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羅雜誌，1948）
本次訪談錄由埃米爾·西蒙刊登在1948年的《開羅雜誌》上。埃米爾·西蒙所提的很長的、中肯的問題在這裡做了刪節，但未改變原意。
問：……您不認為可以為幸福，某些人在思想上與放任、快樂、安逸的生活不恰當地混同一起的概念找到一種純粹的寓意嗎？而且幸福的確是一種十分高尚的境界和十分難以得到的（比幸福的人更為罕見？）……
答：是的，對幸福來說是這樣。而且是無例外的。巴斯卡爾說，錯誤總是源自排他性。只追求幸福，最後得到的將是便利。要是只耕耘不幸，則會導致自滿。兩種情況，都走了樣。希臘人早就懂得，一部分是陰影，那另一部分必定是陽光。今天，我們看到的只有陰影，那些不願絕望的人努力做的就是要喚回陽光，喚回陽光燦爛的生命的正午時光。而這是一個戰略問題。總之，應當崇尚的趨向，不是結束，而是均衡和剋制。
問：能否做出推論認為，是孩子們的痛苦——毫無必要、極其可怕和毫無道理的痛苦——這一最明顯不過的原因使您拒絕相信基督徒對上帝的祈求，使您認為創世說是一個大的失敗？
對這種痛苦，基督徒只能用信仰來加以反對……但基督徒的信仰活動，這種理智對最無恥的非正義的服從，僅是一种放棄和逃避行為。基督徒是為了拯救自己才信教的，以便拯救自己的靈魂使之安寧。
唯一稱得上是人的正確態度的是李厄博士，他在精神上拒絕與不幸妥協並調動自己智力和心靈的一切力量使人類能擺脫痛苦。這就是您思想的本質吧？
答：我認為，事實上不可逾越的障礙是不幸問題。而對傳統的人道主義來說這同樣是一個現實的障礙。兒童的死亡有的意味著是上帝專斷的旨意，同樣殺害兒童則是由於人的專橫。我們被夾在兩種專斷之間。我個人的立場就其可以得到辯護來說，如果人們不是無辜的，那麼他們僅會因無知而有罪。這一點需要得到進一步的說明。
不過，像您說基督徒的信仰是一种放棄一樣，在說話之前會進行一番思考。我們能為那位神聖的奧古斯丁或巴斯卡爾寫出這個詞來嗎？誠實的行為是，評判一種理論要從它達到的頂點來看，而不是看它的副產品。此外，雖然我對這些事情知之不多，但我覺得，信仰更多的不是一種安寧，而是一種悲劇性的願望。
說到此，我並不是一個基督徒。我出生於一個貧困的家庭，一個幸福的環境，曾感覺到大自然的和諧，大自然並無敵意。因而，我的生活並不是從紛爭，而是從充實開始的。然後是……我感到自己有一顆希臘人的心靈。希臘人的思想中有什麼東西為基督教不能接受呢？很多東西，特別是希臘人不否認神的存在，只是要擺正它們的位置。基督教是一種「完全的」宗教，這是一個時髦的詞。基督教不接受這樣的思想，即那個應佔據全部位置的卻僅佔據了部分位置。然而，這種思想卻非常能接受基督教的存在。這樣，任何一位聰明的基督徒都會對你們說，只要馬克思主義接受這個看法，他寧願相信馬克思主義。
這是就理論而言，下面談談教會。只要教會的精神領袖們能以大眾的語言講話，並能體驗絕大多數人過的那種危險、悲慘的生活，我會很嚴肅地看待教會的。
問：對一位作家來說，單純寫作或是創作這一現實就足以擯棄荒誕，抵住那懸在頭上、就要碾碎他的西西弗的石頭嗎？您相信對寫作來說存在一種超凡脫俗的道德嗎？
答：人類的反叛有兩種表現方式，創造和革命行動。在人的本身和人之外，人在始初階段遇到的只會是混亂和不一致。在無序的情況下，應當做的就是建立秩序。不過，這會把問題扯遠了。
問：您難道不認為，越是刺激我們的荒誕的意識，越是加劇我們命運不連貫性的東西，恰是我們正在經歷的可怕的事情嗎？……
答：貫穿於文學中的悲劇性情結並非始於昨天。自有文學以來，這一情結就貫穿其中。不過，歷史的現實今天的確已將這一情結推至頂點。這是因為在今天歷史的現實要求我們必須建立一個世界性的組織。明天，黑格爾將會得到肯定的回答或是表示極其失望。今天的情況已不是涉及某個國家的存在或某個人的命運問題了，而是關係到全人類的命運問題。我們正處在需要作出決斷的前夜，不過，這是人將要對自己作出的決斷。這就是每個人都是孤立的、孤立在自己的思想之中的原因，就像每個人都會以某種方式成為被告一樣。然而，真理不在孤獨和分離之中，而是存在於聚合之中。
問：今天最優秀的作家，是那些團結一致捍衛他們以及我們稱之為個人的自由和權利的人。
……像我們一樣，在絕對和抽象之中捍衛個人的自由和權利的同時，我們也許不知不覺會成為上述價值觀那過時的、不符合歷史的形式的俘虜。
……我們過去曾經歷過一些時代，現在我們也許正處在認識另一個時代的前夜。在這個時代，作家偉大與他對社會的凝聚力及他所代表的力量直接有關。只有當一個社會正在解體時，一位作家的品德才與其持異議的能力有關。
答：談到捍衛自由，人們永遠是在抽象之中捍衛自由，直到需要付出代價的時候。我並沒有為了持不同政見而持不同政見的興趣。不過，您說的反倒證實了在希特勒即將取得勝利的國家、一位德國民族主義作家所寫的那本書：《尼貝龍根之歌》。《尼貝龍根之歌》將建立在千百萬被殺害的人的白骨之上。還需要對您說，我認為那是一種過於昂貴的協議嗎？
作家要求的自由，您認為與什麼相比是抽象的呢？與社會的要求相比。但是，假如多少世紀以來都未得到言論自由，那麼這種要求今天也將毫無意義。正義需要由權利來體現。權利需要由自由來捍衛。人為了行動需要講話。我們知道我們捍衛的是什麼。然後是，每個人都以某個協定的名義講話。任何的「不」都會有個「是」。我是以一個不以經濟壓迫和警察式的壓迫來強制人們保持沉默的社會的名義在講話。
問：共產主義社會——具體說蘇聯的社會——不允許作家專心研究我們所說的藝術的價值觀。
今天，法國藝術家和作家中的一些人也認同了這種看問題的方法。
您不認為，他們由於僅僅不懂得藝術作品的基本價值而導致文化瀕臨滅亡嗎？
答：這是個錯誤的問題。不存在現實主義的藝術。（即使是攝影，也不是現實主義的：攝影需要選擇。）而您所說的作家，不論他們怎麼說，他們都在利用藝術的價值。從他不是寫一張傳單而是另外東西的那一刻起，一位共產黨作家就是一位藝術家，而他的行為就絕不會完全與一種理論或是宣傳相吻合。所以說，文學是無法領導的，而最多是取消文學。俄國並沒有取消文學。它認為可以利用自己的作家為它服務。但是，這些作家，即使有好的意願，他們也將會一直因其作用本身而成為異端分子。我說的這些，可以從對文學界的清洗中看得很清楚。所以說，這些作家不像您說的，會讓文化滅亡，而是文化會置他們於死地。像在一尊荒唐的耶穌受難像面前，帶著強迫的友愛之情那樣，我說這話毫無諷刺的意味。
（保護人類雜誌，1949.7）
問：未來的前景是暗淡的。
答：為什麼？既然我們已經對最壞的情況都做好了準備，那就沒有什麼可怕的。我們只有理由去希望、去鬥爭。
問：和誰一起鬥爭？
答：為和平而鬥爭。
問：無條件的和平主義者？
答：無條件的抵抗運動戰士，直到有了新秩序——且像別人說的那樣，以極大的熱情。
問：總之，像人們說的那樣，您並未參與其中。
答：未參與這件事。
問：這讓人不能感到欣慰。
答：是的。我試圖開誠布公地參與其中。我會做出嚴肅的樣子來的！而我又是順從的：應當把罪犯叫做罪犯。我參與的是另一種事情。
問：一個斷然的「不」。
答：斷然的「是」。自然，有些人比較聰明，他們會就什麼事達成一致。我對此無法表示反對。
問：那又怎樣呢？
答：怎樣，我贊成立場的多元化。您能支持那種對自己是否正確也不肯定的人嗎？這正是我的情況。總之，我不會去謾罵那些與我意見不同的人。這正是我唯一與眾不同的地方。
問：能否說得更明確些？
答：可以。根據紐倫堡法庭的定義，今天的俄國、美國和幾位歐洲國家的統治者是戰爭的罪人。所有不論以這種還是那種方式支持他們的國內政策，所有在精神上或非精神上不譴責世界深受其害的神秘主義的教會，均帶有犯下此種罪行的特徵。
問：什麼神秘主義？
答：那種想讓我們相信強國政治不論怎樣都會將我們帶入一個更美好的社會，在那裡可以最終實現社會的解放的神秘主義。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