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創建於1898年，到明年整整一百年了，稱之為「與世紀同齡」，是當之無愧的。我生於1911年，小北大十三歲，到明年也達到八十七歲高齡，稱我為「世紀老人」，雖不中亦不遠矣。說到我和北大的關係，在我活在世界上的八十七年中，竟有五十一年是在北大度過的，稱我為「老北大」是再恰當不過的。
在北大五十餘年中，我走過的並不是一條陽關大道。有光風霽月，也有陰霾漫天；有「山重水複疑無路」，也有「柳暗花明又一村」，而後者遠遠超過前者。在這裡，我同普天下的老百姓，特別是其中的知識分子，是同呼吸、共命運的，不管怎樣，不知道有什麼無形的力量，把我同北大緊緊縛在一起，不管我在北大經歷過多少艱難困苦，甚至一度曾走到死亡的邊緣上，我仍然認為我這一生是幸福的。一個人只有一次生命，我不相信什麼輪迴轉生。在我這僅有的可貴的一生中，從「春風得意馬蹄疾」的少不更事的青年，一直到「高堂明鏡悲白髮」的耄耋之年，我從未離開過北大。追憶我的一生，怡悅之感，油然而生，「雖九死其猶未悔」。
有人會問：「你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感覺呢？」這個問題是我必須答覆的。
記得前幾年，北大曾召開過幾次座談會，探討的問題是：北大的傳統究竟是什麼？我個人始終認為，北大的優良傳統是根深蒂固的愛國主義。有人主張，北大的優良傳統是革命。其實真正的革命還不是為了愛國？不愛國，革命幹嗎呢？歷史上那種「你方唱罷我登場」的「以暴易暴」的改朝換代，應該排除在「革命」之外。
在古代，幾乎在所有的國家中，傳承文化的責任都落在知識分子的肩上。不管工農的貢獻多麼大，但是傳承文化卻不是他們所能為。如果不這樣認為，那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傳承文化的人的身份和稱呼，因國而異。在歐洲中世紀，傳承者多半是身著黑色長袍的神父，傳承的地方是在教堂中。後來大學興起，才接過了一些傳承的責任。在印度古代，文化傳承者是婆羅門，他們高居四姓之首。東方一些佛教國家，古代文化的傳承者是穿披黃色袈裟的佛教僧侶，傳承地點是在寺廟裡。中國古代文化的傳承者是「士」。士、農、工、商是社會上主要階層，而士則同印度的婆羅門一樣高居首位。傳承的地方是太學、國子監和官辦以及私人創辦的書院。婆羅門和士的地位，都是他們自定的，這是不是有點過於狂妄自大呢？可能有的，但是，我認為，並不全是這樣，而是由客觀形勢所決定的，不這樣也是不行的。
婆羅門、神父、士等等都是知識分子，他們的本錢就是知識，而文化與知識又是分不開的。在世界各國文化傳承者中，中國的士有其鮮明的特點。早在先秦，《論語》中就說過：「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士們儼然以天下為己任，天下安危繫於一身。在幾千年的歷史上，中國知識分子的這個傳統一直沒變，後來發展成「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後來又繼續發展，一直到了現代，始終未變。
不管歷代註疏家怎樣解釋「弘毅」，怎樣解釋「任重道遠」，我個人認為，中國知識分子所傳承的文化中，其精髓有兩個鮮明的特點，一個是我在上面詳細論證的愛國主義；一個就是講骨氣，講氣節，換句話說也就是在帝王將相的非正義的行為面前不低頭，另一方面，在外敵的斧鉞前面不低頭，「威武不能屈」。蘇武和文天祥等等一大批優秀人物就是例證。這樣一來，這兩個特點實又有非常密切的聯繫了，其關鍵還是愛國主義。
如果我們改一個計算辦法的話，那麼，北大的歷史就不是一百年，而是幾千年。因為，北大最初的名稱是京師大學堂，而京師大學堂的前身則是國子監。國子監是舊時代中國的最高學府，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其前身又是太學，則歷史更長了。從最古的太學起，中經國子監，一直到近代的大學，學生都有以天下為己任的抱負，這也是存在決定意識這個規律造成的，與其他國家的大學不太一樣。在中國這樣的大學中，首當其衝的是北京大學。在近代史上，歷次反抗邪惡勢力的運動，幾乎都是從北大開始。這是歷史事實，誰也否認不掉的。五四運動是其中最著名的一次。雖然名義上是提倡科學與民主，但骨子裡仍然是一場愛國運動。提倡科學與民主只能是手段，其目的仍然是振興中華，這不是愛國運動又是什麼呢？
我在北大這樣一所肩負著傳承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的、背後有悠久的愛國主義傳統的學府，真正是如魚得水，認為這才真正是我安身立命之地。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寫過：我身上的優點不多，惟愛國不敢後人。即使我將來變成了灰，我的每一個灰粒也都會是愛國的。這是我的肺腑之言。以我這樣一個懷有深沉的愛國思想的人，竟能在有悠久愛國主義傳統的北大幾乎度過了我的一生，我除了有幸福之感外，還有什麼呢？還能何所求呢？
1997年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