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以後，整個中國的知識界存在著對於政治以及制度變革越來越強烈的衝動，這種衝動與變本加厲的地方主義奇妙地結合，使得一心幻想著恢複滿人昔日榮耀的清廷很快就丟了江山社稷，也使辛亥革命之後的中國處於一種持續的動蕩之中。由帝制到共和制的制度轉換雖然出人意料地實現了，但模仿歐美最新體制的政府卻沒有找到新的合法性依據的可能，更無法建立自己的權威。幾次想要恢複傳統意識甚至藉助復辟帝制來重建中央政府權威的嘗試，都在地方主義的潮湧下可悲地失敗了，自太平天國以來地方主義的滋長終於找到了自己最赤裸裸也最糟糕的表達——軍閥割據。
也許在中國歷史上沒有任何一種統治集團像近代軍閥一樣與鄉土社會如此接近。據說，在北洋軍閥統治時期，中國出現過大大小小超過1300個軍閥，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是不折不扣的鄉土集合體，是按照嚴格的血緣和地緣網路建立起來的。同宗、同村、同鄉的關係被視為最緊密和牢固的團體紐帶。北方規模較大的軍閥對於地緣的依賴相對要差一點，但是南方的中小軍閥一旦離開了他們的家鄉，就等於喪失了生存條件。無論南北，軍閥集團的核心層幾乎無一例外地由血緣、地緣最近的人構成。但是，恰是在這樣一種統治者的治下，中國農村呈現出最無序、最混亂的狀況，農村的破產變得變本加厲，農民陷入了極度的貧困化的境地，農村的實際控制者呈現出五花八門的面貌，有地方精英的鄉村武裝，也有土匪、教門和幫會的頭目。
在北洋軍閥時期的中國中央政府總體上是缺乏權威的。還在袁世凱時代，中央政府要想動一動各省督軍甚至師、旅長几乎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到了後來，中央政府就成了名副其實的「百里侯」，政令不出都門，其實只是控制北京的軍閥手中的招幌，其作用只是為遍地的大小軍閥提供一個「合法割據」的頭銜。各地軍閥的統治完全依軍閥的個性來進行，講究一點的和有一定抱負的統治就規矩一點，而目光短淺和生性殘暴的則毫無章法，四川軍閥劉存厚居然把田賦徵到了21世紀的中葉，而「三不知」將軍張宗昌乾脆就是土匪式的掠奪。但是有一點他們是相同的，就是都強化了地方政權體系，並將之公開地延伸到了縣以下。民國初年各地的縣之下大多設區，區長由上面委派，或者由縣長委任當地精英擔任，屬於很明確的「政府機關」，縣以下有的是鄉，有的是保，有的是都，不一而足，但頭目都要經過上級政府認可，甚至連最基層的甲、牌長，有的地方都要上面點頭。地方政權自縣以下，「一年三百六十五日，皆唯催糧是務……蓋在軍隊高壓勢力之下，不得不然也」。此時的國家政權已經完全喪失了原來的教化功能和社會調節功能，赤裸裸地變成了稅收機器。換言之，國家政權此時已經完全控制在了軍人手裡，政權的延伸伴隨著武力的搶奪，而且只為軍事機器的現代化服務，清末以來的政權下移，終於走到了它不應該去的地方，脫離了原來的現代化目的，走到了其反面。
不言而喻，在這樣一種赤裸裸的武力統治下，農民的處境無疑是相當悲慘的，農民從傳統意義上的編戶齊民，變成了任人宰割的農奴。暴虐的地方豪紳倚仗手中的武力，對他們可以想打就打，想殺就殺。湖南漢壽縣第四團防局局長李達材，為一點細故，縱兵打死鄉民曾紀洛，還意猶不足，復將曾的弟媳提到局裡，「裸衣鞭打垂斃」。這些武化的土皇帝的話就是法律，在他們的勢力範圍之內，沒有人敢於違反他們的意志。但是，也不是說，所有的農民都到了根本無法生存的地步。因為對於各類精英而言，雖然農民的身份多少發生了變化，他們之於統治者的權威性的服從變成了現在的強權性的屈服，但畢竟從某種程度上，農民變成了他們賴以存在和與他人爭雄的資本，或者說有了他們私產的意義，於是，他們或多或少還得讓農民生存下去，在有條件的時候還可能起某種保護作用。然而，必須指出的是，這種所謂的保護是非常有限的、局部的，有很大的隨意性，不僅武裝集團在相互的勢力範圍之外常常呈現掠奪性，而且當集團的首領缺乏遠見和支撐不下去的時候，也會對內竭澤而漁。
即便如此，由於整個農村的大環境日益在變壞，這種沒規矩、無序隨意性和不講道德掩飾的統治又是農民所不習慣的。不僅如此，軍閥之間日益擴大的混戰，受害最大、為禍最烈的也是農民。相對於農村大一點的都市較少受戰火的波及，即使真的「城頭變換大王旗」，由於有洋人的干預，損失也不會太大。而戰火波及的農村，兵燹不僅意味著燒殺搶掠和姦淫，而且還會造成農業生產基本設施和條件的破壞，一方面使農民沒有能力維護水利設施，另一方面還有的軍閥為了在戰爭中壓倒對手，居然會決開河堤用水攻，結果使得老百姓的田廬盡成澤國，起碼的生活條件都被破壞了，以至於使得農村抵禦災害的能力嚴重下降，各種天災人禍頻繁發生，農村的凋敝日甚一日，普遍的貧困化困擾著整個農村社會。據我國著名經濟學家張培剛的調查，在20世紀20～30年代，中國農民家庭平均年收入多在200～300元之間，「以二三百元的收入，用平均每家人數五日或六口來分配，每人每年只攤到四五十元。這裡面要包括吃飯、穿衣、住房、燒柴及其他雜項費用，其不夠顯然可知，但是農家收入，不能完全用在家庭消費。用到農場支出的，如購買種子肥料、添置農具、飼養耕畜、繳納田租、完納捐稅等項，至少要佔去收入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所以如果除去了農場支出與捐稅，則收入所余而能用於家庭消費者將更少。農民生活程度的低下，是不待多說的」。李景漢先生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最活躍的社會學家之一，他當時所主持的河北定縣調查非常聞名，然而，據他的調查顯示，即使在這個國際聞名的模範縣，農民的生活水平也低到了可憐的程度。他們所統計的34戶農民，平均每戶全年食肉僅22斤，「除一年內三個節日外，即新年、端午、中秋，全年幾乎不見肉類」，甚至除了必不可少的鹽之外，農民家庭幾乎就沒有什麼「調和」，「平均每家全年用醋4.5斤，黑油4斤，香油僅1.8斤」。農村調查的平均情況不過爾爾，那麼實際上意味著有相當數量的農民家庭可能終年不沾葷腥，甚至碗里連油星也沒有。當然比起四川、江西等有時連鹽都吃不起的地方的農民來說，的確要算是好的了。總體來說，雖然這一時期農村相對的貧富差距拉大，但農村總體的富裕程度卻大大降低了；也就是說，即使是富戶消費程度也相當低，相當多的所謂地主富農也就能溫飽而已，其家庭成員不僅要參加田裡的勞作，而且吃的甚至還趕不上農忙時的幫工。在當時，經營農業基本上是一件很少能贏利的事業，所以絕少見資本家投資農業，經濟史學家所謂的農業資本主義，在中國直到1949年，連萌芽都談不上。相當多的農民連簡單再生產都維持不了，為了活命，他們只能另尋門徑，有幸的會流入城市，被城市的各種產業所吸納（這往往取決於距離都市的遠近和家鄉有沒有企業家或者在城裡混出名堂的鄉幫），機會差一點的會去當兵，軍閥連年混戰的結果是全國軍隊的總數逐年增加，用加拿大籍華人學者陳志讓的說法就是當兵吃糧成為農民的一種職業，那個時代，各個軍閥招兵的人員只要在農村豎起旗子，很快就會招滿名額。1927年新直系軍閥孫傳芳在龍潭大敗，十萬人馬損失殆盡，回到江北一個月工夫就補充上了。社會學家陶孟和曾經在20世紀20年代調查過華北某地的一個警衛旅，發現這個旅的5000餘名士兵中絕大多數都來自農村（87.3%），有68%左右的人需要寄錢回去養家，居然有21.3%的人是家裡的獨生子，如果不是生活所迫，農民絕對不可能讓擔負著傳宗接代重任的獨子來從事這種危險的職業的。馮紀法是馮玉祥的鄉人，長期在馮玉祥身邊做參謀，當他來投軍時人家問他：「你來西北軍幹什麼？」他答道：「家裡的日子實在過不下去了。」西北軍在各個軍閥系統中，屬於特別窮的，經常成年累月支不出餉，吃的也不好，就這樣，馮玉祥回安徽老家招兵，還要挑著來，因為，像馮紀法這樣實在混不下去的人實在太多了。當然，更為不幸的人則淪為土匪和都市裡的幫會成員，20世紀20～30年代中國土匪之多，達到了令人震驚的地步，像河南、山東、福建、湖南、貴州已經是「土匪世界」，四川的土匪據說達到了150萬人，匪患較輕的廣東和浙江估計也至少有10萬以上的土匪。實際上真實的土匪數字是很難統計的，因為在很多地方，做土匪是一種相當平常的職業，農民平時務農，需要的時候拿起槍就變成了土匪，原來聽起來很可怕的一種罪惡行徑，居然變成了比較普通的一種謀生手段。
留在土地上的農民則被拖入一種畸形的商品化的旋渦之中，各地農村的商品化程度以不尋常的速度提高，農民對於種植經濟作物有了異乎尋常的熱情，全國平均農產品出售率高達50%左右，即使種植的糧食作物，也是出售價錢高的，然後購進低價農產品如番薯、黑豆來充饑。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