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年》是雨果的最後一部長篇小說。它在1873年出版時，雨果已經七十一歲了。十二年後的5月8日，雨果患肺炎，身體開始虛弱。他在病中說：「歡迎死神來臨！」5月22日，雨果從昏迷中醒來，又說：「大幕降落，我看見了黑色的光明……」只有他的孫兒和孫女聽到了此話；那是他留給世界的最後一句話。生前，他在遺囑中添加了如下內容：
將五萬法郎送給窮苦人，希望躺在他們的柩車裡去墓地……拒絕任何教堂的祈願，而要求為所有的靈魂禱告……我相信上帝。
雨果一生和宗教的關係怨怨和和。在他還是一個青年的時候，他的第一部長篇《巴黎聖母院》，使他成為宗教咬牙切齒的文化敵人。
在他中年的時候，他卻又用他的筆塑造了一位與《巴黎聖母院》中虛偽醜惡至極的教士福婁洛截然相反的教會人物——《悲慘世界》中的米里哀主教，其無私和仁慈幾近完美，簡直就如同上帝本人的人間化身。米里哀主教是歐洲文學史上最高尚的教會人物。
「我相信上帝」一句話中的「上帝」，對於雨果這一位全歐洲最具有哲學家和思想家氣質的詩人、作家，究竟意味著什麼呢？他所言的「上帝」是一位神，抑或是一條「真理」？除了他自己，沒有人清楚。
雨果和宗教的關係，與薄伽丘和宗教的關係相似。後者在四十歲那一年完成了《十日談》，於是受到宗教審判。其晚年不但皈依上帝，而且乾脆想去做一名教士。
在歐洲，像雨果和薄伽丘一樣，與宗教發生怨怨和和之關係的文化人物不在少數。他們與宗教的關係最終皆以和而告終——這是特別耐人尋味的西方文化現象……
雨果終生不悔的，乃是他與法蘭西共和國那一種唇亡齒寒、一榮俱榮一毀俱毀的關係；是與他的《人權宣言》休戚與共的關係；是與底層民眾同呼吸共命運的關係。
正是這一種關係，令他的人生起伏跌宕。他曾在共和國的普選中成為得票率第二多的國民公會的議員；也曾被複辟了的波拿巴王朝驅逐出境，度過了近二十年的流亡歲月。
當局還下達過對他的通緝令，宣布：「捉住或打死雨果的人，可獲二點五萬法郎賞金。」
雨果曾滿懷深情地在日記中寫道：「我之所以沒有被逮捕，沒有被槍殺，能活到今天，全憑了朱麗葉·德魯埃夫人。是她冒著失去個人自由乃至生命的危險，為我排除一個個陷阱，絲毫不鬆懈地保護我，為我不斷尋找安全的避難所。」
朱麗葉——雨果終生的「紅顏知己」。雨果對流亡的回答是——拒絕一切赦免。
他在拒絕書上寫道：「如果只剩下十個人(不懺悔者)，我將是第十名。如果唯余最後一人，那就是我。」
雨果在流亡時期依然是堅定不移地反對封建王朝的戰士。他寫下了《侏儒拿破崙》、《懲罰集》、《靜觀集》等一系列討伐共和國「共和」原則之敵的戰鬥檄文……
雨果是一個滿懷政治正義感的激情和深情的愛國者。
古今中外名垂史冊的詩人們和作家們幾乎都是如此這般的愛國者。
但雨果的不同在於，從法蘭西誕生了共和國那一天起，他所愛的便只有以《人權宣言》為國家信條的法國了。
從此他不能愛另一種法國。也不能認為，法國再變成一個什麼樣的國家，跟他是毫無關係的事情。
於是一切企圖背叛《人權宣言》的人，也都必然成為他的敵人。
一個事實乃是，在他和他的敵人之間，他從未妥協過。
復辟勢力獲勝以後，路易·波拿巴在登基典禮剛一結束時便迫不及待地單獨召見雨果，希望雨果能轉變立場成為他的支持者。而雨果即使在王權主動向自己示好的情況之下，也並沒有受寵若驚。他當面堅持他的共和思想。他在日記中記述那一次談話時，用「愚蠢透頂」形容新的國王……正因為雨果是這樣的，在他逝世以後，法國政府決定將他的遺體停放在巴黎凱旋門供民眾瞻仰，然後舉行國葬。
當時是記者的羅曼·羅蘭這樣描寫那些民眾夜裡守靈的情景：「在協和廣場，在法國的所有城市，人們都在哀悼……在一束束鮮花一堆堆花圈中，顯現窮人的黑色柩車，上面只放著兩個玫瑰花環。那是最後的一次對照了。二百萬人跟隨靈車，從星形廣場將詩翁窮酸的棺材送進了先賢祠……」此種宏大場面使維持治安的騎警們深感震撼。
法國是全世界的第一革命搖籃。在1789年，世界發生了兩樁大事件。美利堅合眾國誕生，於是有了《獨立宣言》。巴黎的起義人民攻佔了象徵封建專制王朝最後堡壘的巴士底獄，於是有了《人權宣言》。這兩份宣言的基本內容和精神是一致的，那就是——民主的國家原則加上自由、平等、博愛的人權和人道義務。雨果對於這兩樁大事件的評論是——「趕走民族的敵人只需十五天，而推翻一個封建王朝卻得用一千五百年。」
意思是——取得美國獨立戰爭決定性勝利的一役，是一場歷時十五天的戰役；而在一千五百餘年中，法國人民發動了大大小小無數次起義，才徹底推翻了封建王朝。
沒有確鑿的根據可以證明——沒有法國的革命，就一定沒有後來俄國的革命，就一定沒有後來中國的革命，就一定沒有後來發生在許多國家裡的無產階級革命……
沒有確鑿的根據可以證明——沒有《人權宣言》，就沒有後來的《共產黨宣言》……但有確鑿的根據可以證明——沒有巴黎公社，就沒有後來在世界各地不脛而走的一個驚心動魄的辭彙——「革命」……但有確鑿的根據可以證明——伏爾泰、盧梭、孟德斯鳩、羅伯斯庇爾、馬拉、巴貝夫這樣一些法國知識分子，與「革命」有著生死與共的關係。在伏爾泰、盧梭之前，人類歷史上沒有什麼「革命」，只有起義、造反、暴動而已。在孟德斯鳩之前，王權即國家。在羅伯斯庇爾、馬拉、巴貝夫之前，世上沒有「革命者」……
雨果是他們的信徒。是詩人和作家的雨果，也具有繪畫的天分。他曾創作過兩幅油畫——《風暴中的大樹》和《我的命運》。
在《九三年》中，雨果通過郭文這一共和國聯軍司令官之口，說出了他對「革命」的感受——病朽的大樹將在風暴中倒下，常青之樹將在風暴中生長。新世界誕生以前，清掃是必要的。這是一種要靠流血和犧牲來進行的「工作」，一種偉大的「工作」……
而《我的命運》，畫的是一隻被海浪拱起的帆船；看起來，它隨時都會「粉身碎骨」。雨果是早有準備接受更兇險的命運的……「革命」是有潛伏期的；法國大革命之前的歐洲動蕩不安……閔採爾在德國領導了農民起義，因此遭受酷刑之後被砍頭……相應地，革命國人民斬下了查理一世的頭……而美國獨立了。《獨立宣言》的基本思想，其實便是伏爾泰和盧梭「天賦人權」的思想……正是——我家長花他家開。這對於飽受封建專制之苦的法國人，是一種刺激……於是——1789年7月14日，法國巴黎的起義人民推翻了王權的專制統治。但大資產階級和自由派貴族們暗中庇護著國王……1792年8月9日，巴黎民眾又舉行了起義，掠走了路易十六國王，並將其囚禁……9月21日，由普選產生的國民公會開幕，通過了廢除君主立憲制的議案，宣布法西蘭第一共和國成立……其後，路易十六國王和他的王后被推上了斷頭台……先後被斷頭台斬下頭顱的還有王室的其他成員，以及企圖營救國王和王后的保王黨勇士。
是的，那些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保王黨分子，他們也是完全當得起「勇士」二字的。他們站立在斷頭台上視死如歸，一齊高呼「國王萬歲」……
根據《法國革命史》一書的記載，成千上萬圍觀的民眾霎時肅靜。
勇敢是不分階級的。
每一個階級都有自己的勇士。
第一共和國將國王和王后斬首的做法，使整個歐洲震驚。這反而激怒了保王黨殘餘勢力，在英國等外國干涉軍的支持之下，各地保王黨糾集殘軍，發動暴亂，對革命實行血腥報復。並且，他們決定攻佔巴黎。而共和國的軍隊中，也一再有高級將領叛變或預謀叛變。在巴黎，執政的一派叫「吉倫特派」，他們多由資產階級人士和貴族民主人士組成。他們對於激進的革命開始心生厭煩，打算裡應外合。於是巴黎民眾發動了第三次起義，推翻了「吉倫特派」，將自己更信任的雅各賓派選舉為「領導核心」。這是由平民知識分子組成的政治派別，他們倒是對民眾的一次次暴力色彩的起義習以為常了。
雅各賓派臨危受命號召人民，任派將領，指揮軍隊，擊退敵人，肅清內奸，挽救和保衛共和國……
這就是法國的1793年。這就是雨果的《九三年》的大背景。
《九三年》中的三個主要人物是兩個相互仇恨的陣營的代表，而且是那兩個陣營的高級代表人物。故他們更具有代表性。兩個陣營之間的深仇大恨，被他們「代表」得淋漓盡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