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紳之於鄉村的統治，非常關鍵的因素是由於存在一種與之配套的意識形態框架，與相應的道德氛圍。我們知道，以「五常」「八德」為標誌的儒家倫理，實際上已經成為自秦漢以來的官方意識形態，對於相當依賴血緣紐帶，並以差序格局存在的農村家庭與社會，從「親親」原則出發的孝悌節義之類的道德講求，具有強大的親和力，為農民所樂於接受。但是，統治者「獨尊儒術」的目的，是以孝求忠，即對皇朝的效忠才是「五常」「八德」的道德目標。通過對儒家經典的學習，不斷地製造儒生面目的士大夫以承載官方的意識形態；反過來又通過士大夫控制鄉里道德的話語權，發揮導向和解釋作用，至少保障了鄉里道德的基本內涵與官方意識形態的一致。近代兩位最了解農村和農民的政治家，一個是毛澤東還有一個是彭湃。毛澤東說過：「封建教育，就是忠孝主義。現在的鄉村，這種教育是很盛行的。」而有著「農民運動大王」稱號的彭湃也說：「對於舊教育（如滿清時的八股先生）教其安分守己，順從地主，尊崇皇帝為農民所最歡迎，如新教育反抗命運風水……都為農民所討厭。」。應該說這是一種貼切的論說。
學校教育是鄉村文化傳播的大渠道，是傳播代表正統意識形態的大傳統的主要場地。自從春秋戰國官學下移民間以來，鄉間逐漸形成了官學、私學並存的局面。到了離我們最近的清代，官學雖然定期舉行考試，有學舍和帶官銜的教師（訓導與教授），但由於官學已經被捆綁在了科舉制度的體系上，所以，童生進學之後，有了生員的名分就基本上不在學校讀書了；到了晚清，甚至連每年的例行考試也變成了官樣文章，如果生員不打算進一步考舉人進士的話，他們幾乎可以不再用功了。
真正起到鄉村教育作用的主要是私學。在清代，私學主要有私塾、族學、義學和社學等形式，其中私塾和族學佔了絕大部分（這與明代以社學和義學為主有很大區別）。私學的普及性很廣，除了深山老林，幾乎每個村莊都會有至少一座，大部分農村的男性兒童都可能進私塾讀上幾年書。官學雖然不能算是讀書的所在，但卻對私學起著導向的作用，一來私學教育的最高目標就是與官學接軌，進而步入仕途；二來生員以及少量的舉人成了私學的教師，很自覺地將官學的方向帶人私學之中。當然，由於私學數量過大，分布極廣，有功名的教師遠遠不能滿足需要，所以，大量參加過官學進學考試，至少能開筆作文的童生也可以吃上私塾先生這碗飯，甚至還會有少數文理不通的「南郭先生」混跡於其間。儘管如此，由於對於私塾的學生來說，秀才舉人們是現成榜樣，所以，官學的導向無疑是會得到保障的。
在傳統時代，教育的內容主要集中在識字和道德教化這樣兩個方面，一個人從識字到開筆作文（八股文），一般要經過5～6年甚至7—8年不等的時間，最初的3～4年一般被稱為開蒙或發矇時期，學生讀的是蒙學。對於大多數農家子弟來說，能讀完開蒙已經不錯了，有相當多的人只能讀1～2年，識不多的幾個字。只有少數農家子弟可能會讀得比較長一點，一是家境比較寬裕而且本人又相對聰慧的；二是私塾先生的子女。
清人有嘲村學詩云：「一陣烏鴉噪晚風，諸徒各逞好喉嚨。趙錢孫李周吳鄭，天地玄黃宇宙洪。《千字文》完翻《鑒略》，《百家姓》畢理《神童》。就中有個超群者，一日三行讀《大》《庸》。」雖然語出不恭，卻也道出了鄉村私學教育的基本範圍。農民所受的學校教育的內容，基本上就是《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詩》《鑒略》《幼學瓊林》《增廣賢文》之類的蒙童讀物。只有極個別的財力和智力都有餘的農家子弟，才會越出這個範圍，「一日三行讀《大》《庸》」（《大學》與《中庸》）。即進入到了正式的儒家典籍四書五經的習讀之中，而更少的人會從對仗開始學習作文。這種舊式私塾教育是農民比較喜歡的，毛澤東曾提到過農民喜歡舊教育，而討厭新教育。彭湃也提到過，說現在的農村（指20世紀初）「有的只是那些鄉村的私塾，請了一個六七十歲的八股先生，教一班面黃目青肢瘦肚腫的農村小孩們，讀『子程子曰……』『關關雎鳩……』不會念的就罰跪抽藤條打手板夾手指等酷刑，簡直只有把這小孩們快點弄死罷了。然而農民們不但不以為怪，並說這個先生明年還要請他再干；又說有這位嚴厲的先生，這班小孩們就不會回來家裡哭……」。讓教書先生管孩子固然是農民之所願，但更要緊的是農民喜歡那種「子程子日」的東西，認可這種文字所承載的道德說教。
蒙學讀物雖然簡單通俗，但都是「文」，具有很明確的意義，即使是《百家姓》這樣的姓氏羅列，也隱含有強調姓氏宗族認同的意思。蒙學讀物的意義體系，基本上是以儒家倫理為皈依的。自北宋以來，蒙學讀物大有層出不窮之勢，算下來大約有幾百種，很有一些大談心性義理之作，很顯然，這些赤裸裸而且古板說教的讀物最後都被淘汰了，用得比較多、使用範圍比較廣的也就是那麼十幾種。這些經得起時代考驗的蒙學教材，基本上是兩個路數，一是用通俗的韻文講為人處世的道理，這些道理無疑是以孝悌為中心。比如像「二十四孝」的故事就不斷地出現在各種蒙學讀物中，再加上大量如何禮讓，如何恭謙之類的說教，將孝悌的題目做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二是借歷史講忠義。很多蒙學讀物實際上就是簡單通俗的歷史書，不過這種歷史書是有意識用忠義故事將之串起來的，好像中國的歷史就是一部忠臣義士的表演史。這些通俗的蒙學歷史讀物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幾乎是正史的簡略本，帶有濃厚的正統史觀，藉此將華夷、正僭觀念灌輸進去。儘管蒙學的內容農家子弟未必會喜歡（對於他們中的相當多的人來說，讀書畢竟是一件苦差事），但由於那個時代讀書是要求背誦的，在叱罵加戒尺的壓力下，儒家話語變成了一種真正的暴力，會頑強地留在人們的記憶中，所以對那些正在社會化的農家孩子來說，蒙學的內容對其思想意識的形成與影響還是不小的。
當然，農民讓子弟讀書，並不都是希望自家的孩子日後能夠一舉成名，魚躍龍門，他們中相當多的人還是很有自知之明的，他們真正期望的也就是能識幾個字，能看懂官府的告示和稅收的傳票，做個小買賣會算賬，不吃虧；再就是能夠略微明白一點自己應納的錢糧，可以應付官方的收稅人。所以，識字教育往往是一部分農家子弟讀書的真正目的所在，儘管他們未必會很清晰地表露出來。在任何時代需要都會產生最強大的創造力，因而，我們在流行的蒙學讀物中又看到了一類沒有什麼意義，純粹是為了識字的課本，比如《六言雜字》和《對相四言》（即古代的看圖說話）。這些課本幾乎全部用農村日常用字寫成，具有強烈的農家實用性。同時，由於精英家庭的子弟往往開蒙早，涉獵經史也早，甚至不屑於用蒙學讀物，相對而言，蒙學讀物農家子弟使用得比較多而且用的時間比較長。這樣一來，蒙學的內容在長期的演變過程中，不知不覺地多少會滲進一些農村世俗的經驗與智慧，以適應農民的需要。換言之，就是某些世俗的諺語格言趁農村儒學房屋的年久失修，悄悄地從後門溜了進來。於是在一本正經的道學面孔上，竟然不時地露出圓滑之氣來。像《名賢集》中的「是非只為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增廣賢文》中的「逢人但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人無橫財不富，馬無夜草不肥」、「父母恩深終有別，夫妻義重也分離」之類，顯然與正統的儒家道德相乖離，基本上屬於世俗的處世智慧。所以當時有俗語稱：學了《四書》知禮義，學了《賢文》會做人。
另外一些蒙學讀物如《教兒經》等，在宣揚孝道的時候貫穿了某種農家將心比心、以恩報恩的意識，渲染父母養兒女如何辛苦費神，什麼「乳哺三年娘受苦，移干就濕卧娘身」，幾同於民間下里巴人的孝親寶卷。又如「父說腳軟腰又脹，母叫眼花頭又昏，非是父母裝假病，人到老來百病生」；「要茶要水靠兒子，兒子出門叫孫孫，縱是媳婦能孝敬，媳婦總是外姓人」。前者像是苦口婆心地勸孝說教，後者則是農村現實生活的折射，與正統的絕對主義的孝道總是有點隔膜。
儘管農村的學校教育從後門滲進了一些不那麼純正的東西，但是它畢竟是正統意識形態灌輸的大渠道，應該說，在這個渠道，傳播的誤差與失真是最小的，傳統國家的意識形態主要是通過這個途徑貫徹到鄉間，並起著對小傳統的導向作用。當然，真正由國家主張並制度化的意識形態灌輸嚴格來講並不是私學教育，明清統治者接過前代由名臣倡導的鄉約宣講的嘗試，並將之制度化，特地發布了以「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為主旨的聖諭廣訓，由貢舉出身的鄉紳主持，定期於通衢人廣處宣講。但是，儘管統治者屢屢強化這種制度性灌輸的形式，僅有清一代從順治九年到光緒十七年，凡下32道諭旨重申此事，甚至還將聖諭宣講搞得很通俗，強調「宣之如歌詞曲，講之如道家常」（《宣講拾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