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少無大志，從來沒有想到做什麼學者。中國古代許多英雄，根據正史的記載，都頗有一些豪言壯語，什麼「大丈夫當如是也！」什麼「彼可取而代也！」又是什麼「燕雀焉知鴻鵠之志哉？」真正擲地作金石聲，令我十分敬佩，可我自己不是那種人。
在我讀中學的時候，像我這種從剛能吃飽飯的家庭出身的人，唯一的目的和希望就是——用當時流行的口頭語來說——能搶到一隻「飯碗」。當時社會上只有三個地方能生產「鐵飯碗」：一個是郵政局，一個是鐵路局，一個是鹽務稽核所。這三處地方都掌握在不同國家的帝國主義分子手中。在那半殖民地社會裡，「老外」是上帝。不管社會多麼動蕩不安，不管「城頭」多麼「變幻大王旗」，「老外」是誰也不敢碰的。他們生產的「飯碗」是「鐵」的，砸不破，摔不碎。只要一碗在手，好好乾活，不違「洋」命，則終生會有飯吃，無憂無慮，成為羲皇上人。
我的家庭也希望我在高中畢業後能搶到這樣一隻「鐵飯碗」。我不敢有違嚴命，高中畢業後曾報考郵政局。若考取後，可以當一名郵務生。如果勤勤懇懇，不出婁子，幹上十年二十年，也可能熬到一個郵務佐，算是郵局裡的一個芝麻綠豆大的小官了；就這樣混上一輩子，平平安安，無風無浪。幸乎？不幸乎？我沒有考上。大概面試的「老外」看我不像那樣一塊料，於是我名落孫山了。在這樣的情況下，我才報考了大學。北大和清華都錄取了我。我同當時眾多的青年一樣，也想出國去學習，目的只在「鍍金」，並不是想當什麼學者。「鍍金」之後，容易搶到一隻飯碗，如此而已。在出國方面，我以為清華條件優於北大，所以舍後者而取前者。後來證明，我這一寶算是押中了。這是後事，暫且不提。
清華是當時兩大名牌大學之一，前身叫留美預備學堂，是專門培養青年到美國去學習的。留美若干年鍍過了金以後，回國後多為大學教授，有的還做了大官。在這些人裡面究竟出了多少真正的學者，沒有人做過統計，我不敢瞎說。同時並存的清華國學研究院，是一所很奇特的機構，彷彿是西裝革履中一襲長袍馬褂，非常不協調。然而在這個不起眼的機構里卻有名聞宇內的四大導師：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另外有一名年輕的講師李濟，後來也成了大師，擔任了台灣中央研究院的院長。這個國學研究院，與其說它是一所現代化的學堂，毋寧說它是一所舊日的書院。一切現代化學校必不可少的繁瑣的規章制度，在這裡似乎都沒有。師生直接聯繫，師了解生，生了解師，真正做到了循循善誘，因材施教。雖然只辦了幾年，梁、王兩位大師一去世，立即解體，然而所創造的業績卻是非同小可。我不確切知道究竟畢業了多少人，估計只有幾十個人，但幾乎全都成了教授，其中有若干位還成了學術界的著名人物。聽史學界的朋友說，中國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後形成了一個學術派別，名叫「吾師派」，大概是由某些人寫文章常說的「吾師梁任公」、「吾師王靜安」、「吾師陳寅恪」等衍變而來的。從這一件小事也可以看到清華國學研究院在學術界影響之大。
吾生也晚，沒有能親逢國學研究院的全盛時期。我於1930年入清華時，留美預備學堂和國學研究院都已不再存在，清華改成了國立清華大學。清華有一個特點：新生投考時用不著填上報考的系名，錄取後，再由學生自己決定入哪一個系；讀上一陣，覺得不恰當，還可以轉系。轉系在其他一些大學中極為困難——比如說現在的北京大學，但在當時的清華，卻真易如反掌。可是根據我的經驗：世上萬事萬物都具有雙重性。沒有入系的選擇自由，很不舒服；現在有了入系的選擇自由，反而更不舒服。為了這個問題，我還真傷了點腦筋。系科盈目，左右掂量，好像都有點吸引力，究竟選擇哪一個系呢？我一時好像變成了莎翁劇中的Hamlet碰到了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我是從文科高中畢業的，按理說，文科的系對自己更適宜。然而我卻忽然一度異想天開，想入數學系，真是「可笑不自量」。經過長時間的考慮，我決定入西洋文學系（後改名外國語文系）。這一件事也證明我「少無大志」，我並沒有明確的志向，想當哪一門學科的專家。
當時的清華大學的西洋文學系，在全國各大學中是響噹噹的名牌。原因據說是由於外國教授多，講課當然都用英文，連中國教授講課有時也用英文。用英文講課，這可真不得了呀！只是這一條就能夠振聾發聵，於是就名滿天下了。我當時未始不在被振發之列，又同我那虛無縹緲的出國夢聯繫起來，我就當機立斷，選了西洋文學系。
從1930年到現在，六十七個年頭已經過去了。所有的當年的老師都已經去世了。最後去世的一位是後來轉到北大來的美國的溫德先生，去世時已經活過了一百歲。我現在想根據我在清華學習四年的印象，對西洋文學系做一點評價，談一談我個人的一點看法。我想先從古希臘找一張護身符貼到自己身上：「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有了這一張護身符，我就可以心安理得，能夠暢所欲言了。
我想簡略地實事求是地對西洋文學系的教授陣容作一點分析。我說「實事求是」，至少我認為是實事求是，難免有不同的意見，這就是平常所謂的「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我先從系主任王文顯教授談起。他的英文極好，能用英文寫劇本，沒怎麼聽他說過中國話。他是莎士比亞研究的專家，有一本用英文寫成的有關莎翁研究的講義，似乎從來沒有出版過。他隔年開一次莎士比亞的課，在堂上念講義，一句閑話也沒有。下課鈴一搖，合上講義走人。多少年來，都是如此。講義是否隨時修改，不得而知。據老學生說，講義基本上不做改動。他究竟有多大學問，我不敢瞎說。他留給學生最深的印象是他充當冰球裁判時那種腳踏溜冰鞋似乎極不熟練的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神態。
現在我來介紹溫德教授。他是美國人，怎樣到清華來的，我不清楚。他教歐洲文藝復興文學和第三年法語。他終身未娶，死在中國。據說他讀的書很多，但沒見他寫過任何學術文章。學生中流傳著有關他的許多軼聞趣事。他說，在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中，他最喜愛的是伊斯蘭教，因為伊斯蘭教的「天堂」很符合他的口味。學生中流傳的軼聞之一就是：他身上穿著五百塊大洋買來的大衣（當時東交民巷外國裁縫店的玻璃櫥窗中擺出一塊呢料，大書「僅此一塊」。被某一位冤大頭買走後，第二天又擺出同樣一塊，仍然大書「僅此一塊」。價錢比平常同樣的呢料要貴上五至十倍），腋下夾著十塊錢一冊的《萬人叢書》（Everyman''s Library）（某一國的老外名叫Vetch，在北京飯店租了一間鋪面，專售西書。他把原有的標價剪掉，然後抬高四五倍的價錢賣掉），眼睛上戴著用八十塊大洋配好但把鏡片裝反了的眼鏡，徜徉在水木清華的林蔭大道上，昂首闊步，醉眼矇矓。
現在介紹翟孟生教授。他也是美國人，教西洋文學史。聽說他原是清華留美預備學堂的理化教員。後來學堂撤銷，改為大學，他就留在西洋文學系。他大概是頗為勤奮，確有著作，而且是厚厚的大大的巨冊，在商務印書館出版，書名叫A Survey of European Literature。讀了可以對歐洲文學得到一個完整的概念。但是，書中錯誤頗多，特別是在敘述某一部名作的故事內容中，時有張冠李戴之處。學生們推測，翟老師在寫作此書時，手頭有一部現成的歐洲文學史，又有一本Story Book，講一段文學發展的歷史事實；遇到名著，則查一查Story Book，沒有時間和可能盡讀原作，因此名著內容印象不深，稍一疏忽，便出訛誤。不是行家出身，這種情況實在是難以避免的。我們不應苛責翟孟生老師。
現在介紹吳可讀教授。他是英國人，講授中世紀文學。他既無著作，也不寫講義。上課時他順口講，我們順手記。究竟學到了些什麼東西，我早已忘到九霄雲外去了。他還講授當代長篇小說一課。他共選了五部書，其中包括當時才出版不太久但已赫赫有名的《尤利西斯》和《追憶逝水年華》。此外還有托馬斯·哈代的《還鄉》，吳爾芙和勞倫斯各一部。第一二部誰也不敢說完全看懂。我只覺迷離模糊，不知所云。根據現在的研究水平來看，我們的吳老師恐怕也未必能夠全部透徹地了解。
現在介紹畢蓮教授。她是美國人。我也不清楚她是怎樣到清華來的。聽說她在美國教過中小學。她在清華講授中世紀英語，也是一無著作，二無講義。她的拿手好戲是能背誦英國大詩人Chaucer的terbury Tales開頭的幾段。聽老同學說，每逢新生上她的課，她就背誦那幾段，背得滾瓜爛熟，先給學生一個下馬威。以後呢？以後就再也沒有什麼新花樣了。年輕的學生們喜歡品頭論足，說些開玩笑的話。我們說：程咬金還能舞上三板斧，我們的畢老師卻只能砍上一板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