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上抗日根據地的基層政權與蘇維埃政權是有著本質區別的，但前者與後者有一點卻是相似的，就是它們同為戰爭狀態下的政權，常常處於不穩定的境況，前者甚至比後者還要動蕩，時刻面臨戰爭的考驗。因而，抗日敵後根據地農村的政權必須是高度軍事化和組織化的，否則，就不可能在如此殘酷的戰爭環境中生存。毋庸置疑，中國共產黨在進入敵後，開闢根據地的時候，充分利用了他們在十年內戰時期積累起來的經驗，在組織動員農民和整合農村社會方面充分發揮了自己的優勢。
抗日敵後根據地的所在地，事實上國民黨和當地軍閥已經在普遍武化的基礎上，進行了程度不同的軍事化整合，然而在日軍的大舉進犯下，國民黨正規軍撤走，大部分政權陷於瓦解，本來依附於政權的軍事化組織有的隨之潰散，有的與地方精英的自組織武裝結合，形成各種各樣的鄉村自組織武裝團體，大股的土匪公開露面，流散的潰軍也有的與當地勢力結合，形成新的武裝，各種會道門也乘勢而起，本來就存在於華北和中原各地的紅槍會組織也再度活躍起來，再加上更為普遍的聯庄武裝，這其中，如果當地原來就有中國共產黨的組織，那麼也會出現由各種系統的共產黨人組織的抗日武裝。在日軍侵入和國民黨撤退的空隙中間，雜色的鄉村武裝暫時地統合了廣大的鄉村。正如在冀中開闢根據地的呂正操回憶的那樣，「司令遍天下，主任賽牛毛」。
顯然，這些散佈於淪陷區鄉村的雜色武裝，使得農村的武化程度大大地提高了，由於戰爭和國民黨潰兵遺下的槍支彈藥，使這些民間的武裝裝備有了很大的改善。各種武裝佔地為王，並強化對各自小塊地盤的控制，為了增強勢力，不得不拚命地擴展勢力，因而農村的武裝人員的比例也增加了。但是，這些武裝，包括各個系統地下黨建立的武裝，除了紅槍會等會道門武裝團體之外，對農村社會的組織和整合程度都是遠遠不夠的，最好的也不過是臨時維持秩序的過渡性政權代用品，壞的往往淪為趁亂髮財的惡勢力、黑勢力。然而，這些亂七八糟的鄉村武裝的存在，卻給共產黨人發展武裝，擴展實力，進而建立農村新秩序提供了條件。
建立各種救國團體本來就是共產黨人的拿手好戲，為了深入動員群眾參加抗戰，共產黨人在抗戰一開始就在國民黨政府（各個戰區情況不一，允許的尺度也不同）允許的情況下，建立了適合於各種年齡段、各種職業的救國團體，雖然國民黨只打算讓這些團體作為宣傳的組織存在，但共產黨人顯然不可能受此限制，在八路軍和新四軍挺進敵後開闢根據地的同時，各種抗日團體也隨之發展到了鄉村。在八路軍和新四軍逐漸掃蕩或者收編了各種雜色武裝之後，這些武裝一部分變成了正規軍隊，一部分則經過改造，變成了各種層次的地方武裝。原來經過一些訓練和武裝經歷的雜色武裝的普通成員，自然就充實了從正規軍到地方武裝的團體，為各種救國會披上了武化的外衣。實際上，在共產黨人開始著手建立自己的政權時，各種抗日團體已經初具規模，並且初步的武裝化了。
在根據地政權建立之初，由於政權和團體還沒有來得及融合，基本上是兩層皮，結果就像我們在前面提到的那樣，日軍一掃蕩，基層政權紛紛瓦解，日軍一退，中國共產黨組織再重新建立。後來經過中國共產黨多次艱苦的努力，農村黨組織、政權和群眾團體形成了三位一體的緊密相連的格局，敵後廣大區域的農村社會呈現出前所未有的高度整合狀態。首先，各個村莊都有各界救國會組織，具體分成農民救國會（農救會）、青年救國會（青救會）、婦女救國會（婦救會）和兒童救國會（兒童團），個別地方還有學生救國會和工人救國會。其中農民救國會是最大的組織，但與其他救國會在組織上屬於平行關係，每個村莊的各種救國會大體上都設有組織、宣傳教育、生活改善和武裝動員等幾個部，分別負責各項工作（在開始的時候，農救會的名稱並不統一，還有叫農民會、農民協會和農民自治協會的）。所有的救國會組織均按八路軍「三三制」的軍事編製編組，其中的武裝小組是各救國會的核心成分，農民救國會是自衛隊，青年救國會是青年抗日先鋒隊（青抗先），婦女救國會是婦女自衛隊，而兒童救國會實際被手持紅纓槍的兒童團取代了。各種救國會將農村所有人都包含在裡面了，除了明確的漢奸，而如果真的是公開的漢奸，往往不是逃亡就是被處死了（農民救國會規定有三種人不得參加，一是漢奸，二是托派，三是流氓和有不良嗜好的。漢奸已經說過了，托派在農村基本上不存在，而流氓和吸食鴉片的，改了就可以參加），所以凡是在根據地農村還活著的人，都有「組織」。原則上，各個救國會要承擔農村的一切事務，組織生產、催繳公糧、維持治安、識字教育，文化宣傳（包含娛樂），參加合作社，甚至連婆媳吵架，兄弟分家都要先經過各自的「組織」。關鍵的是救國會對這些事務的參與，往往採用運動的方式，開會、宣傳、演說、說服，整個農村社會處於一種高度的動態過程中。在一般情況下，農村的婦女和兒童是最散漫最無法管理的人群，但是，通過婦救會和兒童團，將婦女和兒童的日常生活都納入了有組織的範圍，賦予了民族主義的意義，比如婦女照顧老人和撫育兒童，少年兒童的嬉戲娛樂都進入了軍事化的步調，賦予了保持智慧民族傳統美德，為民族國家保護下一代的意義。當然，救國會最主要的任務還是參與抗戰，他們需要負擔有關堅壁清野、偵察監視、通信聯絡、救護傷員、物質運輸、破路拆堡以及組織各種形式的游擊戰配合正規的地方部隊的行動。
在救國會系統之內，有一個地位更重要的武裝組織體系，這就是自衛隊、婦女自衛隊和青抗先、基幹隊或者叫模範隊以及兒童團，這個體系實際上成了救國會的核心。自衛隊由16～55歲的男性農民組成，其中16～23歲的組成青抗先，自衛隊中最精幹和年輕力壯的人員組成基幹隊，婦女自衛隊則由16～55歲的婦女組成，其中特別活躍和強壯的也可以參加青抗先和基幹隊，所謂的基幹隊，就是我們俗稱的民兵。這些都是不脫離生產的農村武裝，在環境特別惡劣的情況下，將武器藏起來，就是一般的老百姓，而拿起槍就是准軍人。所有的村民武裝均按照八路軍的建制編組，每村設隊，隊下設小隊，小隊下設班，相當於正規軍的連、排、班。大的村莊可以設幾個隊，上設一個大隊或者分隊。其中，基幹隊或者叫模範隊的武器最好，一般都有一些快槍，有個別的村莊武器還相當好，幾乎與游擊隊不相上下。青抗先的武器次之，基本上是土槍土炮，其餘的自衛隊都是用冷兵器武裝起來。由於這些民眾武裝還具有游擊隊和正規軍的預備隊性質，所以，經常不斷地有民兵和青抗先的隊員應徵入伍，而正規部隊不適合野戰的傷殘人員也會回到鄉村武裝中來。從理論上說，這些武裝團體是歸屬於各種救國會的，但實際上它們與救國會之間只有橫的聯繫，而自身則統一歸人民武裝抗日委員會（簡稱武委會）統率。
救國會和自衛隊等於是農村兩大主要的群眾組織，除此而外，還有一些諸如文化救國會（文救）、抗敵後援會以及合作社、村劇團等組織，基本上處於上述兩大組織的附庸地位。其中一些地方的文救會由於是後來上面派下來的，出現過與原先控制村劇團的青抗先爭奪領導權的事件，當然，最後還是統一到了青抗先之下。
各種救國會和自衛隊的領導機構，原則上也是由其成員選舉產生，但由於這些團體軍事化程度很高，往往為了戰爭的需要，必須與正規的地方部隊高度而緊密地配合，因而要接受軍隊的指導，所以，這類組織的選舉，顯然沒有鄉村政權及民意機構的選舉那樣具有真正的選舉意義。同樣，從邊區到縣再到區和鄉村，雖然都有各種救國會組織，但真正領導鄉村這些組織的，卻是鄉村的黨支部和上級的武裝部門。
這些群眾組織雖然是群眾的，但與鄉村政權卻有著非比尋常的關係，也可以說，所謂的群眾組織實際上是政權的衍生部分。從理論上講，農救會、婦救會、青救會和武委會都是平行關係的組織，但武委會由於戰爭環境的緣故，顯然地位要重要得多，所以，實際上基幹隊和青抗先與農救會等處於平權地位，武委會則在它們之上。武委會、農救會、婦救會等組織的負責人都理所當然的是村務委員會的成員，但地位最重要的武委會主任，一般由黨支部書記兼任。事實上，這些社會團體已經通過與政權機構的鏈接，被賦予了政府的意義。顯然，這些新興的群眾或者社會團體與從前那些花會、香會與社火戲劇組織有著本質的不同，那些組織是從民間社會裡生長出來的，完全是農村社會自組織的產物，基本上沒有國家政權的參與，它們的活動也與政權行為是兩回事，其經費和組織活動都建立在民間自覺自愿的基礎上，本質上，它們屬於社會，即使在這些組織的首領由鄉村政權的負責人兼任的情況下也依然如此。而這些新興的群眾團體卻不是這樣，不僅它們的經費與政權密切相關，而且其組織的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