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春，全國第四次高等教育會議在北京西苑召開，各新聞和文藝單位派代表列席參加。我作為北影廠代表，參加了華南大組學習討論。會議最初幾天，討論內容是肅清「四人幫」極「左」教育路線的流毒，發言踴躍熱烈。
「工農兵學員」——這新中國成立三十年來「高教」大樹上結下的「異果」，令每一位代表當時都難以為它說半句好話。而每一位發言者，無論從什麼角度什麼命題開始，最終都歸結到對「工農兵學員」的評價方面。不，似乎不存在評價問題——它處於被缺席審判的地位。如果當時有另外一個「工農兵學員」在場的話，他或她也許會逃走，再沒有勇氣進入會議室。
我有意在每次開會前先於別人進入會議室，坐在了更準確說是隱蔽在一排長沙發後不易被人發現的角落。我負有向編輯傳達會議情況和信息的使命。我必須記錄代表們的發言。
我是多麼後悔我接受了這樣一個使命啊！然而我沒有充分的理由，要求領導改換他人參加會議。第三天下午，還有半個鐘點散會，討論氣氛沉悶了。幾乎每個人都至少發過兩次言了。主持討論者時間觀念很強，不想提前宣布散會，也不想讓半個鐘點在沉悶中流逝。他用目光掃視著大家，企圖鼓勵什麼人做短暫發言。
他的目光掃視到了我。我偏偏在那時偶然抬起了頭。於是我品質中卑俗的部分，一瞬間籠罩了我的心靈，促使我扮演了一次可鄙而可憐的角色。
「你怎麼不發言哪？也談談嘛！」主持者目光牢牢盯住我。多數人彷彿此刻才注意到我的存在，紛紛向我投來猜測的目光。大家的目光使我很尷尬。
坐在我前面的人，都轉過身瞧著我，分明都沒想到沙發後隱藏著我這麼個人。我訥訥地說：「我……我不是工農兵學員……」幾乎是不由自主地這麼說了。這是我以列席代表身份參加討論三天來說的第一句話，當著許多白髮蒼蒼的老教授說的第一句話，當著華南大組全體代表說的第一句話。
謊話，是語言的惡性裂變現象。說一顆紐扣是一顆鑽石，並欲使眾人相信，就得編出一個專門經營此種「鑽石」的珠寶店的牌號，就得進一步編出珠寶店所在的街道和老闆或經理的姓名……
我說，我是電影學院導演系「文革」前的畢業生。我說，某某著名電影導演曾是我的老師。我說，如果不發生「十年動亂」，我也許拍出至少兩部影片了……為了使代表們不懷疑，我給自己長了五歲。散會後，許多人對我點頭微笑。「文革」前的畢業生，無論畢業於文、理、工學院，還是畢業於什麼藝術院校，代表們都認為是他們的學生。
會議主持者在會議室門外等我，和我並肩走入餐廳，邊走邊說，希望我明天談談「四人幫」所推行的極「左」教育路線，對藝術院校教育方針教育方向的干擾破壞。
我只好「極其謙虛」地拒絕。
我不是一個沒有說過謊的人。但是，跨出復旦校門那一天，我在日記上曾寫下過這樣的話：「這些年，我認清了那麼多虛偽的人，見過那麼多虛偽的事，聽過那麼多謊話，自己也違心地說過那麼多謊話，從此我要做一個誠實的人……」
我這「要做一個誠實的人」的人，在許多高等教育者面前，撒了一次彌天大謊！
那的確是我離開大學後第一次說謊，不，第二次。第一次是——我打了「潘冬子」一記耳光而說是「跟他鬧著玩」。我第二次說謊，像一個謊話連篇的人一樣，說得那麼逼真，那麼周正。
我內心感到羞恥到了極點。一個畢業於名牌大學的青年，僅僅由於在某一個不正常的時期邁入了這所大學的校門，便如同私生子隱瞞自己的身世，在許多高等教育者面前隱瞞自己的「廬山真面目」，真是歷史的悲哀！
就個人心理來說，這是十分可鄙的。
但這絕非我自己一個「工農兵學員」的心理。這種心理，像不可見的潰瘍，在我自己心中，也在不少「工農兵學員」心中繁殖著有害的菌類。對於一個國家的高等教育，又多麼可悲！宛如太上老君的「煉丹爐」中倒出了「山楂刃」。
我的謊話，當晚就被戳穿——我們編輯部的某位領導來西苑看望在華南組的一位老同事……我不曉得。第二天，我遲到了十分鐘。在二樓樓口，被一位老者攔住。他對我說：「你先不要進會議室。」我迷惑地望著他。他又說，「大家已經知道了。」我問：「知道什麼了？」「知道你是一個『工農兵學員』。」他那深沉的目光，嚴肅地注視著我。我呆住了。他低聲說，「大家很氣憤，正議論你。你為什麼要扯謊呢？為什麼要欺騙大家呢？」他搖搖頭，聲音更低地說，「這多不好，這真不好！有的代表要求向大會簡報組彙報這件事啊！……」不但不好，而且很糟！在全國「高教」會上，在粉碎「四人幫」後，謊言和虛偽正開始從崇高的教育法典中被肅清，一位列席代表，一位「工農兵學員」，卻大言不慚地自稱是「文革」前電影學院導演系的畢業生，這的確是太令人生氣了。
我垂下了頭，臉紅得發燒。我羞慚地對那老者說：「您替我講幾句好話吧，千萬別使我的名字上簡報啊！」他說：「我已經這樣做了。」他的目光那麼平和。平和的目光，在某些時刻，也是最使人難以承受的目光。我覺得他那目光是穿透到我心裡了。
他說：「我們到樓外走走好嗎？」
我默默地點了一下頭。
我們在樓外走著，他向我講了許多應該怎樣看待自己是一個「工農兵學員」的道理。當他陪著我走回到會議室門前，我還是缺乏足夠的勇氣進入。
他說：「世上沒有一個人敢聲明自己從未說過謊。進去吧！」他挽著我的手臂，和我一齊進入了會議室。那一天我才知道，這位令我感激不盡的老者，原來是老教育家吳伯簫。吳老是我到北京後，第一個引起我發自內心的無比尊敬的人。「高教」會結束後，他給我留下了他家的地址，表示歡迎我到他家中去玩。那時他家住沙灘。我到他家去過兩次。第一次他贈我散文集《北極星》。第二次他贈我散文集《布衣集》，並贈一枚石印，上刻「布衣可欽」四字。他親自替我刻的。兩次去，都逢他正伏案寫作。一見我，他立刻放下筆，沏茶，找煙，面對面與我相坐，與我交談。他是那麼平易近人，簡直使我懷疑他是個絲毫沒有脾氣的人。他臉上的表情總是那麼安詳。與我說話時，眼睛注視著我。聽我說話時，微微向我俯著身子。他聽力不佳。我最難忘的是他那種目光，那麼坦誠，那麼親切，那麼真摯。注視著我時，我便覺心中的煩愁減少了許多許多。
那時他家的居住條件很不好。因附近正在施工，院落已不存在。他家僅有兩間廂房。每次接待我的那一間，有十三四平方米，中間以木條為骨，裱著大白紙，作為間壁。裡邊一半可能是他的卧室，外邊一半是他的寫作間。一張桌子，就佔去了外間的大部分面積。我們兩人落座，第三個人就幾乎無處安身了。房檐下，生著小煤爐，兩次去他家都見房檐下炊煙裊裊，地上貼著幾排新做的煤餅子。
我問他為什麼居住條件這樣差，他笑笑，說：「這不是蠻好嗎？有睡覺的地方，有寫作的地方，可以了。」告辭時，他都一直將我送到公共汽車站。
我向他傾訴了許多做人和處世的煩惱。他循循善誘地開導了我許多做人和處世的道理。
他這樣對我說過：多一分真誠，多一個朋友。少一分真誠，少一個朋友。沒有朋友的人，是真正的赤貧者。誰想尋找到完全沒有缺點的朋友，那麼就連他自己都不可能成為他的朋友。一個人有許多長處，卻不正直，這樣的人不能引為朋友。一個人有許多缺點，但是正直，這樣的人應該與之交往。正直與否，這是一個人品質中最重要的一點。你的朋友們是你的鏡子。你交往一些什麼樣的朋友，能衡量出你自己的品質來。我們常常是通過與朋友的品質的對比，認清了我們自己實際上是一個怎樣的人……
我們北影的一位同志，從前曾在吳老領導下工作過。他敬稱吳老為自己的「老師」——他已經四十五六歲了。
我常於晚上看見他在廠院內散步，卻從未說過話。
有次我們又相遇，他主動說：「吳老要我代問你好。」
我們便交談起來，主要話題是談的吳老。
他告訴我這樣一件事：當年他與六個年輕人在吳老直接領導之下工作，某天其中一人丟了二百元錢，向吳老彙報了。吳老囑他不要聲張，說一定能找到。過了幾天，六個年輕人都在場的情況下，吳老將二百元錢交給失主，說：「你的錢找到了。不知是哪位同志找到後放到我抽屜里了。」失主自然非常高興。當天，又有二百元錢出現在吳老抽屜里。原來他交給失主的那二百元錢，是他自己的。但對這件事，他再也沒追究過。六個年輕人先後離開他時，都戀戀不捨，有的甚至哭了……
「因為吳老當時很信任我，只對我一個人講過這件事。」我那位北影的同事說，「吳老認為，究竟誰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