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也晚，沒有能看到二十世紀的開始。但是，時至今日，再有七年，二十一世紀就來臨了。從我目前的身體和精神兩個方面來看，我能看到兩個世紀的交接，是絲毫也沒有問題的。在這個意義上來講，我也可以說是與二十世紀共始終了，因此我有資格寫「我與中國二十世紀」。
對時勢的推移來說，每一個人的心都是一面鏡子。我的心當然也不會例外。我自認為是一個頗為敏感的人，我這一面心鏡，雖不敢說是纖毫必顯，然確實並不遲鈍。我相信，我的鏡子照出了二十世紀長達九十年的真實情況，是完全可以依賴的。
我生在1911年辛亥革命那一年。我下生兩個月零四天以後，那一位「末代皇帝」，就從寶座上被請了下來。因此，我常常戲稱自己是「清朝遺少」。到了我能記事兒的時候，還有時候聽鄉民肅然起敬地談到北京的「朝廷」（農民口中的皇帝），彷彿他們仍然高踞寶座之上。我不理解什麼是「朝廷」，他似乎是人，又似乎是神，反正是極有權威、極有力量的一種動物。
這就是我的心鏡中照出的清代殘影。
我的家鄉山東清平縣（現歸臨清市）是山東有名的貧困地區。我們家是一個破落的農戶。祖父母早亡，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們。祖父之愛我是一點也沒有嘗到過的。他們留下了三個兒子，我父親行大（在大排行中行七）。兩個叔父，最小的一個無父無母，送了人，改姓刁。剩下的兩個，上無怙恃，孤苦伶仃，寄人籬下，其困難情景是難以言說的，恐怕哪一天也沒有吃飽過。餓得沒有辦法的時候，兄弟倆就到村南棗樹林子里去，撿掉在地上的爛棗，聊以果腹。這一段歷史我並不清楚，因為兄弟倆誰也沒有對我講過。大概是因為太可怕，太悲慘，他們不願意再揭過去的傷疤，也不願意讓後一代留下讓人驚心動魄的回憶。
但是，鄉下無論如何是待不下去了，待下去只能成為餓殍。不知道怎麼一來，兄弟倆商量好，到外面大城市裡去闖蕩一下，找一條活路。最近的大城市只有山東首府濟南。兄弟倆到了那裡，兩個毛頭小夥子，兩個鄉巴佬，到了人煙稠密的大城市裡，舉目無親。他們碰到多少困難，遇到多少波折。這一段歷史我也並不清楚，大概是出於同一個原因，他們誰也沒有對我講過。
後來，叔父在濟南立定了腳跟，至多也只能像是石頭縫裡的一棵小草，艱難困苦地掙扎著。於是兄弟倆商量，弟弟留在濟南掙錢，哥哥回家務農，希望有朝一日，混出點名堂來，即使不能衣錦還鄉，也得讓人另眼相看，為父母和自己爭一口氣。
但是，務農要有田地，這是一個最簡單的常識。可我們家所缺的正是田地這玩意兒。大概我祖父留下了幾畝地，父親就靠這個來維持生活。至於他怎樣侍弄這點地，又怎樣成的家，這一段歷史對我來說又是一個謎。
我就是在這時候來到人間的。
天無絕人之路。正在此時或稍微前一點，叔父在濟南失了業，流落在關東。用身上僅存的一元錢買了湖北水災獎券，結果中了頭獎，據說得到了幾千兩銀子。我們家一夜之間成了暴發戶。父親買了六十畝帶水井的地。為了耀武揚威起見，要蓋大房子。一時沒有磚，他便昭告全村：誰願意拆掉自己的房子，把磚賣給他，他肯出幾十倍高的價錢。俗話說：「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別人的房子拆掉，我們的房子蓋成。東、西、北房各五大間。大門朝南，極有氣派。兄弟倆這一口氣總算爭到了。
然而好景不長，我父親是鄉村中朱家郭解一流的人物，仗「義」施財，忘乎所以。有時候到外村去趕集，他一時興起，全席棚里喝酒吃飯的人，他都請了客。據說，沒過多久，六十畝上好的良田被賣掉，新蓋的房子也把東房和北房拆掉，賣了磚瓦。這些磚瓦買進時似黃金，賣出時似糞土。
一場春夢終成空。我們家又成了破落戶。
在我能記事兒的時候，我們家已經窮到了相當可觀的程度。一年大概只能吃一兩次「白的」（指白面），吃得最多的是紅高粱餅子，棒子麵餅子也成為珍品。我在春天和夏天，割了青草，或劈了高粱葉，背到二大爺家裡，喂他的老黃牛，賴在那裡不走，等著吃上一頓棒子麵餅子，打一打牙祭。夏天和秋天，對門的寧大嬸和寧大姑總帶我到外村的田地里去拾麥子和豆子，把拾到的可憐兮兮的一把麥子或豆子交給母親。不知道積攢多少次，才能勉強打出點麥粒，磨成面，吃上一頓「白的」。我當然覺得如吃龍肝鳳髓。但是，我從來不記得母親吃過一口。她只是坐在那裡，瞅著我吃，眼裡好像有點潮濕。我當時哪裡能理解母親的心情呀！但是，我也隱隱約約地立下一個決心：有朝一日，將來長大了，也讓母親吃點「白的」。可是，「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還沒有等到我有能力讓母親吃「白的」，母親竟舍我而去，留下了一個我終生難補的心靈傷痕，抱恨終天！
我們家，我父親一輩，大排行兄弟十一個。有六個因為家貧，下了關東。從此音訊杳然。留下的只有五個，一個送了人，我上面已經說過。這五個人中，只有大大爺有一個兒子，不幸早亡，我從來沒有見過他。我生下以後，就成了唯一的一個男孩子。在封建社會裡，這意味著什麼，大家自然能理解。在濟南的叔父只有一個女兒。於是兄弟倆一商量，要把我送到濟南。當時母親什麼心情，我太年幼，完全不能理解。很多年以後，我才聽人告訴我說，母親曾說過：「要知道一去不回頭的話，我拼了命也不放那孩子走！」這一句不是我親耳聽到的話，卻終生回蕩在我耳邊。「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我終於離開了家，當年我六歲。
一個人的一生難免稀奇古怪的。個人走的路有時候並不由自己來決定。假如我當年留在家裡，走的路是一條貧農的路。生活可能很苦，但風險絕不會大。我今天的路怎樣呢？我廣開了眼界，認識了世界，認識了人生，獲得了虛名。我曾走過陽關大道，也曾走過獨木小橋；坎坎坷坷，又頗順順噹噹，一直走到了耄耋之年。如果當年讓我自己選擇道路的話，我究竟要選哪一條呢？概難言矣！
離開故鄉時，我的心鏡中留下的是一幅一個貧困至極的、一時走了運立刻又垮下來的農村家庭的殘影。
到了濟南以後，我眼前換了一個世界。不用說別的，單說見到濟南的山，就讓我又驚又喜。我原來以為山只不過是一個個巨大無比的石頭柱子。
叔父當然非常關心我的教育，我是季家唯一的傳宗接代的人。我上過大概一年的私塾，就進了新式的小學校，濟南一師附小。一切都比較順利。五四運動波及了山東。一師校長是新派人物，首先採用了白話文教科書。國文教科書中有一篇寓言，名叫《阿拉伯的駱駝》，故事講的是得寸進尺，是國際上流行的。無巧不成書，這一篇課文偏偏讓叔父看到了，他勃然變色，大聲喊道：「駱駝怎麼能說話呀！這簡直是胡鬧！趕快轉學！」於是我就轉到了新育小學。當時轉學好像是非常容易，似乎沒有走什麼後門就轉了過來。只舉行一次口試，教員寫了一個「騾」字，我認識，我的比我大一歲的親戚不認識。我直接插入高一，而他則派進初三。一字之差，我硬是沾了一年的光。這就叫做人生！最初課本還是文言，後來則也隨時代潮流改了白話，不但駱駝能說話，連烏龜蛤蟆都說起話來，叔父卻置之不管了。
叔父是一個非常有天才的人。他並沒有受過什麼正規教育，在顛沛流離中，完全靠自學，獲得了知識和本領。他能作詩，能填詞，能寫字，能刻圖章。中國古書也讀了不少。按照他的出身，他無論如何也不應該對宋明理學發生興趣，然而他竟然發生了興趣，而且還極為濃烈，非同一般。這件事我至今大惑不解。我每看到他正襟危坐，威儀儼然，在讀《皇清經解》一類十分枯燥的書時，我都覺得滑稽可笑。
這當然影響了對我的教育。我這一根季家的獨苗他大概想要我詩書傳家。《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等等，他都認為是「閑書」，絕對禁止看。大概出於一種逆反心理，我愛看的偏是這些書。中國舊小說，包括《金瓶梅》、《西廂記》等等幾十種，我都偷著看了個遍。放學後不回家，躲在磚瓦堆里看，在被窩裡用手電筒照著看。這樣大概過了有幾年的時間。
叔父的教育則是另外一回事。在正誼時，他出錢讓我在下課後跟一個國文老師念古文，連《左傳》等都念。回家後，吃過晚飯，立刻又到尚實英文學社去學英文，一直到深夜。這樣天天連軸轉，也有幾年的時間。
叔父相信「中學為體」，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是否也相信「西學為用」呢？這一點我說不清楚。反正當時社會上都認為，學點洋玩意兒是能夠升官發財的。這是一種實用主義的「崇洋」，「媚外」則不見得。叔父心目中「夷夏之辨」是很顯然的。
大概是1926年，我在正誼中學畢了業，考入設在北園白鶴庄的山東大學附設高中文科去念書。這裡的教員可謂極一時之選。國文教員王玉先生，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