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前十年，中國還存在著一種「另類」的鄉村政權，這就是武裝反抗國民黨的共產黨人在農村建立的紅色蘇維埃政權。中國的蘇維埃政權本質只是一種鄉村政權，儘管共產黨人曾經一度成立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但這個「共和國」所擁有的最大城市，不過是大一點的縣城。蘇維埃政權雖然始終在農村，但相對於當時中國其他地方的政權形式而言，其來源卻要洋氣得多，是直接從蘇俄引進的躉來物。蘇維埃本是俄文cobet（soviet）的音譯，意思是代表會議。起源於1905年俄國革命，當時是一種工人和士兵的直接民主形式，其代表可以隨時選舉並隨時更換，暗含著巴黎公社式的政權形式。十月革命以後，蘇維埃成為俄國新型的政權的標誌，城市和鄉村的最基本生產單位都有蘇維埃，蘇維埃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不僅可以立法，還可以直接派生行政機構。然而，對於當時的中國農村而言，蘇維埃的原意實在是過於生僻了，不僅絕大多數紅色區域的農民始終不甚了了，就是相當多的共產黨人也未必清楚。據一直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副主席的張國燾回憶說，農民根本弄不清楚蘇維埃是怎麼回事，廣東的農民知道著名共產黨人蘇兆征，因此就把蘇維埃當成蘇兆征的弟弟。而湘贛邊區的農民則管蘇維埃叫「埃政府」，因為當地方言「埃」就是我的意思。實際上，農民的這些誤解是有幾分道理的，對於大多數農民，尤其是貧苦農民來說，他們理解的蘇維埃，就是共產黨的政府和「埃（我）政府」。這也是為什麼在四面國民黨軍隊的「圍剿」和包圍中，這種政府依然能夠立得住的原因之一，就當時而言，蘇維埃的確是農民最喜歡的政府。
歷史總是喜歡在關鍵時刻玩一點小的噱頭，將幾千年中國鄉村權力格局翻過來的革命，居然是在這樣一個俄國式的名詞下進行的，儘管這個名詞家喻戶曉，婦孺皆知，但依舊沒有多少人明白它的真實含義，可卻沒有耽誤人們在它的旗幟下奮鬥。蘇維埃運動在中國農村的開展，以及農民對這個運動的誤讀，暗示了中國革命的列寧主義趨向以及這種趨向的中國化命運。
中國的蘇維埃運動是伴隨著共產黨領導的紅色暴動和起義開始的。1927年「四一二」和「七一五」政變之後，隨著國民黨清黨的屠刀砍下，中國共產黨開始走上武裝反抗之路，在作為獨立武裝鬥爭的標誌的南昌、秋收和廣州三大起義之中，廣州起義率先打出了蘇維埃的旗幟，在那個時候，共產黨人最想建立的還是中心城市蘇維埃，模仿十月革命的道路凱歌行進式地完成革命。對於自發走向農村的革命武裝，開始並不是很在意，上了井岡山的毛澤東還為此背了處分。從1927年年末到1928年年初，各地尤其是湘贛邊區建立的革命政權各種名目的都有，比如1927年年底彭湃在海陸豐建立的政權叫蘇維埃，1927年11月毛澤東在茶陵建立的政權就叫做工農兵政府，楊善集在海南搞起來的叫人民委員會。即使這樣的政府，開始也只是將舊政府換了塊牌子，依舊坐衙門審案子，後來才有所改進。加上那時的中央還有所謂的「燒殺政策」，即用燒殺使農民變成赤貧，然後驅使他們革命。這種愚蠢的政策能夠出台，一方面說明當時中國共產黨的幼稚，另一方面也說明中國共產黨對農村革命的不重視，因此，根本沒有長遠打算。從1928年春夏開始，城市起義已經變得沒有可能，各地轉入農村的紅色武裝相繼有了起色，由於自身發展的需要，迫切需要建立相對鞏固的根據地，而根據地的建設，政權是必不可少的，於是蘇維埃政權開始全面移植到了鄉村紅色割據地方。
蘇維埃政權是名副其實從槍杆子里出來的，建設蘇維埃政權的最常見的模式有兩種，一是先有紅軍，紅軍打到哪裡，由軍隊在佔領的地方建立政權。二是先由地方黨組織暴動，再由暴動的武裝建立政權。在現實生活中，前者顯然要多於後者。建立政權之初，往往不是一下子就成立蘇維埃，如果有現成的農民協會，就由農民協會暫時代行政府職能，更多的情況是先建立革命委員會，待政權鞏固以後，再成立蘇維埃。據蕭華回憶他1931年春在江西廣昌開闢新區建立政權的程序是這樣的，先是「登門上戶，深入群眾」，同時「開群眾大會，演戲」，然後「調查摸底，摸清當地的土豪劣紳」，即使是群眾發動起來以後，仍然需要「我們派出有群眾工作經驗的紅軍戰士幫助地方先後成立了貧協會和革命委員會」。接下來還要「協助區鄉幹部帶領窮苦人開展了打土豪的鬥爭」，最後還要協助分田，然後將革命委員會變成蘇維埃政府，直至成立游擊隊、赤衛隊。一般來講，由地方黨主導的模式對紅軍的依賴相對要小一些，但同樣要依靠黨組織和由黨建立的地方武裝，一般是農民暴動與土匪武裝的混合體。無論哪種模式，早期的蘇維埃政權一般是四級：縣、區、鄉、村，後來「正規化」了，才將村一級取消，省乃至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建立，其實是在廣泛的鄉村蘇維埃基礎上安的一個「帽子」，並不能算是實體性的政權。在蘇維埃運動的頭幾年，即使是同一個地區，政權形式也相當混亂，比如贛西，在1930年以前，「有農協，有約會，有革命委員會，有蘇維埃（東固），組織名稱極不統一，如是召集了贛西臨（時）工農兵代表會議，產生了贛西臨時蘇維埃政府」。兩種模式產生的蘇維埃從形式上看並沒有什麼不同，但結果卻有相當大的差異，那種由主力紅軍開闢新區而建立的蘇維埃政權，對軍隊依賴比較大，這樣的地方有的在紅軍到來之前就已經存在地方黨組織，但由於地方是由軍隊開闢的，國民黨政權和豪紳武裝都是軍隊消滅或者趕跑的，甚至連土地也是軍隊主持分的，所以軍隊比原有的地方黨在農民中具有大得多的威望，這種政權無疑屬於軍隊導向的。而由暴動產生的蘇維埃政權則不同，由於地方黨往往是暴動的組織者，因而前種模式中軍隊所具有的地位在這裡歸到了地方黨組織的名下，所以，這一類政權屬於地方黨導向。顯然，各個蘇區的情況雖各有不同，但均以前者為主，畢竟，開闢蘇區，建立蘇維埃政權的主要力量是主力紅軍。應該說，隨著紅色根據地的發展，兩種模式的蘇維埃政權都經過「正規化」的整合，但整合的結果，卻使前一種導向更趨明顯，蘇維埃政權始終帶有濃厚的為軍隊服務的色彩。在第三次反「圍剿」結束後，中國共產黨江西蘇區省委在總結報告里，曾經批評江西相當多地方的蘇維埃工作在黨的包辦下，已經「完全變為事務機關，變為專為招待紅軍，打路票，找俠子的事務所」。其實，無論何時何地的蘇維埃政權，都免不了要以軍隊為中心展開工作，如果離開了紅軍的保護，它就會被國民黨政府和地方勢力吞噬掉。
從蘇維埃運動的理論和實踐來看，引進這種政權概念的共產黨人還是努力地貫徹了其在蘇俄的本意，將「代表會議」的精神注入中國蘇區的鄉村政權里，在最初分散的地區蘇維埃組織法里規定，除了地主豪紳和富農外，凡滿16歲（有的規定18歲）的人都有選舉和被選舉權，鄉、村兩級的蘇維埃由鄉民大會直接選出，區蘇維埃由居民代表選出。具體的日常政務由蘇維埃執行委員會處理，鄉、村級的蘇維埃執委會比較簡單，有幾個人負責統抓一切，而區蘇維埃執委會則設有專門委員會，各設人民委員負責。在大多數地方，為了貫徹「階級路線」，都規定了工人要比農民在代表名額比例上要高五倍左右，但由於蘇維埃區域幾乎沒有什麼產業工人可言，所以，這種規定沒有多少實際意義。不僅如此，有的地方還按蘇俄的做法，強調了如果選民對蘇維埃代表不滿意，可以隨時罷免調換，術語叫做「招回」。下級蘇維埃如果多數表示對上級蘇維埃不滿，也可以要求改選。中華全國蘇維埃成立以後，又以立法的形式將這些條款確定下來了。但在現實中，蘇維埃的蘇俄原意並沒有被貫徹下來，農民「只知道『埃政府』是他們的政府而不知道『埃政府』的內容，一般農民都應有實際參加政權的權利，就是常常要召開群眾代表大會討論他們自己的事情，他們並不知道政權有二，一為代表會議，一為執委會，不知道代表會議才是合法的政權機關，而執委會不過是代表會閉會後，受代表會委託的執行代表會議的處理日常事務的機關，更不知在一哄而聚的群眾大會之中能討論問題，必須假手於代表會議。他們以為選出幾個人坐在機關里，就叫做蘇維埃，所以各級機關時常只有執委會議（甚至執委會很少開，只有主席、財務、赤衛或秘書幾個人處理一切）而沒有代表會議。這是一般群眾政權的意識太薄弱，而一般同志對於政權的認識也是莫名其妙的緣故」。顯然，對於包括中國共產黨黨內的「一般同志」而言的蘇區絕大多數人，區、鄉、村的蘇維埃政府，實際上與過去的區公所、鄉公所和村公所並沒有什麼區別。不同的就是過去印把子握在地主豪紳手裡，現在換成了共產黨和農民。有的地方的農民甚至在蘇維埃政府成立以後很長時間了，腦袋裡對於政府的印象還是過去的稱呼。一位黨的負責人說，「群眾並不認識他們自己的政府，認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