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利邦雜誌，第十六期）
我對您回答的標題將略去不談，因為我認為那題目是不慎重的 。我還對您的兩三個矛盾之處略去不談，因為我不想利用這些地方得益。我並不想據理力爭反對您，令我感興趣的是就問題的一些主要方面來回答您。而我的困惑也由此產生。因為您恰恰沒有談及主要方面，而您對我的意見依我看常常涉及一些次要問題，或是沒有什麼內容。我之所以還願意首先回答您，僅僅是因為想保留充分選擇的自由。
事實上，反駁非暴力並不等於我在為自己辯護。我從沒有為非暴力進行過辯護。這只是人們為了辯論而強加給我的一種看法。我並不認為應當用恩惠來回答別人的攻擊。我認為暴力是難以避免的，佔領時期教會了我這一點。總而言之，在那個時期曾發生過很多可怕的暴力事件，我並沒有感到有任何問題。我一點兒也不認為應當取消任何暴力行動，這當然是人們所希望的，但事實上這是一種空想。我只說應當拒絕給暴力任何合法化的地位，因為讓暴力合法化出自極權國家或專制的哲學思想。暴力是不可避免的，同時又是難以辨明的。我認為應當保留暴力的特殊屬性，並將其限制在可能做到的範圍之內。我並不為非暴力進行說教，因為不幸的是那是不可能的，我也不像喜歡戲謔的人所說的那樣為聖潔而說教：我非常清楚，不相信有所謂純粹的道德。但是，在一個人們努力用對立的論據為恐怖辯護的世界上，我認為應當為暴力確定一個限度，當不可避免時把暴力限定在某些部門內，緩解其可怕的一面，禁止瘋狂地使用暴力。我厭惡動不動使用暴力。我厭惡那些說得多做得少的人。正因為如此，我才與我們那些大思想家中的某些人分了手，而當他們手持槍支要處決別人時，我對他們呼喚殺戮的聲音就不敢輕視了。
在您文章的開頭，您問我出於何種理由使我站到了抵抗運動一邊。這個問題對很多人來說沒有什麼意義，我也是他們中的一員。我的想法並非與眾不同，就是這樣。我過去認為，現在也一直認為，我們不能站在那些製造了集中營的人一邊。我那時明白了，我痛恨製造暴力的機關要遠勝於暴力本身。而為了說得更明確些，那就是我清楚地記得印在我腦海里的那一天起義達到高潮時的情景。那是一天的早晨，在里昂，我在報上讀到了處決加希里埃爾·貝里的消息。
正是這些給了人們——我也在其中——（而且僅僅給了他們，達斯蒂埃！）大聲敘說他們討厭、厭惡希臘現政府，並以最終比你們更有效的方式與之鬥爭的權利。雅典那些人是卑鄙的劊子手。他們並不是唯一這樣做的人，但他們則是剛剛通常還加以掩飾、現在卻公開在整個世界面前讓資產階級社會的罪行大行其道的人。極言之，您會主張，為了使希臘的共產黨人不被槍斃，就得讓一定數量的非共產黨人保持沉默或消滅掉他們。這意味著只有共產黨人才應當被拯救，因為只有他們才是誠實可靠的。而我則要說，他們的確應當被拯救，但是別人也一樣應當被拯救。我要說，向我們提出的令人討厭的問題不會接受僅在統計方面的解決辦法。懲辦劊子手不應當意味受害者成倍地增加。我們應當對我們自身，並在我們周圍採取措施（一種措施），以便使必要的裁決不至於和一場看不到明天的悲慘事件聯繫到一起。其他所有的一切都是簡單的道義問題或是因驕傲而乾的蠢事。即使是您認為比較進步的暴力，正如我們的哲學家——觀眾們所說的那樣，我也要說，必須對暴力進行限制。然而，我們對暴力限制了嗎？這正是問題的實質，我還會談到這個問題。
總之，當您抱怨說我是個順民時，我能說的就是，您對我的這種憐憫是沒有什麼意義的。另外，您的錯誤是可以原諒的。我們現在正處在一個大喊大叫的時代，一個不願輕易加入到這個隊伍中去的人，常會被人看做是一個順民。很不幸，我不喜歡檢閱儀式，不管是民眾的還是軍事的檢閱。請允許我不提高嗓門兒對您說，真正的順從會導致盲目的正統觀念，而絕望則會導致暴力哲學的產生。對您說的已經夠多的了，對您所認可的任何事情，我將永遠不會順從。
我同樣也不認為，指責我是一名知識分子、說我保護自己的內心生活勝於人的解放是理智的和大度的。您的政治覺悟來得太晚了，您不認為是這樣嗎？我了解這一點。但是這種轉變，即使只有可敬的一面，也無法賦予您某種特權，允許您一下子就否定別人有幸在過去的歲月里，為反對一切形式的專制而作出的貢獻。相反，轉變反倒應促使您去問一個為什麼，為什麼今天同樣是這些人卻起來反對暴力的誘惑。那些類似我這樣的人，對利潤和強權社會的譴責已不是從今日開始。假如您能採取正確的態度，同意對諸事去問一個為什麼，那我就可以告訴您，在反對您的同時，我還想著要講話反對資產階級的社會。
您的一位同志寄給我他的一本關於馬克思主義的書，他彬彬有禮，但同時指出我並沒有弄懂馬克思所說的自由。這是真實的：我是在貧困中學到自由的。但是，你們中的大部分人並不知道這個詞的含義。而我是在以那些和我一樣經受過貧困的人的名義在講話，我了解這些人的第一個要求就是和平，因為他們知道在戰爭中他們是得不到正義的。像您說的那樣，客觀上講，難道他們錯了嗎？讓我們來看看這個問題。不過，請您不要責備知識分子或什麼內心生活，請您明確承認在你們的制度下，一位持不同意見的工人比一位持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也好不了多少，同樣不會被容忍。請公開地講出來，這是因為反對派的概念受到了置疑。這樣我們將會回到現實中來，您要做的將是為這漂亮的理論去辯護。我們將就您的辯護去進行對話。
正是在這裡我們才接觸到了真正的問題。而過去，我必須得否認您曾兩次加在我頭上的觀點。並不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我都不支持（您很清楚地知道這點），我所反對的是它們那種帶著征服特徵的思想，即帝國主義的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從這個觀點出發，我將堅持我已申明的看法，即這些思想產生於一個世紀之前，在蒸汽機和恬靜的科學樂觀主義產生的那個時代，今天已經過時了，它們在目前形式下已無法解決原子和相對論出現後的本世紀所提出的各種問題。
您選擇了蒸汽機，而正是這個使您無法看清，除了像您說的用法律將無政府狀態合法化之外，人們可以對設立一個世界議會的想法提出很多不同意見。無政府狀態，就其通俗的意義上來說，只有當每個人都做其想做的事和一切想做的事時，才會在社會中得以存在。而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恰恰是由於每個國家在國民經濟遇到大問題的時候只服從於本國利益所造成的。無政府主義，在今天這就是主權，很容易就能看清，正是您為了某些資產階級或警察國家的間接利益在保護這種無政府主義。
不過，我認為這些誤解是難以避免的，因為您沒有談及主要的問題。而我們現在恰恰應當回到談論的主要問題方面來。
在我所堅持的道理中我只講了一個問題。我說過，任何一個歐洲國家都不再是自由的、能自己進行一場革命的國家了，革命將是世界的革命或不是這樣的革命，但革命將不會再以我們古老夢想的面貌出現了：今天它會通過意識形態的戰爭來實現。而我僅僅希望人們能思考這個任何人都不願談論的問題。您沒有說過您認為這個分析是對的或是錯誤的，但我們應該討論的恰恰是這個問題。因為，說我拒絕探討1789年和1917年革命的問題，這不是在討論問題。這是很荒謬的。在思想和歷史領域，有些遺產是不能放棄的。說我把戰爭和革命混為一談，這也不是在討論問題。因為您這樣做就大大歪曲了您曾經讀過的內容：我僅僅寫道，在今天，1948年，戰爭和革命是混同在一起的。您只滿足於否定和平主義，而我的分析在陳述了為了人類的解放而必須付出代價的重要性的同時，卻認為這種和平主義是有道理的。而馬克思1870年在對戰爭一片讚揚聲的面前並沒有讓步，他認為戰爭的結果會促進解放運動。不過，相對而言那場戰爭更是一場經濟戰爭，而馬克思的考慮是根據當時所使用的步槍只是一種小學生使用的武器而得出的結論。今天，您和我都知道，一場原子戰爭之後的情況是不可想像的，而在一個會被第三次世界大戰毀掉的世界上談論什麼人類的解放這更像是對人類的挑釁。請您給聖馬洛和卡昂的居民們解釋第三次世界大戰會改善他們的命運去吧！
在理論上，我們可以接受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為了一個很不可能實現的公正的社會需要作出巨大的犧牲。但如果這種可能性幾乎等於零，而要實現的社會只是一個被原子廢墟所充斥的大陸，這樣的犧牲又有什麼意義呢？這是提出的唯一的問題。我對自己提出了這個問題，我並不承認自己有指導別人反對戰爭及作出長期努力實現真正的國際民主的權利。總而言之，我看不出，一個關心正義並有著解放人類理想的思想家會作出另外的選擇。假如唯有正義存在問題，那麼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有一位社會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