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我是一個非常崇尚理念思維的人。依我想來，理念乃相對於激情的一種定力。當激情如烈馬狂奔，如江河決堤，而理念起到及時又奏效的掣阻作用的時候，它顯得那麼的難能可貴，甚至顯得那麼的峻美。
我崇尚理念，恰因我屬性情中人。性情中人，一般是較難本能地內斂自己對人對事的態度、立場、觀點、好惡而又不露聲色的。理念的定力是我身上所缺少的。這缺少每使我的言行不禁地衝動起來。一旦衝動，幾乎無所顧慮，無所諱畏。四十歲以前的我，尤其如此。
我的檔案說明了這一點——當年我是知青，從連隊調到團部，檔案中有一條是「思想不夠成熟」。而「思想」在當年，不消說是指「政治思想」。是「機關」知青了，「思想」還是一直沒能成熟起來。結果從團部被「發配」到木材加工廠，檔案里又多了同樣的一條。上大學前，連隊對我做的鑒定仍有這一條。大學畢業的鑒定中有，但措辭是善意的「希望思想早日成熟」。從北影調至童影的鑒定中一如既往地有，措辭已經頗具勉勵性——「希望思想更成熟些。」
故四十歲前的我，對「成熟」二字，幾乎可以說是抱著一種對天敵般的厭憎。好比素食主義者從生理上反感葷膩大餐。至今我也不太清楚，在中國，究竟怎樣的思想才算地道的「成熟」。而且，又依我想來，倘一個人，從20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並無時代空白地活過來，思想卻一直善於與各個階段的「主流」政治思想一拍即合，被肯定為「成熟」，分析他那思想「成熟」的過程，我們是不是會不難發現那「成熟」的醜陋呢？
但是這些都暫且不去說它了吧。
其實我是想向讀者坦白——我這個崇尚理念思維，讚賞理念定力的人，後來竟對理念之光的瑰麗，更確切地說，是對「中國特色」的理念所產生的邏輯方式，心生出了不可救藥的動搖和懷疑。動搖和懷疑是由一件具體之事引起的。那事引起的觀點爭論，沸沸揚揚於十年前，也可能是十五六年前。一名大學裡的在校碩士生，為救一位落水的老人，自己反倒被淹死了。當然，老人是獲救了，或者我的記憶有誤，老人竟也沒有獲救。總之，在我看來，這是一件高尚的、感人的事。那名大學生的行為，似乎怎麼也不至於遭到輿論否定的吧？當年卻不然。較熱烈的討論首先在幾所大學裡展開了。後來竟由討論而辯論。
一種我不太能料想得到的觀點是——一名碩士生，為救一位老人而冒生命危險，難道是值得的嗎？那老人即使獲救，究竟還能再活幾年呢？他對社會還能有些什麼貢獻呢？他不已經是一個行將壽終正寢的自然消費人了嗎？這樣的一位老人的生命，與植物人的生命又有什麼區別呢？其生命價值，又究竟在哪一點上高過一草一石呢？而一名碩士生，他的生命價值又是多麼的寶貴！何況當年中國的碩士生並不像今天這麼多！他也許由碩士而博士，而博士後，而教授，而專家學者，那麼他對中國甚至對世界的貢獻，不是簡直沒法預估嗎？更何況他的生命還會演繹出多姿多彩的愛情哦！而那位老人的生命再延長一百年也顯然是黯然無光的啊！
這分明是一種相當理念的觀點。這一種相當理念的觀點，當年在大學裡代表了似乎絕對多數學子的觀點。你簡直不能說這一種觀點不對。但正是從那時起，我感覺到了「中國特色」的理念所產生的邏輯方式的冰冷……和傲慢。於是當年又有另一種觀點介入討論。這另一種觀點是——如果那名碩士生所救非是一位老人，而是一個兒童，也許就比較值得了吧？顯然，這是一種很缺乏自信的，希望迴避正面辯論，達到折中目的之觀點。但這一種折中的觀點，當年同樣遭到了義正詞嚴的駁斥：如果那兒童弱智呢？那兒童將來一定能考上大學嗎？如果考不上，他不過是一個芸芸眾生中的平庸之人。以一名碩士生的生命換一個平庸之人的生命，不是對其更寶貴的生命的白白浪費呢？即使那兒童將來考上大學了，考上的肯定會是一所名牌大學嗎？肯定會接著考取到碩士學位嗎？再假設，如果那兒童長大後墮落成罪犯呢？誰敢斷言絕對沒有這一種可能性？
當年這一討論和辯論，曾在報刊上報道過，似乎還在電視中進行過，最後不了了之。但給我留下的印象卻是——「不值得」派引起的共鳴似乎更普遍……
當年我便隱隱地感到，那討論和辯論，顯然與當年的中國人，尤其青年人，尤其當年的大學生對人性的理念認識有關。翻一翻我們的祖先留下的五千餘年的思想遺產，這一種討論和辯論，即使在我們祖先中的哲人之間，似乎也是從來沒涉及過的。甚至全世界的思想史中，也沒有留下關於這一話題的討論的殘跡。
當然，我們誰都知道——老父與稚子同時沉浮於波濤，或老母與愛妻同處生死倏忽之際，做兒子、做父親、做丈夫的男人究竟先救哪一個的古老人性考問。
還沒有一個男人回答得最「正確」。
因為這種考問在本質上是根本沒有所謂「正確」答案的。它呈現的是人性每每陷入的兩難之境，以及因此而感到的迷惘。這迷惘中包含著沮喪。
但由於這一人性考問限定在與人最親密的血緣關係和愛戀關係之間，故無論先救哪一個，似乎又都並不引發值得不值得的思索，僅與人剎那之際的本能反應有關。在現實中，一般情況下，人總是先救離自己最近的親人，不太會舍近救遠。
而那名碩士生捨命所救的，卻是與自己毫無血緣親情，毫無愛戀關係的陌生人。依我想來，值得與不值得的討論、辯論，蓋基於此。倘他所救是他的老父，世人還會在他死後喋喋評說值得與不值得嗎？倘他所救是他的幼弟，世人還會在他死後假設那被救的孩子長大了是否成為罪犯嗎？那麼，何以只因他所救的是陌生人，在他死後，值得與不值得的討論，這樣那樣的假設就產生了呢？一針見血地說，顯現了人類理念意識中虛偽而又醜陋的一面。即我不願那麼做的，便是不值得那麼做的；別人做了，便是別人的愚不可及。死了，也是毫無意義的死。並且，只有將這一種觀點推廣為理直氣壯的不容置疑的觀點，我的不願，不能，才進而成為不屑於。無論什麼事，一旦被人不屑於地對待，那事似乎就是蠢事了，似乎就帶有美名可圖的色彩了。於是，倒似乎反映出了不屑於者的理念定力和清醒。
我敢說，在全世界，自從「人性」二字被從人類的生活中歸納出來至今，從頑童到智叟，除了在當代中國人之間，在其他任何國家都彷彿沒有那麼嚴肅認真地，煞有介事地討論過，更沒有辯論過。
討論和辯論發生在當代中國，是非常耐中國人尋味的。而這正是我們中國人抱怨人世變冷了的原因。
十五六年前，那一場討論和辯論，與今天關於「英雄流血亦流淚」的討論是不一樣的。後一種討論並不貶低英雄的行為，批判性是針對於使英雄流淚者們的。而前一種討論和辯論，用理念的棉團包纏了的批判性的鋒芒，卻是變相地針對於流血甚至捨生了的英雄們的。據我想來，今天「英雄流血亦流淚」的現象，只怕是與十五六年前那一場討論和辯論不無關係的。
十五六年前，連我也不能對那名碩士生的死做出非常自信的評價。普遍的輿論傾向和人性觀點，使對它心生懷疑的人有時也不禁三緘其口，保持曖昧的沉默。
直至一個多月前，我才對印在記憶中的，靠頭腦封存了十五六年之久的話題豁然想明白了些。某日與友人北影廠文學副廠長史東明相遇，他扯住我說：「曉聲，有一部美國片如果上映了，你一定要去看看。」
我問片名，他搖頭說還不知道，說他也沒看到過，是聽別人將內容講給他聽的。於是扯我至路邊開始講給我聽……
內容如下：「二戰」時期，一位美國母親，三個兒子都上了前線。而在同一天里，收到了兩個兒子的陣亡通知書。斯時第三個兒子正在諾曼底登陸戰役行動中，生死顯然難料。如果第三個兒子也陣亡了，誰還能硬起心腸向那位母親送交第三份陣亡通知書？於是此事逐級上報，迅達總統辦公室。於是總統下令，組成一支特別能戰鬥的營救隊。唯一的任務是，不惜任何代價，將那位母親的第三個兒子活著帶回美國。當然，此戰鬥行動那位母親並不知道。於是營救隊一路浴血奮戰，個個捨生忘死地撲到了諾曼底前線，當尋找到了那名戰士，一支營救隊已僅剩一人。當那名戰士明白了一切，他寧肯戰死也絕不離開戰場的恆心，又是多麼的能夠被人理解啊！
據說這就是美國影片《拯救大兵瑞恩》。據說劇本依據生活原型而創作。據說奧斯卡獎的評選已格外關注這部影片。據說它深深感動了每一個觀看過它的人……我想，中國是很難產生這樣的影片的。起碼目前很難。犧牲那麼多士兵的生命只為救另一名士兵，這值得嗎？問題一被如此理念地提出，事情本身和一切藝術創作的衝動，似乎頓時變得荒唐。
多麼冷冰冰的理念質疑啊！我們可拿我們中國人目前這一種冷冰冰的理念原則究竟怎麼辦呢？它不但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