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農村的問題在近些年已經變成了某種學術時尚，鄉村政治顯然屬於其中的熱中之熱、焦點的焦點。20世紀最後10年越來越熱鬧的村民自治改革，使得學界的目光不知道怎麼一來，居然一下子投向了一向為他們所忽視的農村，一份份田野考察報告，一部部重頭的著述，使得中國學術一時間似乎進入了「草根（ grassroots）」時代。這一切，當然會讓如我之輩曾經關心過農民問題的人感到有些歡欣鼓舞。
然而，近年來對於農村政治的關注似乎太多地集中在對村民自治的現實上面，而對於中國農村政治為什麼會走到這一步和為什麼非走這一步，卻缺乏起碼的考察。單從政治學和社會學學理上去考究農村推行的村民自治體制，分析其民主因素的大小有無，考察其對中國共產黨現行體制的震蕩以及對農村社會現代化的後果，雖然直接而乾脆，但卻難以深入。中國農村的政治是凝結了歷史的政治，不理清歷史的脈絡，現實的結就難以真正解開。現實農村政治危機和困境的來由，其實未必是在描述村民自治的著作的前言中，三言兩語就可以說得清的。中國農村從清末民初到中國共產黨在大陸取得政權，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政治的格局從鄉紳主導的鄉村自治變為國家政權支撐的「幹部統制」，發達的民間社會組織是怎樣被推擠出局？鄉村的文化結構又出現了哪些變化？原來的地方精英是怎樣把自己推到了不得不退出歷史舞台的境地？在邊緣和中心權力轉換的過程中，國家政權扮演了什麼角色？農村的文化意識形態轉換是怎樣實現的？為什麼會實現？類似這樣一連串的問題壓得我喘不過氣來，因此，就有了以下的文字。
在進行寫作的時候，黃宗智和杜贊奇對於中國農村的研究無疑對我有很大的啟迪，我基本上是在中國國家現代化過程的視野下，討論國家政權與鄉村社會以及文化權力之間的關係。但是，也許是出於自己根深蒂固的成見，我一直難以接受「內卷化」的概念，甚至對於杜贊奇關於近代鄉村權力結構從保護型經紀到贏利型經紀這種過於西化的「經紀（ broker）」比喻也不能同意，顯然，中國農村的權力結構，比西方「經紀」的概念要複雜得多，甚至複雜到了基本上無法用這個概念來概括的程度。傳統鄉紳在鄉村的作用，一般是通過軟性和間接的渠道實現的，他們的權力屬於文化威權，來源於農村共同認可的文化氛圍和資源，他們既不是村民的代理人，更不是經紀人，甚至不能說是村民的管理者。擁有正統的、道德性的文化知識，和保持一定的道德威望無疑是他們實現對鄉村權力控制的必要前提。而且毫無疑問，這種文化威權也帶給他們相應的利益，這就是為什麼「寒士」即使不出仕，也可以通過取得功名而步入小康之境的緣由。文化威權也是特權，它賦予擁有者各種別的階層的人所無法得到的好處。儘管民國初年以來這種傳統的鄉紳日益式微，但直到中國共產黨大規模的土地改革之前，並沒有完全消失，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根據地政權建設還利用過他們的威望。而那些武化的地方精英，固然對於「贏利」很在乎，但也無不以村民的保護者自居（將農民視為自家的私產，「保護」的力度似乎更大一些），兩者都不能說是農民的經紀人，因為他們和農民之間不可能類似於西方社會的委託和代理的關係。
現代化無疑是隱含在農村權力和文化變遷背後的一條主線，現代化過程的拉動，根本性地改變了鄉村的文化與政治地位，並使其法定地處於經濟上附庸和被犧牲的境地。清末民初以來幾乎所有國家和地方政權主導的鄉村政權變革，莫不暗含現代化的驅動，然而，20世紀的前半世紀又是一個亂世，戰亂自始至終籠罩在中國農村的頭上，鄉村政治也始終擺脫不了軍事化的色彩，人們的現代化效仿，更容易集中在近代日本的軍國主義鄉村建設這種目標上，在此前長期對日本的學習熱情，最後幾乎都落實到了鄉村政治上面。陝西的「村本政治」如此，廣西的鄉村改革也如此。同時，作為戰亂的直接結果之一，中央政府一直也沒能壓倒地方勢力，武裝割據在鄉村世界普遍地存在著，大大小小的土圍子政權依照圍主的意志，依靠槍杆子實行著中世紀的統治。即使中央政府能夠控制的地區，也無不強化其軍事方面的因素，幾乎所有強化農村社會整合的改革措施，最後都落實到軍事化甚至警察化的操作上。基層政權和槍杆子有了前所未有的親和，從而極大地損害了農村原有文化氛圍，使鄉村權力從文化性質轉向武化。不僅摧殘了原有的道德氛圍，而且損害了鄉村的文化網路。
在這個打著現代化招牌的軍事化進程中，原有的民間社會空間受到國家政權的全力擠壓和侵蝕，通過這種擠壓和侵蝕，實現國家政權的擴張，最大限度地將農村的資源集中到國家政權手上，以實現所謂「富國強兵」的目標。這種趨勢雖然沒有將民間組織完全驅逐出局，但畢竟將農村的自組織系統摧殘得七零八落，農村原有的互助、宗教、公益、自衛以及娛樂的功能大面積萎縮。到了中國共產黨在農村大規模建立全能式政權的時候，幾乎所有的障礙都已經消失了。
在戰亂的環境下，農村的破敗往往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對於中國農村而言，衰敗的更深刻的原因被納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後殖民性破壞，以及中國自身城市導向的現代化的結果。農村社會的破產是中國近代歷史的主題之一，曾經在20世紀20～30年代引起過學者的強烈關注，其最直接的後果就是農民普遍的貧困化，不僅僅是一般農民的狀況在下降，就是農村中比較富裕階層的生活狀況也處在毫無起色的下降線上。由於城市經濟的不發達（中國自身的資本主義發展的緩慢，而且由於戰亂等因素，也使得外國資本在華投資一直不活躍），儘管沿海中心城市已經膨脹了很多，卻難以吸納大量從農村擁入的人口。離開土地的農民幾乎沒有追求更多的利益，往往是只求活命。即便如此，只有其中的佼佼者和幸運兒才能在城市站住腳。不得不留在土地上的農民只能在某種畸形的商品化生產中苟延殘喘，由於戰爭以及頻繁的災害對生產條件的破壞，再加上國際市場的波動，在大多數農村地區，像黃宗智所謂的「過密化」生產其實是難以在完整意義上實現的，農民固然可以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超出其需要的勞力，但也可能完全粗放經營甚至拋荒。長江三角洲的棉花產區，在棉花價格大跌的時候，往往會伴隨著土地的大量拋荒。男人出外（包括為兵、為匪），缺乏生產經驗的女人種田的現象相當普遍，四川北部地區，幾乎是最主要「經濟作物」的鴉片種植，基本上是由婦女操作的，男人即使不出門，也由於吸毒成癮而待在家裡。為了能夠活命，對高產值作物的追求甚至從事毒品生產的農民遍及中國農村，特別是那些不發達的中西部地區。像歷史上多數的亂世一樣，從事武裝活動的人成了農村社會規模最大的群體之一，不僅各種名目的「政府軍」（包括地方軍閥）眾多士兵的主體是農民，各種地方武裝和私人武裝也基本上由青壯年的農民充數。幾乎所有有勢力的階層、個人和團體都可能擁有武裝，如果說商人的商團多少有些虛弱無力的話，那麼各種幫會、教門的武裝則是任何一個政府都不可能輕視的力量。再加上那些幾乎遍及中國，在兵匪之間互變以及始終堅持綠林身份的土匪刀客，全國上下經過武裝活動熏陶的農民數目之多，恐怕任何人也難以詳盡地統計，與歷史上武裝起來的他們的前輩相比，他們的最大特點是學會了使用近代資本主義發明的火器。
雖然20世紀的前半世紀，中國政壇的主導者換了若干，但農村的改良卻談不上半分，只有少數的知識分子在國外的資助下，進行過小範圍的農村改良試驗。晏陽初、梁漱溟和李景漢等人的努力應該說是非常有益的；定縣的實驗提供了一個農民的教育體系，通過平民教育改善農民的素質，重建農村的道德，進行品種改良、科學種田，組織合作社的事業；鄒平的實驗提供了一個以教代政的模式，讓進入農村的知識分子建立一個「鄉學一村學」系統，從事合作社、農業改良以及農村自衛的訓練。然而，這些點滴而艱辛的努力，卻不得不依賴軍閥武力的庇護和外國的好心資助，當這些努力剛剛取得一點成績，就會遭到那些武化的地方精英的干涉，而默許他們實驗的南京政府在實際上對他們組織農民的舉動一直心存疑慮，使得他們在前進的道路上不得不一次次在搬不開的「石頭」面前繞道而行，在國家政權根本無意實行它們本來早就制訂的土地改革計畫的前提下，輸血式的農村改良，無論組織者付出了多大的努力，擁有多大的熱情，都難以真正解決農村的根本問題，所取得的點滴成果，卻被淹沒在國家政權中世紀式的強制之中。中國農村的所有變化好像只是為革命提供了越來越合適的土壤，日益加深的普遍貧困化，使得農村社會對赤貧者的自我救助機能受到摧毀性的破壞，越來越多的人陷入了無法自拔的絕望之中，鄉村精英自清末以來的劣化和武化，無疑加重了貧富的對立，使得本來就不多的調節空間變得更加狹小，而經過多年戰爭磨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