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12）
最近，應邀在一本小冊子上寫一篇關於亨利·馬爾丹的文章，有人對我說，這件事已做了安排，特別是《當代》雜誌的編輯們已做了安排，我拒絕了。理由很簡單：由《當代》出面來維護自由的價值，會影響自由的聲譽。只有一種情況，即一個生命在發揮作用時，（比如像羅桑貝爾夫婦那種情況，所有的人毫無例外地都不得不向他們求饒）才會面對各種混亂，表現得無所謂。至於其他，我們需要的是清楚明白。而亨利·馬爾丹，則比我們大家更甚，每一件含混不清的事都使他延長了在監獄裡的時日。
相反地，如果有人對亨利·馬爾丹的事情澄清誤解不含糊其辭，給他來個一清二白，他很可能會有一個明確的態度。在此，我要說清楚的是同時也有人要求我這樣做，就是釋放亨利·馬爾丹。
首先，是新聞界把亨利·馬爾丹的破壞活動同他在軍事區內散發傳單一事給搞混了，而且經常是故意搞混。實際上，他的所謂活動已被撤銷起訴，相反地他散發傳單一事已被定性，由海軍方面自己解決，並通過軍紀做了處理，這大家已經意識到了。其處罰比被送上法庭要輕得多了。
依照軍事法規，這一違法事件，只需幾周或幾個月的監禁便足夠了，因此亨利·馬爾丹很高興地接受了這一判決，並且已到海軍服刑去了。與此相反，官方法庭卻宣布了一項非常重的判決，並且指出，它不認可此事僅只違反了軍事法律，從更廣的範圍上講，這種傳單的性質是在搞宣傳活動，即反對印度支那戰爭。
就這樣，這件事便陷入了一個很難反駁的反對意見的干預中。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在所有規定軍隊士兵必讀的報紙上發表文章的人都說，依據他們的觀察，印度支那戰爭是一條死胡同，是沒有出路的，它付出了鮮血和痛苦的代價，它是國庫開支的一個負擔，希望至少要找出一個辦法來結束這場戰爭，並且應該動用監禁手段。他們同亨利·馬爾丹唯一不同之處，就是他們不是軍人。在對亨利·馬爾丹的判處不僅僅使用軍事法律的同時，有人就把他的情況同那些反對印度支那戰爭的人的情況等同起來看待了。如果還對他的判決與眾不同，大大地加重的話，那就會使人認為，由於共產黨人的身份才使得對他判決加重了。
如果堅持要把他投入監獄的話，最好的辦法是這樣說，可以監禁，因為他是個共產黨人。剩下的，就是對這個決定進行美化，然後就是大造監獄，最好是成千上萬地造，以便能容下幾百萬共產黨選民，儘管我們目前尚非常缺乏住房。就我本人來說，儘管對斯大林的共產主義學說和實踐持堅決反對的態度，但我卻認為對這種做法不能美化。相反地，應該在其他公民能得到民主自由的同時，也讓共產黨人同樣能得到。
當然，我對共產黨領導人，對民主自由的興趣不抱半點幻想，特別是他們對待反對他們的人。我只認為，斯大林統治下的無窮無盡的訴訟案件，和那些無休止的審判，使人不快，因為在這些審判中常常會有一位妻子或一個兒子前來提出要求，要求對她的丈夫或對他的父親判處重刑，而這些案件和審判，卻會對那些所謂的「人民」政權造成最大的危害。
我認為，真正的自由黨人，在放棄他們最大的力量，即在個人合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在西方世界中使斯大林主義不得不退卻的那種力量，亦即是說，自由的公正和威信的力量，他們把它放棄，將會一無所得。在任何情況下，不自相矛盾的民主，是不能用法庭來削弱一個學說的力量的，只有和這個學說作鬥爭，以保證民主可以得到表述的自由。
一個警察機構，如果不實施恐怖手段，那麼它便永遠無法解決反對者製造的問題。而殖民主義統治下的人民或者是陋室政治以及社會的不公正所提出來的問題，也絕非用壓迫手段所能回答得了的。民主，如果它是徹底的，是不會從極權政體那裡得到好處的。它能儘力所做的一切，乃是反對依靠武力推行的非正義做法，而自己所依靠的乃是建立在正義上的力量。因此，它應該要麼接受對方的退讓條件，承認其存在著重大的缺陷，並進行改革，以便形成自己真正的力量；要麼便什麼也不做，放棄自己的權利任其變成一個極權的政體。（在這種情況下，它又以什麼名義來同極權政體作鬥爭呢？）
這個原則對亨利·馬爾丹適用。他受到指責的那種活動，對他來說是一種政治上的反對活動，是在特殊環境下做出的。他所受到的不公正的懲罰，並非僅僅針對他這種活動而判決，並且十分明顯的不公正。依據民主的公平合理性和道德標準，應該立即予以釋放。
有人告訴我說，只要共產主義的宣傳攻勢繼續下去，政府對亨利·馬爾丹就不會有所動作，而只要政府沒有動作，這種宣傳就不會停止。於是，為了不丟面子，雙方都下了決心。我們可以看到，當今的世界政治，是無論如何也不丟面子的。然而，據我看，這個「面子」您愈是不惜一切代價來保存它，它愈是不那麼漂亮。然而，大家卻都在努力保存自己的面子。於是這件爭面子的鬥爭，就圍繞著一個關著犯人的牢房發生了。
如今的監獄，在外表上是什麼也看不出來的，我們見得多了。但經過進步黨派或是反動黨派的專政而製造了那麼多的殘酷刑罰之後，在被引渡到維也納之前便在布拉格被處決的十一名被定罪者，至今仍然給我們留下了不祥的陰影。儘管有幾百萬人已然死去或已被判處死刑，但歐洲過去曾以此為榮，現在仍然以此自豪，一個人五年的生命，也會永遠保留著這種無法估計的價值。如今，監獄依然是一個最常用的行刑場所，任何人都沒有權力僅只因某人的看法不同或人生觀不同而把他投入監獄。在這裡，並不意味著以釋放亨利·馬爾丹為借口加以發揮，如果釋放他是應該的話。一個非常自信的公道，應該是大度的，它應該從容地接受任何置疑。那些永遠也不同意在所有的反猶太主義中從理論上加以辨別，或者永遠也不會原諒那些令人厭惡的逼供者，他們並不是自由的敵人，而是自由的真正保衛者。這些人應該以一個自由的保衛者身份，以一個反對極權主義者的身份向法國政府提出釋放亨利·馬爾丹的請求。
（1952.11.30）
我們今天在這裡慶祝新的、令人鼓舞的民主的勝利。但這一勝利是民主關於自身的勝利，是關於民主自身的原則的勝利。佛朗哥的西班牙，在文化教育搞得熱火朝天的時代，就已悄悄地介入法國，而塞萬提斯 和烏那穆諾 的西班牙，則不止一次地被扔在大街上。當我們曉得了，在馬德里，目前的新聞大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直接合作者，在希特勒統治時期曾為納粹作過宣傳時；當我們曉得了，剛剛給基督教詩人保羅·克羅戴爾授勛的這個政府，曾經是給希姆雷 那個焚屍滅跡的組織者授過紅箭勳章的政府時，我們便有充分的理由說，民主國家的教育工作者們剛剛歡迎的，不是加爾德龍，也不是羅普·維加，而是約瑟夫·戈培爾 。戰後七年，這個極端的轉向，值得我們向比內先生的政府表示祝賀。在制定上層政策方面，我們不能指責他憂心忡忡，舉步不前。大家都知道，直到目前為止，歷史的命運多少取決於教育工作者們反虐待的鬥爭進行得如何。但我們也並不認為，對那些虐待人的教育工作者給予正式的任命便算完事。比內政府也想到了這一節。
當然，操作起來，並不那麼容易，但應儘快進行。但是，怎麼辦呢？學校是一回事，市場貿易又是一回事！說實話，在這個歷史時期，有點像奴隸市場，大家在用軍隊的犧牲者來交換移民。談到文化，那將是以後的事。再說，這也並非政府的事。藝術家造就了文化，隨後由政府來加以控制，並在適當的時機，為了更好地控制文化，政府便開始取締藝術家了。
終究會有那麼一天，一小撮軍人和工業家，在談到莫里哀和伏爾泰時，他們會用「我們」這個字眼，或者在把那位詩人先期槍決後，再對他的作品進行歪曲，然後予以取締。那一天，其實就是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至少可以使我們想到，那個可憐的希特勒還是值得同情的。他無須浪漫地走向自殺那條過分的道路，只要學一學他的朋友佛朗哥，並且耐心一點兒，也就夠了。這樣，今天他很可能就會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一個代表，去到上沃爾特執行教育使命去了。至於墨索里尼，也會前往衣索比亞去執行提高那些衣索比亞孩子的文化水平去了，因為就在不久前他頗把那些孩子的父親們給殺了一些。於是，在一個終於和好了的歐洲，大家便都一起參加文化取得徹底勝利的慶典，在這個慶典上專為那些將軍和元帥舉行了盛宴，由有一個班的民主國家的部長們為他們倒酒端菜，這些部長是絕對的現實主義者。
「厭惡」一詞，在這兒用就顯得太輕了。我覺得今後我們反覆地說明我們的憤怒也是沒有用的。既然我們的政府也很現實，它可以不要榮譽也可以不要文化，因此我們在感情上絲毫不能讓步，相反地也要變得現實一些。既然這是一個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