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
我們應該對這個社會有一個正確的評價，即它特別能夠容忍迫害者的存在。因為它已經習慣於迫害者們那些對它有利的思想方式。在某一個早晨或某一個晚上，以這種方式或另一種方式，你就應該料想到，在你眼前會出現某一個人，他會對你說，他已受命於那些迫害者，將要剝奪你的自由或你的生命，將要奪去你的妻子，更有甚者，還要剝奪你的錢財。而且你還必須服從，因為這一切決不取決於你的意志，相反，你要服從的是迫害者們的意志。如果你睜著眼回頭看他一下，你臉上立刻就會挨一記老拳，以讓你永遠閉上眼睛。也可以這樣說，此種人乃是這種社會的一種景觀。再說，如果閣下您也想做這樣的害人者的話，也絕沒有人來阻擋您。我們這個社會是通情達理的。
值得慶幸的是，如果不想看到受害者的出現，那主動權卻在我們。我們這個社會也的確有相當多的受害者存在，如果不想看到他們，這個社會也只能按照它應該做的去做。它認為那些受害者說話有些言過其詞，認為這種人數量也確實相當之大。而且就在這種狀態下苟延殘喘，那由來也已是很久了。因之，它最終認為，世界並沒有絕對無辜的受害者。真正的無辜者就如最終要爆裂的一件東西，那麼這件東西就應該得到維修。就這樣，很久以來，大家都等待著這種維修。但這卻要受害者親自參與其事。
自這時起，人們便紛紛轉向，紛紛左顧而言它。大家彼此都不負責任，如果有那麼一個人能負責任，那肯定是講別人的事。確實不錯，大家都把自己的手打在從德國集中營里出來的那些猶太人的頭上了。然而這卻是英國人的錯，或者是阿拉伯人的錯，法國人也有份兒，德國人可能也跑不掉，但可以肯定的是，猶太人更有錯，這樣一來，大家也就都沒有錯了。還是讓我們安靜地睡大覺吧。法國人睡得像法利賽人 一樣，很高興地看著英國人把這件神聖的事業攬在自己懷裡；美國人感到憤慨（紐約的大旅館裡不接待猶太人，但這是兩回事）；阿拉伯人在觀望等待；俄國人則予以揭露（請想一下那集中營里的情形吧）。至於英國人則顯得十分謙虛，一言不發，只一心一意地把手向猶太人頭上打去。
被納粹德國的黨衛軍做了絕育手術的女人，被迫同一絲不掛的親妹妹交媾的男人，孩子被打碎腦殼尚緊緊抱在懷中的母親，被強制親手殺死自己丈夫的妻子，以及幸免於難、死裡逃生的人們，這些人都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膽戰心驚地活過來了，但已完全失去了家園。人們曾經對他們說過，戰後會有自己種滿橘樹及到處都是湖光山色的土地，在那裡沒有人會向他們臉上吐唾沫。然而他們卻全部遭到了迫害。因為我們天才政治家的事業已被調整得完美無缺，以至竟沒有辦法不對他們實施迫害。而這一切又都是在絕對無聲無息中實施，或者在偽善者們喋喋不休的饒舌中進行。
總之，他們把基督拿在手上肆意折磨。此乃世界史的一個縮影，難道不是嗎？但這一切也將在這些受害者和世界各民族受害者們的手中結束。除非這些人不公正地被絞殺，被流放，或被槍決。世界被這些大量的屍體震懾了，這些屍體將全部腐爛。如果這個世界上氣味不太好的話，其錯自然在它們。
這就是為什麼《請讓我的人民過去》這本書看後使人感到不舒服的原因。這本書並沒有講到全部受害者，僅只談到這個民族，但正如人們帶著善意所說，他們卻是被迫害者的象徵。在經過了許多年難以表述的折磨後，人們看到，法國人的仇恨已經形之於外了。這個民族想的是，找回他們的橘林和往昔的湖光山色。然而橘林中卻豎起了戰旗。湖面上漁場仍在，但捕魚者西蒙 卻不知去向。正如您所見，任何事情都不那麼簡單。
然而，卻有一位記者想探悉一下這個《奧德賽》 的秘密。在那裡，伊達克島 四周已被鐵蒺藜圍住，於利斯遭到大棒的拷打。夜間，在一片最美麗的海面上，記者聽到了受迫害者的歌聲。該記者所報道的，並非藝術作品，亦非政治教條，乃是一份鮮血淋漓的資料。然而同樣有血腥味的是，他投稿的那份報紙堅持該報道不經刪剪則拒絕發表。就這樣，人們所想的，當然也是一個新聞機構應該想的，只是出版發行，竟想不到那些無辜的受害者。然而有時候，一個記者也可以為這種不光彩的做法帶來體面的解決：他拒絕刪剪。當他再碰到一個正直的、良心不太壞的編輯時，他能做的就是把這本書拿出來，公之於眾。其結果便是使讀者們都感到不舒服，以至沒有心思再去跳圓舞曲。從而也便喚醒了那些全力以赴睡大覺的人。這實在是必要的。如果不是他頑固地把原書公之於眾，在這個世界上還有誰能正面回答那些頑固地堅持可怕罪行的人呢？
儘管如此，我還是想提醒讀者諸君放心，這些受害者的情況並非沒有希望，我們這個社會決不會丟棄他們的。「猶太人和其他人一樣，都是人，」書中的一個人物這樣說，「他們也有一條命。」年老的沙拉赫說：「我甚至連一個墳墓都找不到。」可以肯定地說受害者們頭腦里這些具體想法相當之多。這會使他們變得更使人感興趣，並使他們得以交上某些朋友。但他們現在已不再想要一塊具體的墓地了，他們要求的是，別人能承認他們同其他人一樣，有得到墓地的權利，因為他們和其他人一樣有一個生命。這是個很好的起點，我們沒有理由不聽他們的呼聲，試想，如果他們吸取了往日的教訓，如果在某一天早上，他們也變成了迫害人的人，那該怎麼辦？因為，如果局勢普遍寬鬆了，在一個團體內，他們會變的。一切秩序都會建立起來的。那將是我們一次奇蹟般的盛宴，也便是舉國歡騰之時，那時我們將宰殺肥牛來下酒……
「又在開殺戒！」愛挑毛病的人們說。
（1950）
正如您所說，為了自己逃出監獄，問題不在於可不可以殺死那個家裡養著孩子的獄卒。問題在於，如果能使所有的被關押者獲得自由，就是把獄卒的孩子都殺了也值得。這其間的差別還算不小。
對此，我們這個時代既不回答是也不回答否，儘管在實際上，它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卻好像這個問題沒被提出來似的，這種做法實在得體。我自己就沒提出過這個問題。但我選擇了使人們能夠重新活下來的辦法，他們可能提出這個問題。我為這些我所尊敬的人效了力，然後在他們身後隱去。
可以肯定的是，他們的答案並非是：「要老老實實地待在家裡。」而是：
1.這裡有個界限，孩子們就是界限；
2.為了正義，可以破例把獄卒殺掉；
3.但必須同意犧牲自己。
我們的時代的答案（無聲的答案）卻相反：
1.沒有界限，至於孩子們，當然啦，但總之……
2.為了給所有的人以正義，可以把大家都殺了；
3.同時我們還要申請榮譽勳章。那是有用的。
……
1905年革命的社會主義者，他們並不是神甫的侍童，他們對正義的要求比今天在所有作品和所有報紙上帶著某種誨淫誨盜的玩意兒所表現出來的更為嚴肅。這是因為他們對正義的熱愛十分強烈以至無法使自己變成令人厭惡的劊子手。他們選擇了行動和恐怖為正義服務，但同時他們也選擇了死亡，選擇了以一條生命換取另一條生命的辦法，以使正義永存。
「當代的推理，正如人們所說，是絕對的。」既然您不願意當劊子手，那您就是神甫的侍童，反之亦然。這種推理所表現的，除了卑鄙以外，沒有別的。卡利亞耶夫、多拉、布里昂以及他們的同志們在五十年代以前不願意卑鄙如此，便對我們說，有一個死去的正義和一個活著的正義。還說，在正義變得舒服起來的那一刻，它便已死去，這時它已不再炙手可熱了。
但這一切，我們今天是再也看不到了，因為我們今天生活的這個社會充滿了正義，而在1905年，卻如鳳毛麟角。因為那個時候可以為它犧牲，也需要它的宣傳者和捍衛者，那是因為物以稀為貴的關係。如今不同了，如今只需要信徒和勳章。但是當我們讀著當時被強迫讀的那些書時，當我們看到這最後一批正義主義者那些唯利是圖的面孔和他們那些卑鄙的罪行時，不管他們是左派還是右派，我們便禁不住要想，正義和慈善一樣，它們都有一批偽善者。
……
值得慶幸的是，他們同神甫的侍童和劊子手們是兩種人，甚至同那些比較「現代化」的劊子手—侍童都不一樣。那些在最黑暗的時代里，努力舉起智慧和公正的火炬，而且在戰後和從集中營里出來以後仍保留著傳統的人，他們沒有一個活到現在。
但有這種形象的人無疑將取得勝利，儘管這種形象並不漂亮。但在那些什麼都不想乾的蠢人和那些什麼都想乾的荒唐者中間，那些確實想幹些事情，並決心為此付出代價的人，乃是唯一具有這種形象的人。
（1951.6）
夫人：
讀了您的敘述後，我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