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的主人公均自審生命的意義。正是在這點上，他們是現代的，因為他們不怕當笑柄。區別現代敏感性和古典敏感性的，正是後者充滿道德問題，而前者充滿形而上問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中，問題提出的強度之大，非得要有極端的解決辦法不可。存在抑或是騙人的，抑或是永恆的。 假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滿足於這種審視，那麼他就是哲學家。可是，他把精神遊戲可能在人生中所產生的後果表現出來，因此他成了藝術家。在這些後果中，他抓住的是最終的後果，即他自己在《作家日記》中所稱的邏輯自殺。1876年12月的日記分冊中，他確實想像出「邏輯自殺」的推理。絕望者確信，對不信永存的人來說，人生是十足的荒誕，從而得出以下結論：
關於幸福，既然對我的問題，通過我的意識，向我回應道，我除非在萬物的和諧中才能幸福，我設想不了，也永遠無法設想，這是顯而易見的……
……既然事情最終如此安排，我既承當起訴人角色又承當擔保人角色，既承當被告的角色又承當法官的角色，既然我從自然的角度覺得這齣戲是非常愚蠢的，既然我甚至認為接受演這齣戲對我是侮辱性的……
我以起訴人和擔保人、法官和被告無可爭議的身份，譴責這種自然，因為自然恬不知恥地隨隨便便讓我出生來受苦——我判處自然與我同歸虛無。
這種立場還有點兒幽默。自殺者之所以自殺是因為在形而上方面他受到了欺負。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報一箭之仇。用這種方式來證明別人「征服不了他」。然而我們知道同樣的主題體現在基里洛夫身上，不過更為廣泛，令人讚歎。基里洛夫是《群魔》中的人物，也是邏輯自殺的信奉者。工程師基里洛夫在某處宣稱他決意自己剝奪生命，因為「這是他的理念」。 我們完全明白，應當從本意上去理解這句話。他是為了一種理念，一種思想去準備死亡。這是高級自殺。逐漸一個場景接著一個場景，基里洛夫的假面具慢慢揭開，激勵著他的致命思想向我們顯露了。工程師確實襲用了《日記》的推理。他覺得上帝是必要的，必須有上帝存在。但他知道上帝並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他嚷道：「怎麼你不明白，那是足以自殺的一個理由呢？」 這種態度也在他身上同樣引起某些荒誕的結果。他無動於衷地讓別人利用他的自殺，為他所蔑視的事業服務。「昨天夜裡我已裁決了，此事與我無關緊要了。」他終於懷著反抗和自由相雜的情感準備他的行動了。「我將自殺，以證明我的違抗，確認我新的、了不起的自由。」 問題已不再是復仇，而是反抗了。因此基里洛夫是個荒誕人物，但對此應有所保留，從本質上講，他不自殺。對這種矛盾，他自己作出解釋，以至同時揭示了最純粹的荒誕秘密。確實，他給致命的邏輯平添了一種不同尋常的雄心，給人物開拓了廣闊的前景：他決心自殺，以便成為神祇。
推理具有古典的清晰。假如上帝不存在，基里洛夫就是神祇。假如上帝不存在，基里洛夫就必須自殺，從而基里洛夫就必須為了成為神祇而自殺。這種邏輯是荒誕的，但又是必需的。令人注目的是，要賦予下凡的神明一種意義。這等於闡明這樣的前提：「假如上帝不存在，我就是神祇。」但此前提還是相當曖昧不明的。首先注意到炫示瘋狂的抱負的人是實實在在屬於這個世界的，這很重要。為保持健康，他每天早上做體操。他為沙托夫 重逢妻子的喜悅而激動不已。在死後發現的一張紙上，他企圖畫一張臉，正向「他們」伸舌頭哩 。他稚氣而易怒，激情洋溢，有條理而易感動。從超人那裡，他只得到邏輯和固定理念，從世人那裡則得到一切情調。然而正是他泰然地高談他的神性。不是他瘋了，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瘋了。所以使他急躁的倒不是一種自大狂的幻覺。而這一次，按本義去理解詞語恐怕是要鬧笑話的。
基里洛夫本人幫助我們理解得更好。對斯塔夫羅欽提的一個問題，他明確地說，他指的不是一種神人 。大概可以設想那是出於把自己與基督區別開來的考慮，但實際上要把基督附屬於他。如此，基里洛夫有個念頭，基督死的時候並沒有回到天堂。於是他明白，基里洛夫受酷刑是沒有用處的。工程師說：「自然法則使基督在謊言中生活，並為一種謊言而去死。」 僅僅在這個意義上，基督完全體現了全部人類悲劇。基督是完人，是實踐了最荒誕狀況的人。那就不是神人，而是人神了。就像他那樣，我們每個人都可以被釘到十字架上，都可以上當受騙，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人神了。
由此看來，上面涉及的神性完全是人間的。基里洛夫說：「我的神性標籤，我找了三年，原來是獨立。」 從此以後，人們瞥見基里洛夫式的前提意義：「假如上帝不存在，我便是神祇。」成為神祇，只不過在這個地球上是自由的，不為永垂不朽的生靈服務。當然，尤其是從這種痛苦的獨立中得出所有的結論。假如上帝存在，一切取決於上帝，我們對上帝的意志絲毫不能違抗；假如上帝不存在，一切取決於我們 。對基里洛夫來說，如同在尼采看來，抹殺上帝就是自己成為神明，這等於在人間實現福音書所說的永恒生命 。
但，假如這種形而上的大逆不道足以使人完善，為什麼還要加上自殺？為什麼獲得自由之後還要自絕離世？這是矛盾的。基里洛夫心裡很明白，他補充道：「假如你感覺到這一點，你就是沙皇，就遠離自殺，你就光宗耀祖了。」 但世人蒙在鼓裡，感覺不出「這一點」。如同普羅米修斯時代，世人滿懷盲目的希望 。他們需要有人指路，不可沒有說教。所以，基里洛夫必須以對人類之愛去自殺。他必須向他的兄弟們指出一條康庄大道，一條艱難的路程，而他是第一個踏上這條道路的。這是一種符合教學法的自殺。為此，基里洛夫自我犧牲了。假如他被釘在十字架上，他就不會是上當受騙的。他仍然是人神：確信沒有前途的死亡，滿懷合乎福音的悲愴。他說：「我呀，是不幸的，因為我不得不確認我的自由。」 但他死了，世人終於覺醒了，可這個世間的沙皇多得不得了，人類的榮光普照人間，基里洛夫的手槍聲將是最高程度革命的信號。這樣，不是絕望把他推至死亡，而是眾人對他的愛。在使一場難以形容的精神冒險在血泊中告終之前，基里洛夫說了一句話，古老得像世人的痛苦：「一切皆善。」
因此，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自殺的主題確實是個荒誕主題。在進一步深入之前，讓我們僅僅指出基里洛夫也跳進其他人物，又由他們接手展開新的荒誕主題。斯塔夫羅欽和伊萬·卡拉馬佐夫在實際生活中操作荒誕真理。基里洛夫之死使他們得以解放，他們試圖成為沙皇。斯塔夫羅欽過著一種「調侃的」生活，人們對此相當清楚。他在自己的周圍掀起仇恨。然而，這個人物的關鍵語在他的告別信中：「我對什麼都恨不起來。」他是處於冷漠中的沙皇。伊萬也是，因為拒絕放棄精神的王權。像他兄弟那些人以他們的生活證明，要信仰就得卑躬屈膝，他可能反駁他們說，這條件是丟臉的。他的關鍵語是「一切都是允許的」，帶著一種得體的憂傷情調。結果當然像尼采這位抹殺上帝最著名的殺手，以發瘋告終。但這是一種該冒的風險，面對這些悲慘的結局，荒誕精神的基本動向是要問：「這證明什麼呢？」
這樣，小說也像《日記》，提出荒誕問題。小說設立了直至死亡的邏輯，表現了狂熱，「虎視眈眈」的自由，變得有人情味的沙皇榮耀。一切皆善，一切都是允許的，什麼也不可恨，這些都是荒誕判斷。但那是多麼非凡的創作呀，那些如火似冰的人物使我們覺得多麼親切呀！他們內心轟鳴的世界醉心於無動於衷，在我們看來，根本不覺得可怕。我們從中卻又發現我們日常的焦慮。大概沒有人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樣，善於賦予荒誕世界如此親近又如此折磨人的魅力。
然而，他的結論是什麼？下列兩段引言將顯示完全的形而上的顛倒，把作家引向另外的啟示。邏輯自殺者的推理曾惹起批評家們幾個異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後來出版的《日記》分冊中發展了他的立場，得出這樣的結論：「相信永垂不朽對人是那樣必要（否則就會自殺），正因為這種信仰是人類的正常狀態。既然如此，人類靈魂的不滅是毫無疑問的。」 另外一段，在他最後一部小說的最後幾頁，在那場與上帝的巨大搏鬥之後，孩子們問阿遼沙 ：「卡拉馬佐夫，宗教說，我們死後會復活，相互還能見面，是真的嗎？」阿遼沙回答：「當然，我們會重逢，會高高興興交談所發生的一切。」
這樣，基里洛夫，斯塔夫羅欽和伊萬就給打敗了。《卡拉馬佐夫兄弟》回答了《群魔》。確實關係到結論。阿遼沙的情況不像梅思金公爵 那麼模稜兩可。後者是病人，永遠是笑嘻嘻而無動於衷，這種幸福的生活常態可能就是公爵所說的永恒生命吧。相反，阿遼沙確實說過：「我們會重逢。」這就與自殺和瘋狂無關了。對於確信不死和快樂的人來說，有什麼用呢？人用神性交換幸福。「我們會高高興興交談所發生的一切。」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