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紳與國家政權之間的關係，在一般情況下基本上能達到某種平衡，國家默許鄉紳對鄉村某種形式上的實際控制，而鄉紳也儘可能地維護國家的權威，保障國家權力的行使。但是，在鄉村的權力場中，並不是只有鄉紳存在，其他的社區精英如各種社會中間組織的頭面人物也有說話的份額。鄉紳雖然出於與國家政權千絲萬縷的聯繫，比較樂於為官方維持鄉村社會的秩序，但由於他們畢竟不是在職官員，所以一般來講，他們的效忠性與責任感都要差得多，他們最關心的還是自己和家族的利益。因而，在時局動蕩的時候，他們往往會利用自己在鄉村的勢力組織、自衛團體，保護鄉里也保護他們自己。各種地方自組織的自衛團體，雖然從表面上效忠原有的朝代比較多一點，但實質上卻多持中立觀望的態度，一旦舊朝代大勢已去，他們就會很快掉轉效忠的指向（如果新朝為外族，則情況會複雜一點）。
作為少數民族政權的清朝政府當然明白維持政權與鄉紳平衡的重要性，更明白鄉紳效忠是有條件的，再加上對於漢族民族主義的防範和警惕，所以，他們一直有意識地限制紳權的膨脹，不允許鄉紳公開地干預地方政事，在開國之初還嚴厲處置了幾批有這樣跡象的鄉紳，力求將鄉紳對農村社會的控制限制在一個可以容忍的範圍之內，應該說，至少在清代的中前期，鄉紳的空間有所縮小。然而，每個王朝都有由盛而衰的時候，清朝也不例外。在度過了所謂的「康乾盛世」之後，嘉慶接手的時候王朝已漸露頹相，前輩的窮兵黷武以及大肆奢費，使得國庫空虛；人口翻了幾番，但可耕地增長卻有限，越來越多的流民使得嘉慶一登基就攤上了幾次來自農村的反叛，在鎮壓這些反叛的時候，王朝已經開始需要藉助鄉紳們組織的團練了，為鄉紳權力的公開化作了一點不大不小的鋪墊。鄉紳權力真正露出水面是清王朝屋漏又逢連夜雨的時候，嘉慶的孫子比他爺爺更倒霉，西方列強打上門來，而且內部又鬧起了席捲全國的農民大起義——太平天國起義（其實這期間全國到處都是各種形式的反叛，真是遍地烽火）。如果按一般王朝更替的常理，清朝似乎氣數已盡，回天乏術了。可是，太平天國帶有基督教色彩的文化破壞力救了這個王朝的命，在「名教之奇變」的威脅下，鄉間士大夫再一次展露了他們的力量，顯然，他們對於挽救自身賴以安身立命的文化表現出了更多的熱忱。
應該說，太平天國叛亂最大限度地激活了地方精英，不僅是鄉紳和紳商，而且地方上土棍、私鹽販子等「頭面人物」一時間都冒了出來，結成大大小小的武裝集團，其中相當多的是像苗沛霖一樣，依違於朝廷和叛軍兩邊，誰的勢力大就倒向誰一邊。但是，地方精英的主流——鄉紳卻絕大部分很決然地站在了朝廷一邊，發揮出極大的自主性和積極性，正是這一點救了清朝的命，曾國藩可以說是這種鄉紳積極性的代表。曾國藩雖然是個在籍侍郎，但從法理上講「猶匹夫也」，並沒有資格組織一支軍隊而且出省作戰。嚴格來講，皇帝給他的名義跟許多類似的在籍官員並沒什麼兩樣，只是組織團練以待太平軍過境時協助正規軍作戰而已。然而，曾國藩卻以異乎尋常的熱情，對「團練」大做文章，將團與練拆開，說「團」就是原來意義上保衛地方的團練，而「練」則是一支可以機動作戰的軍隊，如此，他練出了一支私家軍隊——湘軍。
湘軍的組建辦法後世大多稱絕，其實並非曾國藩的首創，那是許許多多私家軍隊慣用的通例而已，我們在「岳家軍」和「戚家軍」中都能看到類似的東西。真正絕的是湘軍儒生統帶鄉愚的組合方式，這才是他的「前輩」所沒能發明的東西。這種組合，實際上是將鄉里社依附式的人際模式搬到了軍隊之中，使鄉紳的文化權力延伸到了武化集團。從而在一個脫離了鄉土的功利性很強的群體中，最大限度地保留了鄉土社會固有的文化親和力。隨著湘軍和按照湘軍模式建立起來的淮軍的成功，原來的仕途框架被打破了，一大批原來的中層甚至下層紳士憑藉軍功布滿了官僚體系之塔的各個層面，有些還躍上了最高層。湘軍的模式被社會各個層面所搬用，朝廷再也制止不了官僚們結成各種利益集團，雖然官場上鄉籍迴避制度還被執行著，但隨著有軍功的督撫們上任去的軍事集團已經把地緣與宗法關係移植到了任所，原來迴避已經空有其名。坐大的督撫背後，是空前活躍的龐大的鄉紳群體，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在這場戰爭中出過錢和力，獲取了他們的先輩奮鬥一生也未必能得到的官銜（多數不是實缺），也獲取了他們先輩所望塵莫及的地位。太平天國以後，鄉紳堂而皇之地包攬了地方的各種公共事務，不僅依舊掌握著團練武裝，而且在水利、賑濟、救災等事務中發揮著主導作用。有的地方，鄉紳甚至設立了收租局、催租局和押佃公所，每到收租的時候，這些機構就成了准衙門，官府將權力授予這些鄉紳的代理人，他們可以抓打和關押抗租不交或者交租不及時的佃戶。從前只能私下會晤的地方官，現在與鄉紳們攜手出入公堂，甚至共同理事，鄉紳不像從前那樣只被限制在自然村和集市範圍起作用，而活躍在更廣闊的權力領域，在事實上分割著原屬官府的權力。儘管，在這一時期，鄉紳基本上還能與地方官維持合作的關係。
勢力日益擴大的地方督撫，為了滿足其逐漸增加的地方開支，儘可能地擴展自己的權力，甚至支撐局部現代化變革的需要，悄悄地開始將政權的觸角伸到了縣以下，載於吏部的官員編製並沒有增加，但臨時的「局」和層出不窮的「委員」冒了出來，厘卡遍及各處，各種「委員」和「局」里的辦事人員經常會來到鄉下。在一個前現代的國度里，如果中央政府的賦稅必須被保證的話，那麼地方政權的擴張和現代化的嘗試，所有的費用只能由農民來支持。顯然，地方政權的這種觸角的下伸，得到了鄉紳的默許，地方政府用鄉紳干政的公開化換取了他們的支持。張仲禮先生對於晚清紳士的研究是非常有意義的，他曾經對晚清各個地方志中的紳士傳記作了分析，將傳記里反映的紳士活動按職責分為八類：「為慈善組織和民間團體籌款」、「調解糾紛」、「組織和指揮地方團練」、「為公共工程籌款並主持其事」、「充當政府與民眾的中介」、「為官府籌款」、「維護儒學道統」、「濟貧」。很明顯，在太平天國之後，無論是上層或下層紳士參與這些事情的程度都提高了。雖然還有30%左右的人似乎對這些事務不積極，但張仲禮認為，這很可能是由於「這些紳士不是因為上述某項專門職責所作出的成就，而是因為其他原因而列入記載。例如，某些人因『孝順』或其他為人稱頌的事而被列入」。所以，這些未必真的是「不積極」。這種認識無疑是有道理的。公開登上地方政治舞台的地方紳士為政府做的事其實並不止上述張氏所列這些，還包括一些政府難以出面的事情，比如基督教解禁後的有組織抵制活動，這種活動只有在太平天國之後才大規模地開展起來，其中大部分都是紳士主導的，其中以湖南的紳士最為活躍，這顯然與這裡是曾國藩和湘軍的發源地有關。即使是這樣由官方暗示和慫恿的活動，地方精英搞起來依然能表現出某種自主性，當清朝官方在西方列強的壓力下，逐漸轉變對待基督教的態度時，某些地方的精英依舊不依不饒地主持和煽動反教，比如像湖南的周漢和賀金聲等，結果給清政府製造了很多麻煩，以至於不得不以武力鎮壓他們。
鄉紳權力公開化以後，鄉村政治環境也開始發生變化，首先可以看出的一個跡象是農村鄉紳與普通農民尤其是佃戶之間的道德氛圍出現弱化。原來基本上通過鄉里約定俗成的規則和慣例，就可以不撕破臉皮而得到解決的租佃問題，現在居然相當普遍地需要依靠政府和半政府的強制了，從前好心的鄉紳寬限和減免田租的現象愈發像白烏鴉一樣稀少了，過去那種儒家道義與逼索地租間的內心衝突消減了，即使真的想要行善，也可能礙於代理人而無法實現。從另一個方面講，由於捐班數量的急劇增加，鄉紳文化素質的下降，以及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階級關係的緊張，鄉紳對於道德調控社會矛盾的依賴有所減弱，而對武力的依賴變強。以太平天國為契機，鄉紳出於安全的考慮，入城居住的開始增加，在某些地區如江浙一帶，本來就存在著的鄉紳城居的現象竟然有了質的飛躍，像上海這樣的有別於傳統城市的新型都市因之興盛起來。這種現象的直接後果就是鄉紳對農村的控制有點變得間接化了，比如像收租局的管事人員這樣的人在農村的社會政治事務中有了一席之地。這一切，都為日後農村社會統治力量的劣化和農村人文環境的進一步惡化埋下了伏筆。
由於紳權的公開化的背景，以至於凡是力圖挽救危局的變革嘗試，都不約而同地帶上了強調紳權和地方自治的色彩。馮桂芬如此，鄭觀應如此，後來的「康梁變法」也如此，尤其是變法熱潮中湖南「試驗」更是凸顯了這個問題。圍繞在《湘報》周圍的湘籍士紳興辦了南學會，對於他們來說，這種「學會」就意味著掌握地方自治權力的議會加行政機構，雖然由於各種原因，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