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形成了國共一致對外的局面。共產黨人在戰爭初期留下的空隙里迅速發展，開闢了大面積的敵後抗日根據地，隨著佔據地域的擴大，政權問題很快就提到了議事日程，中國共產黨幾乎沒有理會國民黨的限制，以最快的速度建立了屬於自己的敵後根據地政權。由於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當時主要還只能佔據縣以下的鄉村，所以，共產黨人所要建立的政權依舊和蘇維埃時期一樣，基本屬於鄉村政權。
抗戰時期的中國共產黨實質上已經進入了一個新天地，國際派的失勢，不僅意味著務實派的掌權和更加務實的策略的施行，來自蘇聯的指導和干預的失效，而且使得整個中國共產黨在指導思想上擺脫了來自俄國的教條影響，在中國共產黨的「延安時期」，沒有等共產國際解散，中國共產黨與蘇聯的關係基本已經進入了客氣的禮貌的階段。從某種意義上講，相對於蘇維埃時期，延安時期是中國共產黨另起爐灶的一個階段。雖然，另起爐灶並不意味著中國共產黨人已經拋棄了共產主義革命的理想，但至少他們在蘇聯人眼裡，已經具有了太多的「異端」的氣息。在延安的蘇聯人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袖的看法，比來自國統區的參議員，甚至國民黨人和美軍觀察員還要糟。當然，這裡不聽蘇聯的招呼固然是重要的原因，而中國共產黨人從思想到實踐越來越濃的中國化氣息，也使得那些自命正統的蘇聯人難以接受。
中國共產黨在抗戰時期建立的各級政權，顯然不像蘇維埃政權那樣，具有旨在推翻正統政府的反叛意味，在法統上還保持著與國民黨政權的一致，但地位仍然十分曖昧，除了陝甘寧邊區以外，幾乎所有根據地政權都沒有得到國民黨中央政府的正式承認。但是，由中國共產黨建立的基層政權卻十分有效地行使著職能，有的地方經常存在既有國民黨政權，又有日偽政權和中國共產黨抗日政權的現象，常常是中國共產黨的政權最得民心，能最有效地控制地方，而國民黨政權往往只是個空架子，甚至落得個被驅逐的境地，而偽政權只有在日軍的武力下才能勉強維持。當時，在國民黨統治區，所謂的大後方，國民黨政府也曾力圖通過強化保甲，加強宣傳提高基層政權的效能，以支持殘酷的戰爭，然而，直到抗戰勝利，國統區的基層政權比起根據地來，簡直可以說是有天壤之別，不可同日而語。對於日後國共之爭而言，實際在抗戰期間的軍隊和政權形象上，已然判出了高下。
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形象，引人注目者有二，一是清廉，二是民主。中國共產黨雖然在紅軍時期已經搞了近十年的政權建設，但紅色蘇維埃政權的真實形象一直鮮為外界知曉，不唯國外對中國蘇維埃是一頭霧水（第一個訪問紅色區域的外國記者是斯諾，其時已經是1936年），就連國內城市裡的中產階級、市民和絕大多數知識分子也是茫然無知。可是，大家對於國民黨政權尤其是基層政權到底是個什麼形象卻是十分清楚的，輿論對於國民黨政權尤其是基層政權的批評主要有兩點，一是貪污腐化，二是專制和不民主。當罩在中國共產黨身上的迷霧終於被揭開時，他們抓住了時機，將一個與國民黨基層政權全然不同的形象呈現在國人和世界面前，從而勝出了國共對抗的關鍵一局。
抗戰前十年，中國的焦點問題一是救亡，二是農村的破產，而中國農村境況的惡化，首先是基層政權的惡化，這一點，連相當多的國民黨人其實也是心知肚明的。
共產黨人當然更清楚其中的玄機，要想在敵後的農村站住腳，首先就是要改變基層政權的形象。然而，抗戰雖然實現了國共合作，但國民黨根本就沒有打算讓共產黨人擁有自己的政權，而共產黨人卻非要建立自己的政權不可，否則就真的成了「為國民黨扛活」。建立自己的政權，蘇維埃的形式是必然要拋棄的，就算是沒有與國民黨合作，在巨大的民族危機面前，蘇維埃這種單一的階級政權也難以適應需要。作為「先斬後奏」和「斬而不奏」的結果，抗日根據地基層政權從來沒有放棄過國民黨政權甚至地方軍閥政權的法統，連建制也沒有改動，根據地或者是區、鄉、村，或者保甲或者編村和閭鄰（山西村制），基本上都沿用原來的村制。但是，除了根據地創建初期由軍隊建立的准政權之外，重建基層政權的共產黨人並沒有簡單地自上而下地恢複舊政權，將之換上自己人，對於他們來說，舊政權所要保留的僅僅是一個軀殼，必須進行實質性的改變，才能適應抗戰和自己的需要。為此，共產黨人巧妙地抓住了兩點，既作為對外的旗幟，也將之落實到具體的政權建設上。這兩點一是作為三民主義分支的民權主義（民主），二是地方自治。顯然，這兩面旗幟是國民黨人所無法反對的，前者是他們的立國之理論依據，而後者則是即使施行保甲制度也要加上的頭銜，只不過，國民黨人並沒有將之付諸施行的打算。
共產黨人在抗日敵後根據地所施行的民權主義和推行的地方自治，其核心就是民選政府。事實上，無論極力主張地方自治的西化知識分子還是始終沒有放下地方自治招牌的國民黨人，都無法否認實行民選是民權主義和地方自治的中心環節之一，所以，國民黨中央政府儘管有一百個不情願，但也不好明令譴責和討伐這種自行其是的「非法之舉」。
共產黨人在根據地農村推行民選，先後經過幾個階段，最初的民選之舉，主要是為了合法地選掉國民黨政府系統的鄉村政權的人員，和平地實現取而代之。當八路軍和新四軍進人敵後開闢根據地，控制了一些地區之後，雖然國民黨的縣級政權有的已經逃掉和潰散，可是由國民黨政權加委的區、鄉或者保甲長卻還在，依舊把持著政權不放。顯然，中國共產黨不宜簡單地以武力驅散或者改變政權人員，這樣做有違統一戰線的宗旨（在抗戰初期，國共關係尚比較融洽的時候，更不宜如此），但是這些鄉村舊政權又非更替不可。所以，共產黨人就採取實行民選的辦法改換政權面貌。在這裡，民選就像共產黨人自己說的那樣，變成了一場「鬥爭」，不過是和平的鬥爭。
鬥爭的前提是共產黨軍隊對該地區農村的實際控制，以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眾抗日團體對鄉村的組織和整合已經達到了一定程度，而鬥爭的砝碼就是提倡政治清廉。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凡是國民黨政權加委的基層政權負責人，不是地方豪紳就是藉此撈取好處的人，一般都有相當程度的貪污行為，尤其是在賦稅的負擔上面，絕大多數鄉村負責人都會按清末民初以來的「傳統」，讓小戶多負擔，自己家和大戶則少承擔或者不承擔，只要已經具有相當實力和人望的抗日團體打出反貪污反腐化的口號，民選基層政權的活動就很容易發動起來。最大的根據地晉察冀邊區早在1938年3月就開展了民選村長運動，這個運動就是在反貪污鬥爭的旗幟下進行的。當時，晉察冀邊區的共產黨人還是以「戰地總動員委員會」的名義行使權力的，打的是閻錫山的招牌，但是通過清算村賬，清算不合理負擔和魚肉鄉民的行為，一大批由閻錫山政府精心挑選的編村村長和村副倒了台。為此，大多數村莊都成立了清查賬簿委員會，而共產黨組織起來的農會在其中起了主導的作用。甚至在某些舊的縣政府袒護原來的村長的情況下，村政權依然在共產黨組織的農會組織的抵制中換了人，比如五寨縣的縣長將兩個被農會驅逐的有貪污劣跡的村長對換，但兩村的農會卻能夠「使兩個村子同時拒絕貪官污吏的來臨」。還有些村長因為貪污嚴重，被農會押送到縣上，即使縣政府將他們放了，可是卻再沒有了回村任職的可能。更普遍的是農民的請願運動，成千的農民擁到縣政府，非逼迫縣政府實行民選撤換舊村長不可，在沒有軍隊撐腰的情況下，即使是閻錫山的縣政府，也只能順應農民的要求。據統計，在1938年，晉察冀邊區有8000多個村莊進行了民選村長的運動，參選公民佔40%—50%，冀中邊區有3128個村莊進行了選舉和改選，占所屬村莊總數的68%，沒有實行民選的村莊，或者條件過於惡劣，或者已經由中國共產黨合意的人掌了權。
由新四軍李先念部控制的鄂豫邊根據地也是這樣，先由抗日團體出面發動，組織宣傳隊到各地宣傳鼓動，甚至還演出「改選貪污保長的戲劇，內容就是保甲長貪污壓迫老實人」。在對舊政權貪污行為的清算中，重點逐漸從反對個人行政過程中的貪污行為，過渡到他們借政權欺壓良善（老實人），不合理負擔這種「傳統」，這種反對鄉村不公的訴求，理所當然地會得到更多農民的響應。
當然，這種以道德訴求為旗幟的民選，有時也會遇到阻力，選不出共產黨人想要的人選。鄂豫邊區孝感地區有個村莊，保長很符合傳統——是位有幾十石田的地主的兄弟，資格相當老，也有一定的人望，在民選中，由於出席會議的大多數人對舊的保長懷有好感，所以，他再次當選。然而，經過再次發動，「那些吃了他的虧的中農和那些窮人，也就活動起來了」。認為這次選舉不民主，要求再次改選，最強烈的理由就是每次負擔錢糧，舊保長「他只是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