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鬥報，1947.2）
政治活動重新開場了。人們重又開始了交易、討價還價和互相爭鬥的活動。兩年來一直令我們厭煩的那些問題還將被引入同樣的死胡同。而每當一種自由的聲音要不帶奢望地想表達自己的意見時，各種各樣和各種政治色彩的看家狗就會成群結隊地狂吠起來，以便壓住這種聲音使它無法傳播。
很顯然，所有這些做法都是不能令人滿意的。所幸的是，只要人們心中充滿著合理的希望，就會有堅定的信念。曾經歷過整整十年磨難的法國人，至少已經學會了不再為自己而擔驚受怕，卻只為別人而提心弔膽。他們已經擺脫了厄運的糾纏。從此以後，他們已變得平靜而又堅定，讓我們平靜而又堅定地，並帶著別人一直熟悉我們的那種永遠的稚氣，重申那些唯一似乎能使政治生活被我們接受的基本原則吧。
也許並不存在好的政治制度，但民主肯定不是最壞的制度。民主無法擺脫政黨的概念，但政黨的概念卻可以在沒有民主的情況下存在。當一個政黨或一個集團自認為已經掌握了絕對真理的時候，這種情況就會發生。因此，議會和議員們今天很需要有謙虛的精神。
今天這個世界本身就有千條理由教人們應當謙虛。我們怎能忘記國民議會和任何一屆政府都未能解決我們所面臨的棘手問題呢？證據就是，這些問題中沒有一個問題是在國際上進行的爭論尚未明確之前，議員們曾對之進行過積極的討論。在煤炭的問題上我們不就失去了機會嗎？這是因為英國人不給我們魯爾的煤，而俄國人不給我們薩爾的煤。麵包會缺乏嗎？勃魯姆先生和多列士先生當面退回了莫斯科和華盛頓提供給我們的成噸的小麥。我們無法表示同意，議會和政府的職能現時僅僅是一種行政職能，而法國最後只能處於從屬地位。
我們唯一要做的是必須承認上述事實，從中得出適當的結論並努力，例如共同確定國際秩序，否則任何一個國家的任何一個國內問題都將無法得到解決。換句話說，應當多少忘掉一些自己。這會使議員們和各個政黨變得謙虛一點兒，而謙虛則有利於好的民主和真正的民主的形成。一個民主主義者，總之是一個會接受對手可能是正確的觀點、允許對手表達意見並能站在對方論據的立場上進行思考的人。當一些政黨或一些人變得相當自信、要通過暴力封住持反對意見的人的嘴時，民主即不復存在。不管謙虛有何理由，它對共和國來說總是有益的。今天的法國已不具有一個強國的力量。讓我們讓位給別人，讓人家去評判什麼是好什麼是壞吧。而這是一次機會。在期盼著重新成為一個強國或放棄成為強國念頭之時，我們國家還有可能成為一個榜樣國家。很簡單，在世人眼裡，只有當法國把本國國內體現的真理公佈於眾，她才能成為一個榜樣，即她必須通過政府的工作來證明，只要國際民主秩序尚未建立起來，國內的民主就只能是一種近似的民主，而最後她必須在原則上提出，為了成為民主國家，這種秩序應當遠離暴力的痛苦。
人們已經懂得，這尚是一些自願的，但並非現時的看法。
（戰鬥報，1947.5.10）
不容置疑，與我到過的所有國家相比，法國遠算不上是個帶種族主義色彩的國家。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我們不可能會接受這裡和那裡的這種愚蠢和罪惡的病態表現而毫無惡感。
一家晨報冠以頭版多個欄目的標題是：「殺人犯拉斯塔。」這是一個跡象。因為，很明顯，拉斯塔案件目前正處在預審階段，而在預審結束之前，根本不應給如此嚴重的指控作這樣的宣傳。
我必須馬上作出說明，關於馬爾加什事件，我所得到的確切消息，只是一些起義者犯下的暴行和某些有關鎮壓方面的報告。由於信仰的原因，對於兩種方式我同樣都感到反感。不過，問題是必須得知道，拉斯塔先生是否是殺人犯。可以肯定地說，一個誠實的人只有在起義結束後才會對此作出結論。不論怎樣，假如設想那個殺人犯叫杜邦或迪朗，就不會有記者敢用這樣的標題了。而拉斯塔是馬爾加什人，在某種程度上他就應該是殺人犯。反正這樣的標題也產生不了嚴重後果。
這不是唯一的跡象。像報道的那樣，人們這樣認為似乎很正常，這位不幸的殺害了女友的大學生為了轉移人們懷疑他的視線，還利用了在塞納爾樹林里「阿拉伯人」在場的情況。因為阿拉伯人即使會到樹林里散步，也與春天毫不相干。他們到那裡只可能是為了殺害自己的同胞。
同樣，我敢肯定隨時都能碰到這樣的法國人，他常常很聰明，而他會對你說猶太人的確會誇大其詞。而這位法國人很自然地會有一個猶太人朋友，這位猶太人朋友至少……至於談到幾百萬受盡折磨被燒死的猶太人，談話者是肯定不贊成這樣做的。只是，他認為，猶太人誇大了事實，即使集中營的生活教會了他們要團結起來，他們之間互相支持、互相幫助也是不對的。
是的，這就是一些跡象，且還有更壞的情況。在阿爾及利亞，一年前人們使用了集體鎮壓的方法。《戰鬥報》已經揭露了在菲亞納蘭楚阿「自動」招供室的情況。我並不想在這裡討論這一問題的實質，那屬於另一類問題。但是，我必須談談這種方式，這值得人們深思。
對這種恐怖政治的體驗剛剛過去了三年，法國人就帶著司空見慣的冷漠態度記錄下了這樣的新聞。不過，事實就擺在那裡，非常清楚，也非常可惡：我們正在做那些我們曾譴責德國人所做的事情。我很清楚有人向我們作過的解釋。因為馬爾加什的起義者，他們也曾拷打過法國人。但是，用對方的怯懦和罪惡並不能原諒我們的怯懦和罪惡。我並沒聽說過，為報復納粹我們也曾建立過焚屍爐。在得到相反的證據之前，我們是以法庭來回敬他們的。法律的證據，就是明確而又堅定的正義。應當讓正義成為法國的象徵。
事實上，答案應當到別處去尋找。希特勒分子們之所以在歐洲實施他們罪惡的法律，是因為他們認為他們的種族比別的種族優越，不能用同樣的法律來對待德國人和受其奴役的人民。我們法國人之所以會起來反對這種恐怖行為，是由於我們認為，所有的歐洲人在法律上和尊嚴上都是平等的。不過，如果今天一些法國人竟不反感就學會了另一些法國人對待阿爾及利亞或馬爾加什人時使用的方法，這是因為他們糊裡糊塗就篤信，在某些方面，我們要比那些人優越，而為了表現這種優越感，使用什麼方法則是無關緊要的。
再說一遍，這裡並不是要解決殖民地的問題，也不涉及要原諒什麼的問題。這是一個捕捉種族主義表現的問題，種族主義已使很多國家威信掃地，因而，至少應當使我國免除這一災害。這才是應當顯示我們優越性的地方，而我們中的幾個人非常擔心我們會喪失掉我們的這種優越性。如果說殖民地問題確實是我們所面對的所有問題中最複雜的問題，而該問題確實將會決定未來五十年歷史的進程，那麼同樣確定的是，如果我們帶著最不幸的成見去處理這一問題，那我們將永遠不會解決好這個問題。
這兒並不存在為那種將所有種族都摻和到同樣值得憐憫的混合物中去的可笑的溫情主義辯護的問題。人和人是不相同的，這是真的，我很清楚，在我和一個非洲人或一個穆斯林之間，在傳統方面存在著怎樣一條鴻溝。我還很清楚我和他們所共同的東西，他們每個人的身上都有某種東西，那是我如果不甘墮落就不能蔑視的東西。因此，有必要清楚地指出，這些或明或暗的種族主義跡象表明了人們的內心深處可恥和荒誕的一面。只有當我們戰勝它時我們才能捍衛那困難的、能揭露在任何地方出現的專制或暴力思想的權利。
（戰鬥報，1947.5.7）
1945年5月8日，德國簽署了歷史上最著名的投降書。約德爾將軍那時曾說：「我認為，投降書將德國和德國人民置於了戰勝國的手中。」十八個月後，約德爾在紐倫堡被處以絞刑。但是，我們不能把七千萬居民都絞死，德國一直被置於戰勝國的手中，最終，這個紀念日並不是一個歡樂的日子。勝利同樣也有其局限性。
因為，人們不停地譴責德國，讓一個法國人在這個問題上能說出理智的話或做出理智的事情來，這尤其困難。兩年前，弗倫斯堡電台曾根據鄧尼茨的命令播出了一則呼籲，已戰敗的第三帝國的領導人在呼籲中希望「在所有領土上圍繞著德國的仇恨的情緒會逐漸被國家間和解的精神所取代，不這樣，整個世界將不會得到振興」。這一清醒的認識遲到了五年，而鄧尼茨的思想也僅僅實現了一半。對德國的仇恨已被一種奇怪的情感所取代，這種情感是一種互不信任、模模糊糊的怨恨和已感到厭倦的冷漠的混合體。而至於和解精神……
宣布德國投降之後，緊接著三分鐘的靜默會在全世界的靜默中延續下去，被佔領的德國在一個僅拿它作為輕蔑的消遣對象的世界上，繼續在這種靜默的氣氛中過著有些誠惶誠恐的生活。這可能是由於納粹像所有侵略成性的制度一樣，可以從世界那裡期待任何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