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新政，雖然從一開始就遭人唾罵，激進者說它假變革，保守者說它是真災難。但客觀地說，在中國近代史上，新政的確應該算是一場比較認真地以現代化為方向的制度變革。在新政中，政府改革的力度之大，動作之猛，中國社會與政治受到的衝擊之劇烈，遠遠超過了後來的辛亥革命。
新政對於北京以外的地方而言，非常明顯的標誌之一就是地方自治的改革。隨著各省諮議局的建立，各地的各個層次的自治團體與機關也湧現了出來。根據清廷1909年相繼頒布的《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和《城鎮鄉地方自治選舉章程》，各城鎮（指非縣州府政府所在地的城鎮）設議事會和董事會；鄉設議事會和鄉董，人口過少的鄉，不設議事會，以鄉選民代之。這些自治機構名義上都是民選的，但對選民不僅有財產和性別的限制（婦女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而且將選民按納稅的多寡分成甲、乙兩等，納稅多的少數人可以擁有比其他人大得多的選舉權，從而保證了當選的人基本上都是鄉紳或者鄉社精英。其實，在那個時代，就是沒有這樣的選舉設計，依鄉民習慣於服從精英們的文化威權，樂於通過精英來表達自己意願的傳統，以及多數人怯於出頭露面心理，鄉鎮自治機構依然會被精英（主要是鄉紳）把持著，也只能由他們來把持。
鄉鎮的自治機關所管的事情幾乎無所不包，大大地突破了太平天國之後辦理公益的範圍，從興學辦學的學務到公共衛生，從道路水利到農工商務，從整頓集市到籌集款項，即使衙門專管的訴訟官司，往往也會插上一腳。自治機關變成了這樣一種東西，凡是從前官府管的它都管，從前官府不管的它也管，鄉紳或者說村社精英的權力第一次不僅被公開化而且制度化了，並且是被朝廷以法典的形式制度化了。作為延安五老之一的謝覺哉回憶說，他們家鄉在光緒年間就由鄉紳出面辦起了安良會（他的父親也是主持人之一），對於維持社會秩序很有作用，有了安良會以後，多少年都沒有了盜賊。可是到了光緒末年，主持安良會的士紳們突然決定將原來民間糾紛的「是非牛」事件（所謂的「是非牛」，就是湖南農村兩家有了糾紛，但一方不樂意找人調解，於是另一方就牽走對方的牛，迫使對方找人調停的一種約定俗成的慣例）也當盜案來處理。這表明，在清朝最後的歲月，鄉紳在地方的權力不僅大大地擴展了，而且開始趨向強橫，將原來鄉里調解的事件也歸到自治組織中「法辦」了。
這種情況造成了兩個後果，一是村社精英的勢力得到了空前的膨脹，他們的手伸得不僅過長，而且從後台跳到了前台，赤裸裸地掌控著鄉村的政治權力，自治機構設立以後，原來的里甲長就徹底地靠邊站了，地方精英對鄉村的統治從間接化為直接。由於沒有了政治空間的緩衝，精英直接辦事的結果勢必增加他們與鄉民的衝突，部分消解了他們作為仲裁人的資格。二是精英的直接掌權，隱含著他們對權威性資源赤裸裸地佔有，精英存在的功利性大大增強，從而使傳統的道德威權難以維持。三是自治機關管的事無所不包的結果，使得他們不得不與地方政府捆綁在一起，藉助政府的暴力來推行政務，從而在無形之中，國家政權借精英之手將觸角伸到了鄉下，揭開了國家權力下移的序幕，新政之於農村的另一重大刺激是科舉制度的廢除。科舉制度從本質上講，是一種根植於鄉村的選官體系，通過這一伸向農村的管道，將鄉野士人的優秀人才吸納到官僚體系這棵根深葉茂的大樹上來，使這個體系保持一定的新鮮活力與禮序的原初性。最關鍵的是科舉制度形成了一種遍及城鄉的網路，一個網綱握在國家政權手中的網路，而網的各個節點就是各個層次的鄉紳，這個網路將政治與文化高度地結合在一起，形成了某種水乳交融的境界，只要網路的節點對國家政權還有向心力，那麼國家就還能維持對鄉村的控制。
然而，由於科舉制度也存在著某些毛病，過於看重意識形態的道德培養，過於強調服從意識的滲透，考試變成了繁複的文字技巧的操作。所以，一直為人所詬病，在面臨西方挑戰的時候，科舉制度由於它的這些非常表面化的毛病，幾乎成了中國先進人士眼中中國落後挨打的最大根源，遭到進步輿論的一致抨擊。戊戌變法，廢科舉被提上了議程，載於皇皇詔書，經過義和團運動的曲折，庚子以後，興學堂、廢科舉終於成了一種不可抗拒的潮流。本來，興學堂與廢科舉不應該是一回事，一種是教育改革，一種是選官制度的變革。教育的西化變革，未必非要以考試選官制度的廢除為前提。但是由於明清以來，中國的教育體系一直是附在選官制度大樹上的藤，所以在幾乎所有人的意識里，這兩回事就一直是一鍋粥（將讀書做官聯繫在一起的心理之頑固，直到今天也難以根除），新政也自然而然地將兩種本來不同性質的改革混在了一起，結果學堂之興，在相當多的人眼裡（尤其是農村讀書人）就變成了一種新名目的「科舉」，一種科舉的替代。小學生等於過去的秀才，中學生相當於舉人，而大學生自然就類似於進士。官方的改革舉措也有意無意強化了這種並不真實的意識趨向，還在改革醞釀期間，朝廷就按留學人員的學歷，分科授予進士舉人頭銜，一時間竟有牙科進士、農科舉人的名目出現。用主持廢科舉和教育體制改革的要員張百熙的話來說，興學堂「並非罷廢科舉，實乃將科舉學堂合併為一而已」。甚至朝廷還制定了《學堂獎勵章程》，對學堂畢業生按等級和成績給予從生員、貢生、舉人和進士的科舉虛銜的獎勵。
這樣一種捆綁式的改革和明顯的政策誤導，對農村本已危機四伏的社會產生了強烈的衝擊。由於新政時期的興學堂舉措屬於官民並舉，而且官方的積極性更大，有點近乎於「大躍進」式的快速突擊，在基本上沒有興辦新式學堂的條件的情況下，學堂辦得多而濫。於是，廣大農村的讀書人突然之間發現改革給他們提供了一個寬鬆得多的科舉階梯，一時間，新式教育吸引了眾多的讀書人，其中相當一部分屬於頭腦還留在范進時代的「三家村」學究。從某種意義上說，改革對鄉紳的候補人員——童生們的吸引力是最大的，從前由童生變為秀才（如果家裡沒有錢捐個監生的話）雖說不至於難於上青天，至少也是相當吃力的，各省的生員名額非常有限，平均不過兩千而已，白丁要想進學，三場大考，皮都要脫一層，有些人考到鬚髮盡白也依舊是個老童生。而眼下，無論官辦還是民辦而官方承認的學堂，只要你肯交一點錢，想「進學」就可以「進學」，獲得從前夢寐以求的榮耀。於是，童生成了學堂熱最易燃的「薪柴」。到1908年，中國全國中小學生總數有1281908人，其中小學生為1149710人，佔總數近90%，而中學、師範及專門學校的學生加在一起，不過132198人，僅佔10%強。當然，在現代化初期，小學生比例高一些並不奇怪，我們的近鄰日本當年也是如此；但是，在差不多同等的現代化階段，我國的兒童入學率僅為3.7%，而日本則為97.38%。這說明，我們的小學大多為成年人所佔據了。在那個時代，小學裡30歲上下的人俯拾即是，據郭沫若回憶說，他當年上小學的時候，學校里「三十歲上下的成年人要佔過半數以上」，而14歲的他，要「算是最幼的一起」。
一般來說，舊式的私塾教育比較簡單，有位先生加上所房子再配上點文房四寶就可以了。然而新式學堂要教聲光化電甚至外語，就是小學也要教數學、自然、地理、體操和音樂，別的不說，光師資就缺得厲害，所以那時不少學堂都花重金延請外國教師——主要是日本教習。據汪向榮考證，在1909年，連小學甚至幼稚園都有請日本教習的，在小學做教習的日本人有26人，在幼稚園的有7人。無論從哪種道理上講，只有辦在都市的學堂，才更容易具備必要的辦學條件。因此儘管當時全國一擁而上，大辦學堂，有不少辦在了鄉村，但經過淘汰之後，真正立得住的，絕大多數還是辦在城裡的學堂，無論高等、中等甚至小學概莫能外。
新政引發的興學熱直接的後果有兩個，一是迅速地摧垮了舊式的私塾教育。科舉之廢，舊式教育的最大和最直接的動力喪失了，生源勢必出現困難，而大批童生和秀才被學堂吸走，又使得舊式教育失掉了師資。從此以後，中國的舊式教育雖然沒有完全銷聲匿跡，但一直處於奄奄一息的狀態，對於中國絕大多數農村而言，這個結果意味著舊教育被摧毀了，而新的又未能替代，形成了一種斷代式的文化沙漠。二是形成了人才離開鄉村的巨大拉力。中國的近代都市化進程雖然早已開始，但一直進展不快，到新政時期，並沒有形成足以吸走農村人才的巨大引力，更容納不了相應的人口。但廢科舉興學堂的行政舉措，以一種非常規的形式，人為地刺激了這一進程，童生擁入小學，生員以上的則進入中學甚至高等學堂，有錢的則出國留學。雖然有進士功名的人再受新教育的比較少，但他們有的被學堂吸納變成了講授國學的師資，實質上也加入了這一熱潮。當然，並不是說經過新政，農村的讀書人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