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是出於一種偶合，北大幾乎與二十世紀同壽。在過去一百年中，時間斗換星移，世事滄海桑田，在中國產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而北大在人事和制度方面也隨順時勢，不得不變。然而，我認為，其中卻有不變者在，即北大對中國文化所必須擔負的責任。
古人常說，某某人「一身系天下安危」。陳寅恪先生《挽王靜安先生》詩中有一句話：「文化神州表一身。」而我卻想說：北大一校系中國文化的安危與斷續。
我所謂「文化」是最廣義的文化，精神和物質兩個方面都包括在裡面。但是狹義的文化，據一般人的理解，則往往只限於與中文、歷史、哲學三個系所涵蓋的範圍有關的東西。而在北大過去一百年的歷史上，這三個系，儘管名稱有過改變，卻始終是北大的重點。從第一任校長嚴復開始，中經蔡元培、胡適、傅斯年（代校長）、湯用彤（校委會主席）等等，都與這三個系有關。至於在過去一百年中，這三個系的教授，得大名有大影響的人物，燦如列星，不可勝數，五四運動時期是一個高潮。這個運動在中國文化學術界、思想界，甚至政界所起的影響，深遠廣被，是無論怎樣評價也不為高的。如果沒有五四運動，我們真不能想像，今天中國的文化和教育會是一個什麼樣子。
前幾年，我們中國學術界提出了一個口號：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這口號提得正確，提得及時，立即得到了全國的響應。所謂「弘揚」，我覺得，有兩方面的意義：一個是在國內弘揚，一個是向國外弘揚。二者不能偏廢。在國內弘揚，其意義之重要盡人皆知。我們常講「有中國特色的」，這「特色」無法表現在科技上。即使我們的科技佔世界首位，同其他國家相比，也只能是量的差別，無所謂「特色」。「特色」只能表現在文化上。這個淺近的道理，一想就能明白。在文化方面，我們中華民族除了上面所說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外，幾乎是處處有特色。我們的語言，我們的書法，我們的繪畫，我們的音樂，我們的飲食，我們的社會風習，我們的文學創作，等等，等等，哪個地方沒有特色呢？這個道理也是極淺的，一看就能明白。這些都屬於廣義的文化，對內我們要弘揚的。
除了對國內弘揚，我們還有對國外弘揚的責任和義務。我在上面已經談到，在文化的給予方面，我們中華民族從來是不吝惜的。現在國外那一些懵懵懂懂的「天之驕子」們，還在自我欣賞。我們過去曾實行魯迅所說的「拿來主義」，拿來了許多外國的好東西，今後我們還將要繼續去拿。但是，為了世界人類的幸福和前途，不管這些「天之驕子」們願意不願意來拿我們中國的好東西，我們都要想方設法實行「送去主義」，我們要「送貨上門」。我相信，有朝一日他們會覺悟過來而由衷地感謝我們的。
北大上承幾千年來太學與國子監的衣缽，師生向「以天下為己任」，在文化和政治方面一向敢於衝鋒陷陣。這一點恐怕是大家不得不承認的。今天，在對內弘揚和對外弘揚方面，責任落在所有大學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教育機構以及教員和學生的肩上，北大以其過去的傳統，更應當是當仁不讓，首當其衝，勇往直前，義無反顧。
專就北大本身來講，中文、歷史、哲學三系更是任重道遠，責無旁貸。我希望而且也相信，這三個系的師生能意識到自己肩頭上的重擔。陳寅恪先生的詩曰「吾儕所學關天意」，可以移來相贈。我希望國家教委和北大黨政領導在待遇方面多向這三個系傾斜一些，平均主義不是辦學的最好方針。我的意思並不是說，在北大只有這三個系有責任，其他各系都可以袖手旁觀。否，否，我絕無此意。弘揚、傳承文化是大家共有的責任。而且學科與學科間的界限越來越變得不涇渭分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現象越來越明顯。其他文科各系，甚至理科各系，都是有責任的。其他各大學以及科學研究機構，也都是有責任的。唯願我們能眾志成城，共襄盛舉，振文化之天聲，播福祉於寰宇，跂予望之矣。
1997年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