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在普雷耶爾召開的一次全國作家會議上的講話，發表在1948年12月20日的《左翼報》上。
我們處在這樣一個時代，人們被各種平庸而又殘酷的意識形態所驅動，已習慣於對一切都感到恥辱。為他們自己、為幸福、為愛或創作而感到恥辱。那個拉辛為其《貝蕾尼絲》而感到恥辱、倫勃朗為畫了《巡夜》而請求原諒的時代，可能會永遠被打入了冷宮。今天的作家和藝術家因此而缺乏良知，而我們中的一些人經常為自己的職業而道歉則是時髦的事。
事實上，有人對促使我們這麼做還頗有熱情。從這個政治社會的四面八方，那高叫聲正沖著我們而來，迫使我們必須進行自我辯白。應當為我們的無用而辯白，同時還要為由於我們的無用、我們在服務於骯髒的事業而辯白。而當我們回答說要消除如此矛盾的指責十分困難時，人們就會對我們說，我們不可能在所有人的眼裡都能解脫，但我們可以得到某些人慷慨的諒解，只要站在他們一邊就行了，而且要相信他們的話，因為這是唯一正確的。如果這種遊說沒有成功，人們則又會對藝術家說：「你看看這個不幸的世界。你為它又做了些什麼呢？」對這種厚顏無恥的訛詐，藝術家可以這樣回答：「不幸的世界？我並沒有助長這種情況。你們當中誰有資格也敢這樣說呢？」說真的，我們中沒有任何人在必要時會對來自絕望的人們的呼喚無動於衷。應當因此而感到有負罪感。我們被引入不是宗教的宗教中去了，這是最壞的結果。
然而，事情並不這麼簡單。人們要我們進行的選擇並不取決於這種選擇本身，這種選擇是由其他一些選擇、以前的事實所決定的。而藝術家的首要選擇，恰恰應當是當藝術家。而如果他選擇了要成為一位藝術家，這是因為他考慮到了自身的情況及他對藝術獨到的看法。如果這些理由很好地解釋了他的選擇，那麼，這些理由很可能是繼續幫他確定自己對歷史看法的很好的理由。這至少是我的想法。今晚既然我們在以個人的名義自由地交談，那我想談簡單一些，不去強調我並無體驗的不良的意識，而是談談面對世界的不幸及由此我對我的職業產生的兩種感受，即感激和自豪。由於需要自我辯白，我想解釋的是，在我們的力量和能力的範圍內，在一個被仇恨所折磨的世界上，我為什麼要從事一種會使我們中的每一個人都能平靜地說出他不是任何人的死敵的職業。不過，對這一點需要進行解釋。而我只有多少談談我們所生活的這個世界和我們這些藝術家和作家決心要做的事情才能做到這點。
我們周圍的這個世界是個不幸的世界，需要我們做些事情來改變這個世界。這種不幸是什麼呢？首先，這一不幸可以簡單歸結為：近年來人們在世界上進行了太多的殺戮，而一些人預言還會殺戮。如此大量的死亡，最終會使我們的生存空間不堪重負。當然，這並不是新鮮事。歷史一直就是由頭號殺人犯們寫就的。並不是今天該隱殺死了亞伯。然而，正是今天該隱以邏輯推理為名殺死了亞伯，然後還要求得到榮譽軍團勳章。我舉個例子以便更好地解釋我的觀點。
1947年11月大罷工時，各家報紙都報道了巴黎的劊子手也停止了自己的工作。但照我看，人們並沒有認真注意到我們這位同胞的決定。他提出的要求很明確。他要求每次行刑都應發給他獎金，這符合任何企業的規定。但是，他還特別起勁地要求得到辦公室主任的職位。他實際上想要求他為之忠誠服務的國家，給予他一個現代國家給予其優秀公僕的獨一無二的確認和顯著的榮譽，我想說的是行政官員的資格。這樣一來，在歷史的沉重壓力之下，我們最後的幾種自由職業消失了。因為這確實是由於歷史的壓力造成的。在野蠻時期，一種可怕的光環將劊子手置於社會的邊緣。劊子手是職業上專門剝奪人的生命和肉體的人。他是，並且他自知自己是一種令人恐懼的工具。而這種恐懼同時又左右著人的生命的價值。今天，劊子手僅是保護社會貞操的工具。在這種情況下，他有理由不願與可憐的廚師為伍，因為人們總認為後者的手腳不幹凈。在一個殺人和暴力已形成了理論，並正在成為一種制度的文明社會裡，劊子手完全有權進入行政部門。說實在的，我們法國人已經有些落後了。差不多在世界各地，那些負責行刑的人已經坐到政府部門的座椅上了。他們僅僅是用圖章代替了斧子而已。
當死亡成了統計和行政部門管轄的事務時，這事實已經說明世界上的事情辦得不怎麼樣了。不過，假如死亡已成了抽象的概念，那是因為生命也是一樣。從人們開始讓生命服從於意識形態的那一刻起，每個人的生命也就只能是抽象的概念了。我們的不幸就在於我們正處在意識形態的時代，專制的意識形態的時代。就是說，這是些非常固執的意識形態，只服從自己那愚蠢的理智或它們那短命的真理，認為只有在它們的統治下才能使世界得到拯救。而想統治某個人或某種事物，其實就是要使這個人失去生育能力，使其保持沉默或是要他去死。只要看看我們周圍就能注意到這種現象了。
沒有對話就沒有生命。而在我們世界的絕大部分地區，對話在今天已被論戰所取代。二十世紀是論戰和凌辱的世紀。論戰在各國和每個人之間，甚至對過去人們漠不關心的學科來說，均已代替了傳統的深思熟慮的對話。成千上萬種聲音夜以繼日地天天重複著嘈雜的、千篇一律的論調，向人民拋出了洪水般的謊言及相互攻擊、辯解和蠱惑人心的言辭。然而，什麼是論戰的機制？論戰把對手當成敵人，從而將對手大而化之，拒絕正眼看他一眼。那個被我凌辱的人，我甚至不知道他眼睛的顏色，也不知道他有時微笑會是什麼樣子。藉助於論戰的激情，我們中四分之三的人已變成了瞎子，我們已脫離了生活的人群，而是生活在一個由影子組成的世界上。
沒有說服就沒有生命。而今天的歷史只有恐嚇。人們活著也只帶著這樣的思想：他們大家有著某種共同的東西，他們總能聚會在一起。但是我們發現，有些人是人們無法說服的。對一位集中營的受害者來說，過去不可能，現在也不可能說服那些曾奴役他們的人，過去不應當那樣做。這是因為這些人已不再是人，他們代表的是一種思想，一種體現從不屈服的意志的思想。想統治別人的人是聾子。在他面前，要麼鬥爭，要麼死亡。所以說今天的人們是生活在恐怖之中的。在《死亡者的書》中，可以讀到公正的埃及人為了得到寬慰會說：「我沒有給任何人製造過恐怖。」在這種情況下，在最後判決的那一天，我們將不會在受福人的行列中找到我們今天那些偉大的人。
今後，這些聾子和瞎子被恐嚇，身上帶著票證，其整個生命都寫入一張警察局的卡片中的影子們，都會被當成匿名的抽象物來對待，難道人們還會感到吃驚嗎？有趣的是人們已注意到，從這類意識形態中產生出的制度，恰是系統地讓人民背井離鄉，把人民當做毫無生氣的幽靈驅使在歐洲大陸，讓他們僅在統計數字中，才體現出微不足道含義的那種制度。自從這些美妙的哲學出現在歷史上以來，有眾多的人，他們每個人過去都有自己的握手方式，最終他們都會被埋葬在一個極合乎邏輯的世界，為他們發明的流離失所者的兩個開頭的字母中了。
是的，這一切都是合乎邏輯的。當你要把全世界都統一在一種理論的名下時，沒有別的路可走，那就只能使這個世界像這種理論一樣變得沒有血肉，成為瞎子、聾子。沒有別的辦法，只能將人與生命和大自然聯繫在一起的根割斷。自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來，人們在偉大的歐洲文學中再也看不到真實的情景，這不是偶然的。今天出的重要書籍，不關心人們心靈的微妙變化、愛情的真諦，卻只對法官、審判、起訴的機器感興趣，不去打開窗戶欣賞世界之美景，卻小心地對孤獨、苦惱的人們關上了窗子，這不是偶然的。一個吸收了歐洲所有思想的哲學家卻寫道，只有現代生活才能使思想家意識到自己本身，甚至還說大自然是抽象的，而只有理智才是具體的這種話，這也不是偶然的。這其實是黑格爾的觀點，這是一場巨大的智力冒險的出發點，是最終會消滅一切事物的冒險。在大自然這個巨大的舞台上，這些醉夢中的思想家除了他們自己什麼也看不見。這是極端的盲目。
為什麼說得這麼遠？那些看到過眾多歐洲被毀壞的城市的人，知道我指的是什麼。這些城市顯現出一副成群的幽靈，正在尋找失去的友誼，正與自然和人們一同走在漫長的、通往世界末日道路上的世界景象。西方人的巨大悲劇在於人和歷史的演變之間，大自然的力量和友誼產生的力量都已不復存在了。人的根已被割斷，手臂已瘦得像乾柴，已同命中注定給他挎在脖子上的絞架混同一起了。但至少，既然這個世紀已達到了喪失理智的頂點，那就沒有任何東西能阻止我們揭露它裝作追逐理智王國的欺騙性，它只是在尋找已失去的愛的理智而已。我們的作家們很清楚這點，所有這一切最終都會藉助於不幸的、不包括愛的那種代用品即道德。今天的人們也許能把一切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