憑著掃平太平天國的「功勞」，李鴻章在短短十餘年間由一個無足輕重的「詞臣」一躍成為清廷的柱石，清朝以後的歷史從此與他有了無法分割的聯繫。在日後的年月里，他坐得最久的位子就是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在這個位置上，李鴻章上趕干朝政下推洋務，幹了很多大事，簽了若干條約，訓練了一支當時遠東第一號的北洋水師，隨即又將它葬送了。以至於後來的史學家，談及這段歷史就要將李鴻章痛詈不已。不過，李鴻章做直隸總督也不是一件好事沒做，主持修訂《畿輔通志》就馬馬虎虎算一件（至少史學家不該再罵）。雖然出面編撰的是著名學者黃彭年，但李鴻章「領導」之功亦不可沒，修訂這個地方志，看起來上上下下還真的有幾分認真，前前後後一共花了十幾年的工夫，各州縣要將自己所轄的每個村莊人文、地理、社會等情況調查清楚，開列成冊，並繪有各村地圖，作為編撰《畿輔通志》的素材，這些素材有幾份流傳了下來，人稱「村圖」。
村圖圖文並茂，圖上繪出「村」的地理位置、離城的遠近、周圍的村莊與集市，還有村上房舍與田地、水井與廟宇，但也許更重要的是與圖相配的文字，因為它們向我們展示了那個時代生活在「村」里的人，以及把人編織在那個地理空間的社會制度網路。在所有村圖的說明中，關於村中「人」的列項，大體上是這麼幾類：在籍官員、貢舉生員、耆老、節孝、窮民、殘廢。在籍官員和貢舉生員是鄉紳，在農村屬於社會上層，而窮民和殘廢屬於鄉村中的棄民，居於社會最底層，居於中間的耆老和節孝，一則老而有德，一則守節孝敬，都與道德有關，本身並不是一種社會階層。至於一般的農民，從沒有功名的地主到自食其力的農夫，一概榜上無名。
村圖中對村人的這種排列，倒是有意無意地像一種中國傳統農村政治文化的說明。鄉紳無疑是鄉村政治的中心，農民自然對這些人有仰視之感，而上頭的政權在處理所有涉及鄉村的政務時，也首先要顧及他們的意思。不過這些人成為中心，主要並不是金多和地多，而是他們頭上的功名，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因為他們有文化，會念子曰詩云，能開筆作文，宋朝的皇帝說：「書中自有黃金屋。」有科舉制度在，地位與金錢都可以通過讀書，確切地說是科舉考試換來，不用說爭得了功名的舉人、秀才，就是進考場混過一回的人，就比沒進過場門的要牛氣幾分，可以穿長衫，自稱生某某，在鄉人眼裡，他們就是比只在私塾里混、不敢上場的人強不少，自然地位也要高些。難怪有俗語道：「能進考場放個屁，也替祖宗爭口氣。」一般說來，鄉紳在鄉里社會說話分量重，主要是因為他們掌握著話語權，在農民眼裡，他們是知書達理的人，而所謂的知書達理，是因為他們明了正統儒家倫理的道理，因而擁有道德解釋權和評價權。鄉里社會幾乎所有「露臉」的事都需要有他們的主持參與，至少，有了鄉紳的參與，鄉民的婚喪嫁娶就有了光彩，儒生不再僅僅是祭禮上的祭司，而且成了重大事件的主心骨，眾人矚目的焦點，排紛解難的仲裁人，就像過去喪禮上的牌位所有該寫的都寫好了仍然需要有人用硃筆「點主」一樣，鄉紳的作用就是這麼「一點」，在筆意上雖然未必是畫龍點睛，但在精神上卻可以起到這種作用。當然，鄉紳幾乎必然會具有一定的經濟實力，實際上，功名本身就會為功名的擁有者帶來經濟上的好處，功名級別越高，帶來的好處就越大，君不見，《儒林外史》中，范進進學（中秀才），換來了胡屠戶的一串大腸，而中舉則房子、土地並帶僕人、老媽子一齊來也。當「知識」變成了金錢時，往往又會進一步催生功名，所謂的詩禮之家就這樣出現了，雖然未必會傳之百代，但在傳統社會，畢竟上幾代有讀書傳統的人家，後代考取功名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但是我們需要強調的是，鄉紳在農村中的權力來源首要的，不是經濟實力，一個土財主不論有多少土地和元寶，都未必會換來鄉民的尊重。
有功名的人受到尊重，象徵著他們擁有某些配置性的稀缺資源，也意味著他們擁有權力，雖然生活在鄉村的他們基本上沒有被編織在具體的行政網路之中。鄉紳權力的最初來源無疑是傳統政治體制對於讀書人的重視，自春秋戰國以來，無論何種選官制度，對統治體系的填充，「士」都是主角，就是在魏晉南北朝很貴族化的九品中正制下，貴族也大體上要同時具有「士」的身份。科舉制度實行以來，讀書可以制度化地將一個鄉下人通過一種固定的管道變成國家官員，鄉紳無疑大多從這個管道經過，而且被官僚體系所吐納，不是候選官員就是卸任官員，具有來自正統權力體系法定的身份，來自權力體系的拉力賦予了讀書行為以神聖的官方色彩，而伴隨著選官與教育體制合一的制度化的教化推行（教化的內容儒家倫理對於鄉里社會也有相當大的親和性），無疑極大地強化了鄉民之於讀書人、讀書行為以及文化典籍的神聖感，鄉民們對讀書人特殊性的認可成為習俗，成為一種內化行為，這不僅為鄉紳的權力提供了基礎，而且在某種意義上也演化為一種權力的來源，即使在暫時脫離了上層的權威支持時，鄉里社會依然會認同讀書人的特權。讀書行為被神聖化，不僅反映在讀書人擁有鄉里特權，而且反映在鄉民對這種行為的仿效上，從村圖上我們可以看到，幾乎每一個村莊都有私塾和義學，鄉間的男童大多數都要進私塾學上那麼幾年學，儘管最終能學出點名堂的像白烏鴉一樣的稀少。
實際上，鄉里社會在認同讀書人特權時，同時還賦予了他們鄉里道義與禮儀的內涵，他們是上層典籍文化的道德與樸素的鄉里道義混合性的象徵，這多少沖淡了鄉紳身上的官味，從某種意義上也約束著他們的行為使之合乎一定的道德規範，至少在公開場合他們的行為要合乎這種規範，一旦他們逾出自身的角色規定的道德約束行事，不唯有被士大夫群體唾棄的危險，而且也存在喪失自身文化權力合法性依據的可能。
鄉紳也是分層次的，張仲禮認為生員屬於下層紳士，優貢拔貢到舉人為中層紳士，進士為高層紳士，而村圖中將鄉紳分為「在籍官員」和「貢舉生員」兩級，雖然按清朝的制度，在一般情況下，只有中了進士才能做官，但在現實中存在少量的由貢舉直接入仕的以及數量並不太少的捐班，在村圖所反映的19世紀70年代，捐班的數量相當龐大，所以在實際生活中，某些在籍官員的地位並沒有貢舉高，當然如果官做得足夠大則除外。由於貢舉的名額非常有限，在多數鄉村中，有貢舉和副榜功名之人就應該算很了不得了，他們與在籍官員一道構成了鄉紳階層的上層。他們出於身份的緣故，一般不會擔任鄉村基層政權的任何職務，鄉約、里（保）正這樣的「鄉村幹部」，卻要看他們的臉色行事。而生員一類的下層紳士在鄉村的地位顯然要差得多，如果他們經濟實力比較薄弱，是個窮秀才，那麼說話的權利可能就更小，但至少比一般農民的聲音要大。另外，鄉紳還有文武之分，文舉明顯高於武舉，文秀才也比武秀才神氣許多。在村圖中我們可以看見，文官排在武官前面，武生排在文生後面。自然，對於紳士們在鄉村政治結構中的位置，鄉紳個人的能力、修養、人品和年齡以及在宗族中的輩分等因素也會使他們在鄉村中的影響力提高或者降低幾分，但是在大多數情況下，所有這些因素加在一起，也抵不上功名這一項。
在村圖上，除了鄉紳之外，還點出了耆老、節孝、窮民、殘廢四類人，前兩項實際上體現著鄉村政治文化的道德指向，維繫農村的社會政治秩序，長幼有序是一個必須遵守的原則，村中具有一定德行的男性老人如果在村裡的事務中沒有足夠的發言權的話，至少在面上（形式上）必須受到尊重，傳統農業社會出於技能上的需要而產生的尊老習俗，與政治上的秩序需求就這樣結合在一起。在實際的鄉村生活中，即使是鄉紳政治，年齡依舊算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在同等層次上，年紀大的就比年紀輕的說話分量要重，如果村子小到了連個秀才也沒。有，那麼也許就是長老們說了算。節孝是指貞（節）婦與孝子，只有在這裡，女人才會露面。也就是說，女人只有變成了含辛茹苦的節婦，或者守寡經年，或者殉夫而死，才可能為「政治眼」所關注，而她們與孝子一道，不過是一種道德的象徵，維繫著傳統農村的政治秩序完整，並沒有在政治上說話的權利。
至於窮民和殘廢則屬於農村中的最下層，非鰥寡孤獨即喪失勞動力的廢疾之人，他們最窮苦，日子過得最艱難，從政治的角度看他們也是最沒有發言權的人，但是，他們卻是傳統政治中經常被統治者顧念的人群，這群人的狀況在某種情況下是統治狀態的晴雨表，這群人自身也往往是「上頭」表達「德政」的對象。同樣，作為村政的一種表達，鄉紳們也必須定期對這些人施些恩惠，或者通過某種手段讓富人出點血澤及窮人，傳統鄉村自身就存在著對這些人的救濟機制，通過對最貧困者的救助，以穩定整個鄉村秩序。
還有一些村圖上沒有明確點出的階層和人物，實際在鄉村的權力結構中也擁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