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新老軍閥中，閻錫山堪稱一個很特別的人物，他的有名當然在於他是唯一的民國不倒翁，從辛亥革命奪取山西政權，直到1949年中國共產黨奪取全國政權，他始終牢牢坐在山西王的位置上，只有蔣、馮、閻中原大戰之後的一個非常短的時間裡名義上下過野。從另一個方面說，他也是諸軍閥中學歷最高的一個——正牌的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生，而且要算是士官生中國同學中混得最風光的一個，蔣介石是個冒牌貨自不必說，劉文輝偏安西康也不足論，孫傳芳雖然威風一時，但沒領幾天風騷就片甲無存。餘下曇花一現的那些就更不足。道了。
然而，在我看來，閻錫山的過人之處其實並不在於上面講的那些浮在面上的東西。在中國的版圖上，山西算不上一個特別要緊或者富庶的地方，更不是一個引人注意的所在，在中國軍閥之林中，看起來土頭土腦的閻錫山也實在談不上有什麼吸引人的地方，可是閻錫山在那個時代卻出乎尋常地引人注目。其原因有兩個，其一，用今天的術語來說，應該說閻錫山的確是一個特別會作秀（show）的人。他總是關注當時流行的所有思潮，大膽當然也是文不對題地在公開場合引用各種新鮮名詞概念，附庸風雅地請來各路專家學者來山西討論各種主義和主張，擺出一副時時求新的面孔。其二，閻錫山又是一位非常務實求穩的統治者。不能說他沒有野心，他的確也曾將觸角伸出太行山，過問過全國政治，也短時間地做過華北王，但在大多數時間裡，他的眼睛只盯著山西這塊生他養他的地方，苦心經營。「保境安民」四個字是他的基本原則，對外則標榜所謂的「三不二要主義」，即不入黨，不問外省事，不為個人權力用兵，要服從中央命令，要保衛地方治安。所謂「不入黨」就是不介入山西以外的政治鬥爭。所謂「不為個人權力用兵」就是不輕易對外用兵。「服從中央命令」當然是每個軍閥都難以做到的，閻錫山當然也不會例外，不過他的抗命一般都比較圓滑，不過分，實際上他處理所有的對外事務都表現出超人的油滑，在軍閥混戰的驚濤駭浪中，小心翼翼地看住他的地盤。為了經營山西這個命根子，他的確花了許多心思，也動了不少的手術，沒有任何一個軍閥甚至包括蔣介石對其治下的地方進行那麼多的社會政治整頓，在閻錫山的山西，一個警察化、軍事化的網路從1917年他站穩了腳跟時就開始編織了，而所謂的「村本政治」的改革就是這個網路編織的最重要的環節。
在閻錫山的時代，山西無疑是一個比較落後的省份，山西票號的名聲已經過去了，晉商的輝煌也已成為明日黃花，作為一個並不起眼的地方性軍閥，要想生存和發展，似乎唯一的途徑就是抓住農村。閻錫山當然明白這一點，所以，一旦袁世凱垮台，中央政府變成了有名無實的招幌，中國完全進入群龍無首的割據時代，中央政府對於他這個非北洋系統的地方軍閥的威脅已經基本消失，他對於內部小的割據勢力的整肅也已完成，他就開始了別具一格的村政改造。在此之前，山西的村制跟全國一樣，是以里甲製為主，摻雜著圖甲、保甲和都甲制的龐雜混亂的體系，鄉紳雖然沒有南方地區勢力那麼大，但也是舉足輕重，與其他地區一樣，傳統鄉紳在農村的統治正處在衰退之中，各種武化的勢力正在抬頭。而閻錫山則打算通過一場紮實的鄉村改革，將山西的農村牢牢抓在自己手裡。
1917年，閻錫山提出了所謂「用民政治」的主張，仿效日本，開始在村一級設立行政「幹部」，不但設置了村長，還添加了村副；村下設閭，閭有閭長；閭下設鄰，鄰有鄰長，一律由政府發給補貼，在農村代行警察職能，以行政和警察手段，推行他的所謂「六政三事」。「六政」為：水利、植樹、蠶桑、禁煙、天足、剪髮。「三事」為：種棉、造林、畜牧。即在推行農村社會風俗的改造的同時，發展山西的農業，以實現富晉強晉的目的。當然，這一做法的實質是力求仿效日本軍國主義治國方式，以政治上的軍國主義，行政上的警察化和經濟上農業國家資本主義的三位一體，迅速實現山西的富強。閻錫山作為一個士官生，多年留學日本的經歷，雖然沒有在軍事技術和韜略上有多少長進，但平時耳濡目染日本社會畸態的「敬軍尚武」的社會風尚，對日本全社會性的軍國主義教育和訓練，以及警察化的社會組織深有感觸，與旅日的許多中國留學生一樣，對軍國主義理論也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主政山西不久，就編寫了《軍國主義譚問答》的小冊子，熱切地主張「政府以軍國為政策，教育以軍國為教育，社會以軍國為組織」。閻錫山在山西的村政實驗，很明顯的有這種從日本販來的軍國主義的思想背景。在這裡，實際上閻錫山早年的救國理想與抱負和眼前的割據稱雄需要混雜在了一起，結果是印出了清末政權下移趨向的極端版。
然而，這種躉來貨色用在中國似乎並不適宜，閻錫山的村政改革在最初幾年雖然工夫花得不少，可效果並不顯著，雖然禁煙表面有些效果，但由於周圍地區仍然大量種植鴉片，結果造成山西的資金大量外流，實際上煙毒依舊未除，甚至連放足和剪髮這樣的風俗改革也步履維艱，民怨沸騰，至於以行政命令手段推行蠶桑、種棉，不唯無利反而有害。這樣，鑒於前段村政改革的教訓，自1920年6月起閻錫山邀請全國各地的名流學者，陸續在山西省政府後院的進山會館開了一年有餘的所謂「學術講座會」，圍繞「人群組織怎樣對」這一中心議題，進行了反覆討論。一來為他的村政改革作作「名人秀」，對外造一點聲勢，博得若干好名（當時山西有「模範省」的美譽）；二來也從名流學者那裡獲取一些思想資料，好改進他的實驗。
與同時代的赳赳武夫相比，閻錫山的確算是個聰明人，果然，在「進山會議」之後，閻錫山推出了「村本政治」的改革。閻錫山說：「村是政治效用的表現處，政治文化的胚胎地，政治收穫的儲藏室，政治機能的培植所。綜合來說，村是政治事項的實行處，也就是政治福利的享受者，舍村而言政理是玄虛，舍村而言政事是畫餅。因村為群生的最小單位，村以上是村的集合體，村以下不夠一個健全的群生機構，所以我主張政治放在鄉村，以村鎮市為施政的基本單位，名為『村本政治』。」雖然說得有點花哨，但可以看出，閻錫山的確將村政看得非常之重要，幾乎視為他軍閥政治的安身立命之所在。
這一次，閻錫山不再強調他的「六政三事」，而著重在行政警察網路的建設。他在1917年改革的基礎上，實行編村制度，每三百戶人家設一個編村，不足三百戶的村莊與別的村莊聯合設置編村。後來發現這樣嚴格地編村存在許多難以克服的困難，於是將編村縮小，改為每一百戶設一編村，基本上按自然村設立，最後又改為每五百戶設一村，「凡五百戶以上之單獨村，或聯合數村滿五百戶者，編為一村，聯合編村由縣指定一適中或要衝之村為主村，其餘為附村，附村距主村以不滿二十里為限，尚因此限制，聯合不能滿五百戶者，得由縣擬具變通編製，呈由該管專署加具意見轉呈省政府核定之」。實際上還是按自然村而設，戶多戶少並沒有真的強求一致。編村有村公所，設村長村副，下設一千工作人員；村下設閭，多寡不定，閭有間長，每閭管五鄰；鄰有鄰長，每鄰管五戶（當然，在實際生活中並不可能這麼嚴格）。要求從鄰長到村長對村民要把每一個村民的財產、行為甚至言論「看得住」，而且「拿得起」。就是說要像日本一樣，老百姓從吃喝拉撒到婚喪嫁娶，從種地打柴到婆媳吵架統統有人監視著。
除了編村的行政網路之外，閻錫山還要求每村成立各種村組織，成立了息訟會、監察會、村民會議以及學董會。這幾種所謂的社會組織都是自上而下通過行政命令建立，但是其領導人卻規定必須經過村民選舉，在形式上多少有一點「民主」的味道，但目的卻是推行道德的勸化，因為這些組織的主要任務就是整理村范，而整理村范的重點就是整理「十種人」：販賣金丹洋煙者（毒販）；吸食金丹洋煙者；窩娼者；聚賭者；盜賊；平素好與人鬥毆或持刀行兇者；壯年男子遊手好閒者；有殘忍情形的家庭；忤逆不孝者；失學兒童。首先，各種組織要配合村公所進行調查，查出所有的「十種人」，然後登記在冊；其次就是宣感測化，閻錫山對於「感化主義」非常推崇，曾在各種公開場合大力鼓吹，一度感動不少來山西這個「模範省」參觀的名流。如果感化不成，則分別採取監視、取保、警戒和管教措施，所謂屢教不改的，就列為莠民，最後都送到「新民工廠」去強制勞動，這種工廠每縣都有，實際上等於變相監獄和集中營。陡然之間，山西的監獄就增加了不知多少倍。為了進一步地約束和管束村民，閻錫山還找人炮製好了「村禁約」，然後經每個村的村民會議通過（實際上是不可能不被通過的），貼在村裡的公共場所，要求村民背熟記牢，一有違反，便可以由各種「長」加以處罰，嚴重的就可能被劃入「十種人」行列，一旦進了那個行列，就離進「新民工廠」不遠了。
推行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