小心翼翼，不再證明自己是對的。從我個人來說，除了行動，我不再對其他事情感興趣，這種行動應該是，在這裡並且就是現在，不使我們去無謂地流血。此外，我還認為應該找出某種解決辦法，這種辦法能使未來留給我一方土地，使我在上面不致過於受到痛苦的重壓，以便使我能想一想如何把這些講給公眾聽。
其他道理使我與這種公眾遊戲離得更遠。首先我尚缺乏那種足以解決一切問題的保證。關於這一點，在阿爾及利亞大肆活動的恐怖主義，對我的態度影響很大。當和這些人同一血統的男人和女人的命運，不管是直接或間接地同那些坐在辦公室里舒舒服服、輕而易舉寫出來的文章有關聯的時候，人們便有必要猶豫一番，並且要掂量一下，是同意還是反對。對我來說，如果我感到其中可能牽連到我時，因為我曾批評過叛亂分子的發展，並對那些最老的叛亂者及對阿爾及利亞的悲劇最孤立的責任者給以了要命的啟發，我一面對法國長期以來的錯誤給予充分的重視，一面便經常感到擔心，擔心我曾提供過與我毫不相干的，並且是我不在現場的證據。即說他們犯下了瘋狂的罪行，把炸彈扔入人群中，其中也有我們家人在內，我僅只在最近的一次聲明中承認這一明顯的事實，此外沒有別的了，但這個聲明卻奇怪地遭到議論。對於那些不明了我所說的那些情況的人來說，那是很難加以判斷的；然而對了解情況的人來說，卻滿懷豪情地繼續認為，寧教我們的兄弟死去，也不讓原則毀滅。於是我只有繼續站在遠處對他們喝彩了，我和他們不是一個家族。
但這些並不是說，原則就沒有意義了，思想鬥爭還是能夠發生的，甚至還可以拿起武器。在同對手作鬥爭時，甚至在鬥爭之前，要善於了解對方所持的道理，才是正確的做法。但在每個陣營中，其恐怖手段，隨著它持續時間的長短，也在發生變化。當他自己的家庭處於死亡的關頭，他便希望這種手段更加寬大和更加正確，正像本書所證明的那樣，他還要繼續這樣爭取，但是（請不要搞錯！）卻並沒有違背在這種生死存亡的變化中，他所應有的那種共同的利害關係，以便使它能夠繼續存在下去，於是它便是正義的了。依我看，這便是榮譽，是真正的正義，要麼我就只有承認，在這個世界上就沒有什麼有用的事情了。
僅從這一立場出發，我們就有權利和義務說，武裝鬥爭和鎮壓，在我們這方面已經露出了不能接受的面孔。對手無寸鐵的民眾實施報復行動以及酷刑是犯罪行為，並與我們大家都有關聯。讓這些事實在我們當中發生，乃是一種恥辱，我們今後要對此給以還擊。與此同時，我們不應聽信任何辯護之詞。但自這一刻起，便有人為此而辯護。已經沒有了尺度也沒有了價值，任何事情都在表現自己的價值，包括沒有目的的戰爭和虛無主義的勝利。我們是在向弱肉強食的方向轉化，其中唯一的原則，就是暴力。那些不再願意講道義的人，不管怎樣應該明白，如果是為了取得戰爭的勝利，最好要容忍某些非正義的存在，那樣總比使他們犯下罪行要好，還應該明白，類似的錯誤做法，給我們製造的麻煩比敵人一百個游擊隊所乾的還要大。例如，這種做法在阿爾及利亞，竟使得那些人毫不猶豫地屠殺無辜，在其他地方，也使他們毫不猶豫地實施酷刑或縱容實施酷刑，這種做法難道不同樣是難以估量的錯誤嗎？因為它也可以美化那些罪行，甚至是大家要起來與之鬥爭的那些罪行。在這方面我們須正面提出關於那些決心要實施酷刑者做法的害處，即指出這種酷刑為了某種榮譽，它可以允許再找出三十枚炸彈，同時還會使五十名新恐怖分子再生，從而讓更多的無辜者死於非命。最後，這種輝煌的業績必將導致法蘭西道德的敗壞和對阿爾及利亞的放棄。這種做法並非是被指責的、可恥的或者是犬儒主義的手段，而是徹頭徹尾的愚蠢做法。政府的職能並非是取消為反對極端鎮壓的罪行而舉行的抗議活動，而是取消這種極端，並公開地譴責他們，以便避免使每個公民感到自己也是某些做法的責任人，從而被迫進行檢舉或承擔責任。
為了有效並公正，我們應該花同樣的力氣，並且也不必顧忌語言的分寸來譴責由民族解放陣線，對法國民眾或者在更大範圍上對阿拉伯民眾所實施的恐怖主義。這種恐怖主義是一種犯罪行為，既不可原諒，也不可任其發展。這種恐怖主義所採取的方式，是任何革命運動所無法採用的，例如1905年俄國的恐怖主義分子，他們寧可去死，也不願墮落到這種地步（他們以行動表明了這一點）。在此，我們不能把承認對阿拉伯人民所受到的非正義待遇轉變成對那些對阿拉伯人民和法國民眾不加區別的屠殺者的寬容，他們不分年齡、不分性別一律加以迫害。總之，甘地已然證明，我們要為自己的人民而鬥爭，並且要戰而勝之，但卻決不可有一天變得使自己不被人尊重。不管你所保衛的事業如何，但如果你要濫殺大批的無辜者，而且那些屠伯事先就心中有數，這種屠殺終究要施之於婦女和兒童身上，那麼你的事業就始終是不光彩的。
大家可以在本集中看到，我一直都在反覆說明，這兩方面的譴責，不能互相分離，如果你要使自己的譴責有說服力的話。這就是為什麼我覺得應該不厭其煩地、不顧利害地高聲呼喊以反對酷刑，同時也反對那些殘害婦女和兒童的人。由於我覺得應該不厭其煩、不顧利害地去譴責那些認為實施酷刑乃是輕而易舉的小事者的恐怖主義，然而事實卻是，我們自己的意見一方面模糊地覺得阿拉伯人已經以某種方式取得了屠殺和殘害的權利，而另一方面則接受了以某種方式使所有過激行動合法化的做法。雙方為了為自己辯護，便互相指責對方的罪行。在這裡便出現了死鑽牛角尖的現象，我覺得一個知識分子最重要的還是行動，起碼應該拿起武器去作戰。如果一味以粗暴的態度來對待粗暴的態度，因為在狂熱的狀態下，互相肝火極旺，那麼理智的語言便沒有作用了。知識分子的作用，正像我們每天都能在報紙上讀到的那樣只能是站得遠遠的，為這一暴力作辯護而譴責另一暴力，這便產生了兩種效果，一是激怒了那種被譴責的粗暴，另一方面又以更加粗暴的方式鼓勵了無辜的粗暴。如果知識分子不能把戰鬥的雙方拉到一起的話，那他們的作用就只能是沿著安撫雙方的道路去走，直到雙方恢複理智為止。一個敏銳的右翼人士，在其信念上絲毫也不讓步，但在這方面試著說服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