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以摧枯拉朽之勢，磅礴於這片古老土地上，憑著快刀斬亂麻的痛快，掃蕩了長時間以來土地佔有的不均衡狀態，為中國現代化的發展，廓清了最難廓清的障礙，翻身農民的生產熱情空前高漲，各種農產品的生產都迅速地得到了恢複，並且逐年增加，農業生產的恢複拉動了城市工商業的復原，中國經濟以奇蹟般的方式，在內外交困中得以恢複，正是由於這個緣故，滿目瘡痍的新中國才得以迅速地從廢墟上站起，恢複了元氣，甚至還支撐了一場針對世界頭號強國的局部戰爭。與此同時，在土改結束以後的一段並不長的歲月里，農民發家致富的熱忱空前高漲，難得的太平歲月，使得與農業相關的商品市場和交易異常地活躍，自發而富有衝勁的城鄉貿易，帶給那些充滿心氣又富有幹勁的農民不斷的好處，長期以來難覓蹤跡的農業資本主義大有呼之欲出之勢。
對於這種趨向，共產黨人表現出了兩種態度，一種對農村中出現的新富農現象持鼓勵態度，在他們看來，只有先發展國家工業化，有了大型農業機械才能開展農村集體化，到時候，如果富農不肯交出土地財富，那麼，依靠國家政權之力，再進行一次革命就是了。而另外一些共產黨人則開始考慮另一條路徑，從共產黨將戰略重點轉向城市以後，迅速工業化的設想已經牢牢地印在了他們的藍圖上。就當時中國的條件而言，只有執政黨和國家政權有能力組織工業化，在「一邊倒」前提下的封閉環境中，除了來自蘇聯代價昂貴的援助之外，在根本不可能得到任何外國資本的投資的情況下，國家工業化所需要的資金從哪裡來呢？最便捷的途徑只有從農村吸收必要資金的華山一條路，而要走這條路，只能進一步強化自抗戰以來建立的農村全能式政權體系，將農民的生活、生產以及產品銷售統統管起來，將分散在一家一戶的資金通過政權的管道集中上來。實際上，即使沒有蘇聯經驗的指導，後一種思路也是比較具有誘惑力的，甚至，在沒有中央統一決策的情況下，各地已經開始著手利用農村黨和政權組織，自動地推行將農民組織起來的集體化建設，集體化從一開始，就與農村基層組織和政權密切相關。其實，革命式的土改本身的預設，就暗含了對「自發資本主義道路」的否定。經過土改而建立健全的農村基層全能式的政權（雖然此時還不夠全能）的核心人物，可能成為發家致富浪潮中的弄潮兒並不多。而這種政權本身的功能，就具有將農民生活和生產統合起來的管理和動員因素，早在共產黨建立全國政權之初，東北地區已經出現各級政府和組織利用行政手段強制農民進入互助組的傾向，1949年，黑龍江在互助組的農戶已經占農戶的大多數，而且，一些地方將互助組當合作社來辦，採取種種辦法限制農戶退組。
在以重工業為導向的國家工業化起步以後，私營工商業跟國營工業建設爭原料和糧食的情況加劇，為了更好地服務於國家工業化的目標，新中國政府採取對糧棉油等主要農產品「統購統銷」的政策，動用長期培養起來的農村基層政權的力量，以強制的行政手段，一下子切斷了個體農民跟市場的關係，不僅城鄉貿易和長途販運全部瓦解，就是與農民生活朝夕相關的集市貿易，也奄奄一息。國家控制的糧食以及生產與生活資料消費品供銷社，實際上已經決定了農民的經濟命運。農民不僅要通過稅收向國家政權提供工業化的資金，還要通過工農業產品的剪刀差，向國家貢獻相當份額的收入。甚至，初步地實現了將計畫經濟體制向農業的延伸，將管理國有經濟的辦法擴展到分散的個體農業當中（高伯文，2000）。
然而，實行統購統銷之後，國家政權不僅要面對一個個分散的農戶徵稅，還要與他們分別交易，面對向幾億的小農徵購糧食和其他農產品，還要核定他們各自的糧食的餘缺這樣龐大繁難的任務。儘管新中國已經擁有了一個全能式的基層政權結構，但對於完成這些任務畢竟是有些力不從心。在實行統購統銷的頭兩年，幾乎立刻出現了大規模的超量徵購，甚至奪走農民的口糧現象。學者脾氣的梁漱溟為此在政協會上與毛澤東爭論「九天九地」（工人在九天之上，農民在九地之下），連一向謹慎的黃炎培也寫信給毛澤東，反映他家鄉的農村基層幹部只顧完成上級下達的任務，工作作風粗暴，總是疑心農民有餘糧，而超量徵購的問題。實際上，這種問題反映的是農村基層政權和組織對這種繁難的徵收和交易的不適應，或者說現有的政權結構無法完成這樣的任務。用熟悉的話語來說，就是出現了「國家計畫經濟與小農經濟和自由市場的矛盾」，以及「社會主義因素和資本主義因素之間的矛盾」。為了解決這種矛盾，必須加快農業合作化的進程，即採用一種將農民的生產和銷售都統合起來的准政權形式，代替個體農戶與國家進行交易。這一點，甚至在採取統購統銷的決策的時候，毛澤東就已經意識到了，1953年10月31日，毛澤東在修改中國共產黨中央關於統購糧食的宣傳要點稿時，改寫了這樣一段話：農村裡一切明白道理的人都應當積極加入帶有社會主義萌芽性質的互助組，加入半社會主義的生產合作社和供銷合作社，將來就可以再進一步實行集體農民公有制的完全社會主義性質的生產合作社（就是集體農場）和供銷合作社，實現集體生產和富裕生活（黑體部分是毛澤東改寫的）。一位研究農業合作化的專家也認為，到了實行統購統銷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對於「個體農業改造的道路已經形成」。實際上，在農業合作化的進程中，從互助組到初級社再到高級社的快速遞進（中間雖有頓挫，但總的趨勢是加快再加快），背後的語言則是新中國成立初政權和組織的逐漸向完全意義上的全能式政權的過渡，待到兩三年後高級社普遍開花時，農村的基層政權和黨組織基本上已經和合作社合為一體了，小社並大社，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體制的確立，不過是將這種過渡最後法定化了而已。在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之後，經過調整後的人民公社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國內中國共產黨黨史的研究者們普遍認為已經退回到了初級社的水平，但實際上有著根本的區別，不僅初級社以股權的方式承認農民的私有權，而公社則不承認，單就政權和生產組織一體化的程度而言，兩者不可同日而語。
當然，在合作化運動之初，我們看到的更多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對於農村兩極分化的憂慮，其實，他們的憂慮即使不是多餘的，也是某種對推行合作化道德性的說辭，根據1950年明顯有傾向性的調查（有意強調兩極分化的嚴重性），土改後因貧困而賣地的農戶，不過占農戶總數的10%左右，而且，還包括一定數量的二流子懶漢。而新富農的比例不過1%左右。這樣一種升降比，在任何社會都是再正常不過的了。對於一向為社會大多數人考慮的中國共產黨來說，似乎沒有必要急於為那些少數的下降戶過分憂慮。據說，在合作化運動之初，毛澤東曾經委託熟悉農民的作家趙樹理調查在農民中到底有沒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積極性，結果趙經過調查回答說，農民只有個體單幹的積極性，而沒有互助合作的積極性。實際上，當時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對於農村的實際情況是了解的，他們之所以要堅持走集體化的道路，主要是以蘇聯道路為榜樣，以重工業為導向的國家工業化的需要，其實未必真的是只顧農村少數下降戶的一種純人道主義的選擇。
現在流行的說法是將人民公社化說成是大躍進頭腦發熱的產物，其實這種政社合一、黨政軍警民一體的超級全能政權，恰是自土地改革以來，農村基層政權發展合理的順延。只要開了頭就只能沿著這條路走下去，否則就容易陷入不斷鬥富的運動模式。大躍進的災難，最主要的在於想在農村的環境里直接實現重工業導向的國家工業化，當然，在原始的生產力水平上，實現農業生產的工業化和重工業的飛躍，自然不得不導致一系列的夢幻式的政治與經濟運作。
如果冷靜地分析起來，這種將農村社會和農業生產統制起來的嘗試即使在中國也並非共產黨人是始作俑者，晉系的「村本政治」和土地村公有制度或多或少是有些類似的影子的。客觀地說，這種做法也確實很有效，能在短時間內集中農村分散的資金用於工業化，而且迅速見效。而中國共產黨在這個過程中還注入了能量巨大的道德熱情，並換成了幾乎同樣巨大的物質力量，然而，這種熱情和力量卻被在短時間內集中而且無效地被釋放了，接下來則是長期的經濟停滯，所有計畫經濟體制的弊病都加倍地在農村經濟中顯現。
從清末民初開始，有許許多多的有權有勢者，一直在努力將自上而下的政治軌道鋪到農民的家門口，雖然這個軌道一直在延伸，但真正將它鋪到目的地的卻是合作化運動，經過這個運動以後，殘存的民間社會的空間已經徹底喪失，祭神與祭祀活動被各種群眾大會取代，而集體組織的會演則成了社火與演戲的替身。農民第一次變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國家農民」，與當時流行的「國家幹部」和「國家工人」一樣。可惜的是「國家農民」要想離開自己身屬的那塊土地，變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