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為首的新桂系，是在大革命時期興起的廣西少壯軍人，他們思想比較新，治軍有方，兩三年工夫從一群小營長，趁著混亂，一躍成為廣西的主人。並主動參加國民革命軍序列，率先北伐，在北伐中能征善戰，戰績顯赫，因而迅速擴張了實力，在張學良易幟、全國統一之時，他們已經擁兵數十萬人，儼然與蔣介石、馮玉祥和閻錫山鼎足而四，實力足可以與掌握南京政府的蔣介石相抗衡。然而，經過1929年的蔣桂戰爭，蔣介石用利誘收買、分化瓦解的手段，幾乎不戰就將桂系在北伐中積累起來的軍事力量摧垮，使他們領教了什麼叫真正的政治手腕。
當然，李、白、黃等人絕非等閑之輩，僅僅幾個月後，他們又乘機東山再起，入主廣西，經過一番與蔣介石的軍事對抗和政治外交周旋，在1930年左右，他們終於在廣西站穩了腳跟。此後，儘管蔣介石對桂系使盡了手段，可是桂系始終能作為與國民黨中央分庭抗禮的一系存在，一直維持到大陸易色。
跟山西的閻錫山一樣，桂系在廣西的統治也是相當有特點的，比較起來，他們的統治比閻錫山在思想意識上要新一些，對傳統意識的依賴沒有閻錫山那麼大，與蔣介石的中央具有更強烈的敵意，但是對於中國的共產主義卻也持有比較強烈的排斥立場（這似乎與1929年蔣桂戰爭中同屬桂系的具有親共意識的俞作柏、李明瑞的倒戈，致使他們迅速垮台有關）。跟別的舊軍閥不同，他們在廣西還是比較注意建設的，對於他們來說，只有將他們的根據地廣西建設好了，才會有個堅固的立足之地，才能在與蔣介石中央的角逐中立於不敗之地。因此，在他們的政治與政策中特別注意三點，一是儘可能地發展廣西經濟；二是實行對廣西農村的立體控制；三是注意保持與周邊地方軍閥搞好關係。應該說，這三項政策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績。我們這裡主要談的是他們的「鄉治」建設。
由於在與蔣介石的角逐中，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等人在1930年左右才重新在廣西立足，而這時的桂系已經是元氣大傷，一年前擁師近百萬人，佔地橫貫中國的盛境，恍惚昨日。對他們來說，整軍經武固然重要，但鞏固廣西的地盤，在農村中紮下根來似乎更是當務之急。所以，廣西的鄉治，實際上開始於1931年。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後，整個國民黨體系迫於外患的壓力，開始強調內部團結，蔣介石的南京政府對反對派以武力消滅的政策有所鬆緩，恢複了包括桂系首領在內的所有對手的黨籍和職務。廣西面臨的外部軍事壓力有所減弱，這樣就給了桂系一個整頓內部的機會，於是，李、白等人開始著手進行內部建設，提出的口號就是「建設廣西，復興中國」，力求將廣西建成又一個「模範省」。這時黃紹竑已經離開，投入國民黨正統懷抱，主持民政的省主席已經變成了黃旭初。
「鄉治」首先的任務是整頓民團，清除匪患。廣西是中國歷史上匪患最嚴重的地區之一，一方面由於地處邊陲，中央政府鞭長莫及，多民族雜居，平民百姓也養成了好勇鬥狠的性格；另一方面則由於廣西地理條件的限制，不利於農作物的生長，所以一向比較貧窮。加上多山而且喀斯特地貌造成的地形地勢的複雜多變，極易藏污納垢。所以自明清以來，匪患無時或已。清末政權力量衰落，維持地盤往往要藉助大股土匪的力量，故而匪而官，官而匪，面目不清，舊桂系陸榮廷實際上就是土匪出身。結果連帶著長期以來地方民團的面目也十分含糊，在長期的混亂局面中亦兵亦民亦匪地稱霸一方，根本起不到防匪的作用，採用李宗仁的話說就是：「至於傳統的地方民團制度，更是無用。所謂團練多數為地方土豪劣紳所包辦，魚肉鄉民則有餘，能持治安則不足。」
廣西的民團整頓，大體上是分為三步進行的。早在1930年，李、白就開始對民團著手初步整頓，首先採取的是民團「官化」的措施，在各縣成立民團司令部，由縣長擔任司令，副司令則由全縣民團中實力最強的團總擔任。司令部設在縣城，裡面充實上一些職業軍官，統一負責指揮管理全縣的民團。顯然，如此辦理並不足以削弱把持民團的地方精英的勢力，於是，兩年後，又撤銷民團司令部，將民團事務一併歸到縣政去管理。這樣一來，阻力陡然增大，地方的武化豪紳沒有了司令之類的名義，十分不快，與政府離心傾向加大，而且這樣做並不能使他們的武裝得到削弱，沖淡武化色彩，使之民政化。結果又來了一個反覆，1934年實行專任副縣長制，由原來的民團副司令出任副縣長，不僅管理團務，而且可以過問其他政務。這種以妥協和退讓換取地方勢力支持的做法，使得民團整頓幾乎完全落空，省政府對於鄉村武裝更加難以控制，地方精英反而可以名正言順地染指地方民政，使得地方政務多有不暢，幾乎有失控的危險。用做過多年廣西政府官員的邱昌渭的話來說就是：「設副縣長一人，由民團副司令擔任，協助縣長辦理全縣政務，此制由廣西特創，原意不過增加一種名義，使其於團務推行上有加強效率之可能，施行以後，縣長得一軍事人才為之佐理政務，可謂至善。唯權責不明，往往發生推諉、掣肘、武斷等弊。」按他的說法，縣裡的秘書在行政才能方面也比那武職副縣長強，所以萬萬不可讓副縣長代行政務，有了副縣長之後，「則互相傾軋，意見橫生，權利則相爭，過失則相諉，更為勢所必至之事」。由此可以看出，當時在省政府主持這項工作的人對此有多麼的憂慮。
顯然，依賴舊的地方精英來整頓民團，進而整天頓鄉村政治是行不通的。廣西地處邊遠，經濟文化落後，清末民初以來興起的地方精英素質比較差，勇於私鬥，怠於公務，而且與土匪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獨立和離心傾向較之江南地區大到不可以道里計。任何對他們的遷就，都只能強化他們在鄉村社會的權力，並使之合法化。要想改善農村狀況，強化對農村的控制，只能打破廣西現有的鄉村權力結構，在新的農村權力體制下，形成新的農村武裝。
然而，對於桂系來說，他們在農村面臨的幾乎與蔣介石的南京政府是同一個問題，由於清黨的結果，使得他們失去了與農民聯繫的中介，而且同樣陷入了一個怪圈，要反共就必然站在鄉村豪紳的一邊，如果損害了豪紳的利益就等於否定了自己的反共立場。可是，桂系和南京政府一樣，都意識到了現實農村問題的緊迫性，也知道不恢複農村經濟，解決絕大多數農民的土地問題，他們就難以使自己的「國家事業」獲得成功，農村改革必須有大的動作不可。所以他們不約而同地陷入了一個兩難的困境，明知地方精英靠不住，還不得不依靠，至少，不可能完全將他們逐出鄉村政治的舞台。不過，桂系由於堅定的反蔣立場和比較開明的務實態度，因而吸引了一大批國內一流的人才為他們出謀劃策，因此，他們的農村政策在改變農村權力結構方面應該說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對地方豪紳傷害不大，但的確注入了一些新鮮的因素，建立了一個不同於以往而且比較新的鄉村政治權力架構。
他們的方針是「行新政，用新人」，所謂的新人就是年紀要輕，思想要新，不能守舊和腐朽。採取的辦法是培訓新人，用黃旭初的話說就是「用人的程序應分五個階段，而以培養為第一」。具體辦法就是開辦「民團幹部學校」和「民團幹部訓練隊」（後來改為地方建設幹部學校和地方建設幹部訓練班），「飭各縣揀選現任鄉鎮村街長副之資格年齡，與規定相符者，並考取曾受中小學教育之青年」，年齡一般限於30歲以下，前來培訓，每期半年，畢業一期輪換一期。「除軍事學外，並授以政治教育，實業衛生等科學，以切於其本職及兼職實用者為主。」後來為了讓這些人勝任國民基礎學校的校長和教師的職務，還教一些教育學的知識。這項訓練新人的工作雖然自1931年就開始了，但形成一種固定的制度還是1933年左右的事，由於此事肇基於訓練民團軍官，故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一直沿用民團訓練的名義，其實早已超出了民團軍官培訓的內涵，演變成了廣西的鄉村行政幹部培訓制度。
由於鄉村幹部是由地方選送的，而能夠讀過中小學的青年人，大多為鄉紳富家的子弟，進這種學校和訓練隊之初就明確了將來畢業的去向，所以這些農村知識青年大體上都樂意接受培訓。因為當時中國經濟不發達，即使有點知識，進城謀事也相當不容易，能在本鄉本土做「官長」，也是一件榮耀而且威風的事情。而這些青年的老子，雖然眼看著就要被小輩奪權，但拿走權力的畢竟是自己的子弟，所以雖有怨氣，但因為對自家利益損傷不大，故而也能接受。當然，接班的也不儘是當地豪紳的子弟，有些教書先生或者中等稍富之家讀過書的青年也有可能由此進入鄉村權力機構中，但他們一來是少數，二來在地方推薦時自然就會落下風，也就是說，即使這些人培訓成績優秀，回到家鄉也得屈居有勢力家庭出來的人之下。所以，無論如何，這種鄉村幹部的大換血，對原有的地方精英傷害並不大，至少不會讓他們有傷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