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起自己的童年來，眼前沒有紅，沒有綠，是一片灰黃。
七十多年前的中國，剛剛推翻了清代的統治，神州大地，一片混亂，一片黑暗。我最早的關於政治的回憶，就是朝廷二字。當時的鄉下人管當皇帝叫坐朝廷，於是朝廷二字就成了皇帝的別名。我總以為朝廷這種東西似乎不是人，而是有極大權力的玩意兒。鄉下人一提到它，好像都肅然起敬。我當然更是如此。總之，當時皇威猶在，舊習未除，是大清帝國的繼續，毫無萬象更新之象。
我就是在這新舊交替的時刻，於1911年8月6日，生於山東省清平縣（現改臨清市）的一個小村莊官莊。當時全中國的經濟形勢是南方富而山東（也包括北方其他省份）窮。專就山東論，是東部富而西部窮。我們縣在山東西部又是最窮的縣，我們村在窮縣中是最窮的村，而我們家在全村中又是最窮的家。
我們家據說並不是一向如此。在我誕生前似乎也曾有過比較好的日子。可是我降生時祖父、祖母都已去世。我父親的親兄弟共有三人，最小的一個（大排行是第十一，我們把他叫一叔）送給了別人，改了姓。我父親同另外的一個弟弟（九叔）孤苦伶仃，相依為命。房無一間，地無一壟，兩個無父無母的孤兒，活下去是什麼滋味，活著是多麼困難，概可想見。他們的堂伯父是一個舉人，是方圓幾十里最有學問的人物，做官做到一個什麼縣的教諭，也算是最大的官。他曾養育過我父親和叔父，據說待他們很不錯。可是家庭大，人多是非多。他們倆有幾次餓得到棗林里去揀落到地上的干棗充饑。最後還是被迫棄家（其實已經沒了家）出走，兄弟倆逃到濟南去謀生。「文革」中我自己跳出來反對那一位臭名昭著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作者，惹得她大發雌威，兩次派人到我老家官莊去調查，一心一意要把我打成地主。老家的人告訴那幾個革命小將，說如果開訴苦大會，季羨林是官莊的第一名訴苦者，他連貧農都不夠。
我父親和叔父到了濟南以後，人地生疏，拉過洋車，扛過大件，當過警察，賣過苦力。叔父最終站住了腳。於是兄弟倆一商量，讓我父親回老家，叔父一個人留在濟南掙錢，寄錢回家，供我的父親過日子。
我出生以後，家境仍然是異常艱苦。一年吃白面的次數有限，平常只能吃紅高粱麵餅了；沒有錢買鹽，把鹽鹼地上的土掃起來，在鍋里煮水，腌鹹菜；什麼香油，根本見不到。一年到底，就吃這種鹹菜。舉人的太太，我管她叫奶奶，她很喜歡我。我三四歲的時候，每天一睜眼，抬腿就往村裡跑（我們家？在村外），跑到奶奶跟前，只見她把手一卷，卷到肥大的袖子裡面，手再伸出來的時候，就會有半個白面饅頭拿在手中，遞給我。我吃起來，彷彿是龍膽鳳髓一般，我不知道天下還有比白面饅頭更好吃的東西。這白面饅頭是她的兩個兒子（每家有幾十畝地）特別孝敬她的。她喜歡我這個孫子，每天總省下半個，留給我吃。在長達幾年的時間內，這是我每天最高的享受，最大的愉快。
大概到了四五歲的時候，對門住的寧大嬸和寧大姑，每到夏秋收割莊稼的時候，總帶我走出去老遠到別人割過的地里去拾麥子或者豆子、穀子。一天辛勤之餘，可以揀到一小籃麥穗或者谷穗。晚上回家，把籃子遞給母親，看樣子她是非常喜歡的。有一年夏天，大概我拾的麥子比較多，她把麥粒磨成麵粉，貼了一鍋死麵餅子。我大概是吃出味道來了，吃完了飯以後，我又偷了一塊吃，讓母親看到了，趕著我要打。我當時是赤條條渾身一絲不掛，我逃到房後，往水坑裡一跳。母親沒有法子下來捉我，我就站在水中把剩下的白麵餅子盡情地享受了。
現在寫這些事情還有什麼意義呢？這些芝麻綠豆般的小事是不折不扣的身邊瑣事，使我終生受用不盡。它有時候能激勵我前進，有時候能鼓舞我振作。我一直到今天對日常生活要求不高，對吃喝從不計較，難道同我小時候的這一些經歷沒有關係嗎？我看到一些獨生子女的父母那樣溺愛子女，也頗不以為然。兒童是祖國的花朵，花朵當然要愛護；但愛護要得法，否則無異於坑害子女。
不記得是從什麼時候起我開始學著認字，大概也總在四歲到六歲之間。我的老師是馬景功先生。現在我無論如何也記不起有什麼類似私塾之類的場所，也記不起有什麼《百家姓》、《干字文》之類的書籍。我那一個家徒四壁的家就沒有一本書，連帶字的什麼紙條子也沒有見過。反正我總是認了幾個字，否則哪裡來的老師呢？馬景功先生的存在是不能懷疑的。
雖然沒有私塾，但是小夥伴是有的。我記得最清楚的有兩個：一個叫楊狗，我前幾年回家，才知道他的大名，他現在還活著，一字不識；另一個叫啞巴小（意思是啞巴的兒子），我到現在也沒有弄清楚他姓甚名誰。我們三個天天在一起玩，洑水，打棗，捉知了，摸蝦，不見不散，一天也不間斷。後來聽說啞巴小當了山大王，練就了一身躥房越脊的驚人本領，能用手指抓住大廟的椽子，渾身懸空，圍繞大殿走一周。有一次被捉住，是十冬臘月，赤身露體，澆上涼水，被捆起來，倒掛一夜，仍然能活著。據說他從來不到官莊來作案，兔子不吃窩邊草，這是綠林英雄的義氣。後來終於被捉殺掉。我每次想到這樣一個光著屁股遊玩的小夥伴竟成為這樣一個英雄，就頗有驕傲之意。
在故鄉只呆了六年，我能回憶起來的事情還多得很，但是我不想再寫下去了。已經到了同我那一個一片灰黃的故鄉告別的時候了。
我六歲那一年，是在春節前夕，公曆可能已經是1917年，我離開父母，離開故鄉，是叔父把我接到濟南去的。叔父此時大概日子已經可以了，他兄弟倆只有我一個男孩子，想把我培養成人，將來能光大門楣，只有到濟南去一條路。這可以說是我一生中最關鍵的一個轉折點，否則我今天仍然會在故鄉種地（如果我能活著的話），這當然算是一件好事。但是好事也會有成為壞事的時候。文化大革命中間，我曾有幾次想到：如果我叔父不把我從故鄉接到濟南的話，我總能過一個渾渾噩噩但卻舒舒服服的日子，哪能被革命家打倒在地，身上踏上一千隻腳還要永世不得翻身呢？嗚呼，世事多變，人生易老，真叫做沒有法子！
到了濟南以後，過了一段難過的日子。一個六七歲的孩子離開母親，他心裡會是什麼滋味，非有親身經歷者，實難體會。我曾有幾次從夢裡哭著醒來。儘管此時不但能吃上白面饅頭，而且還能吃上肉，但是我寧願再啃紅高粱餅子就苦鹹菜。這種願望當然只是一個幻想。我毫無辦法，久而久之，也就習以為常了。
叔父望子成龍，對我的教育十分關心。先安排我在一個私塾里學習。老師是一個白鬍子老頭，面色嚴峻，令人見而生畏。每天入學，先向孔子牌位行禮，然後才是趙錢孫李。大約就在同時，叔父又把我送到一師附小去念書。這個地方在舊城牆裡面，街名叫陞官街，看上去很堂皇，實際上官者棺也，整條街都是做棺材的。此時五四運動大概已經起來了。校長是一師校長兼任，他是山東得風氣之先的人物，在一個小學生眼裡，他是一個大人物，輕易見不到面。想不到在十幾年以後，我大學畢業到濟南高中去教書的時候，我們倆竟成了同事，他是歷史教員。我執弟子禮甚恭，他則再三遜謝。我當時覺得，人生真是變幻莫測啊！因為校長是維新人物，我們的國文教材就改用了白話。教科書裡面有一段課文，叫做《阿拉伯的駱駝》。故事是大家熟知的。但當時對我卻是陌生而又新鮮，我讀起來感到非常有趣味，簡直是愛不釋手。然而這篇文章卻惹了禍。有一天，叔父翻看我的課本，我只看到他驀地勃然變色。駱駝怎麼能說人話呢？他憤憤然了。這個學校不能念下去了，要轉學！
於是我轉了學。轉學手續比現在要簡單得多，只經過一次口試就行了。而且口試也非常簡單，只出了幾個字叫我們認。我記得字中間有一個騾字。我認出來了，於是定為高一。一個比我大兩歲的親戚沒有認出來，於是定為初三。為了一個字，我佔了一年的便宜，這也算是軼事吧。
這個學校靠近南圩子牆，校園很空闊，樹木很多。花草茂密，景色算是秀麗的。在用木架子支撐起來的一座柴門上面，懸著一塊木匾，上面刻著四個大字：循規蹈矩。我當時並不懂這四個字的涵義，只覺得筆畫多得好玩而已。我就天天從這個木匾下出出進進，上學，遊戲。當時立匾者的用心到了後來我才了解，無非是想讓小學生規規矩矩做好孩子而已。但是用了四個古怪的字，小孩子誰也不懂，結果形同虛設，多此一舉。
我循規蹈矩了沒有呢？大概是沒有。我們有一個珠算教員，眼睛長得凸了出來，我們給他起了一個綽號，叫做Shdoqianr（濟南話，意思是知了）。他對待學生特別蠻橫。打算盤，錯一個數，打一板子。打算盤錯上十個八個數，甚至上百數，是很難避免的。我們都挨了不少的板子。不知是誰一嘀咕：我們架（小學生的行話，意思是趕走）他！立刻得到大家的同意。我們這一群十歲左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