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輯 故鄉和親人 憶念荷姐

如果統領宇宙的造物主願意展示他那宏大無比的法力的話,願他讓我那在濟南的荷姐仍然活著,她只比我大兩歲。

最近一個時期以來,經常想到荷姐。一轉眼,她的面影就在我眼前晃動,莞爾而笑。在儀態上,她雖然比不了自己的胞姐小姐姐的花容月貌,但是光艷動人,她還是當之無愧的。

話頭一開,就要回到七八十年前去。當時我們家同荷姐家同住一個大院,她住後院,我們住前院。我當時是一個十七八歲的毛頭小夥子,語不驚人,貌不逮眾,寄人籬下,宛如一隻小癩蛤蟆,沒有幾個人願意同我交談的。只有兩個人算是例外。一個是小姐姐,一個就是荷姐。這一件事我永遠不會忘記。

到了1929年,我十八歲了。叔父母為了傳宗接代,忙活著給我找個媳婦。談到媳婦,我有我的選擇。我的第一選擇對象就是荷姐。她是一個難得的好媳婦:漂亮、聰明、伶俐、溫柔。但是,西湖月老祠對聯的原一聯是:是前生註定事莫錯過姻緣。我同荷姐的事情大概是前生沒有註定,終於錯過了姻緣。

1935年,我以交換研究生的名義赴德國留學。時間原定只有兩年。但是,1937年,日寇發動了全面對華侵略戰爭,我無法回國。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我有國難歸,一住就是十年。幸蒙哈隆教授(Gustav Haloun)垂青,任命我為漢學講師,避免成為餓殍。我是一個閑不住的人。我借這個機會,學習了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於1941年獲得哲學博士學位。主系是印度學,兩個副系,一個是斯拉夫語言學,一個是英國語言學。博士拿到手,我仍然毫不懈怠,開電燈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結果寫成了幾篇論文,頗有一些新見解、新發現。論文都是用德文寫成的。其中一篇講語尾變為u或o的問題。是一篇頗有意義的文章。Sieg教授一看,大為欣賞,立即送哥廷根科學院院刊發表。一個外國青年學者在科學院院刊上發表文章,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

1945年秋天,我離開了德國到瑞士去。在那裡參加了慶祝國慶的盛會。對中國(那時是國民黨)外交官有了初步的感性認識。

1946年,我離開瑞士,乘運載法國兵的英國巨輪,到了越南西貢。在那裡住了幾個月。又乘輪出發,經香港到了上海。出國十年,現在一旦回到祖國母親的懷抱里,心中激動萬分,很想跪下親吻土地。但是,一想到國內官僚正在乘日寇高官撤走,國內大漢奸紛紛被鎮壓之際大耍五子登科的把戲,我立即氣餒,心虛,不想採取什麼行動了。

這一年的夏天,我一半住在上海,一半住在南京。在上海,晚上就睡在克家的榻榻米上。在南京,晚上就睡在長之在國內編譯館的辦公桌上。實際上是過著流浪的生活。心情極不穩定,切盼自己有朝一日能有自己的一間小房。

這年秋天,我從上海乘輪船到達秦皇島。下船登車,直抵北京。當時烽火遍地。這一段鐵路由美國兵把守,能得暢通。我離故都已經十年。這一次老友重逢,絲毫沒有歡心鼓舞的感覺。正相反,節令正值深秋,秋水吹昆明(湖),落葉滿長安(街),一片荒寒肅殺之氣。古文「悲哉,秋之為氣也」,恰能表達我的心情於萬一。

我被安排到五四時期名建築紅樓上去住。紅樓早已過了自己輝煌的童年、青年和壯年,現在已經是一位耄耋老翁了。它當然是一個無生命的東西。然而,在我的心目中,它卻是活的東西。靜心觀萬物,冷眼看世界,積累了大量的智慧和見識,我住在裡面,彷彿都能享受一份。甚可樂也。可是,還有另外一方面的情況。此時,四層大樓一百多間房子,只住著包括我在內的四五個人。走廊上路燈昏黃,電燈只開了幾盞。樓下地下室在日寇佔領期間是日本憲兵隊刑訊中國革命者的地方,也是他們殺人的地方。據說,到現在還能聽到鬼叫。我居德國十年,心中鬼神的概念已經蕩然無存。即使是這樣,我現在住在這一座空蕩蕩的大樓里,只感到鬼影憧憧,鬼氣森森,我不禁毛髮直豎。

第二天,我去見湯用彤先生。由陳寅恪先生推薦,湯用彤先生接受,我受聘為北京大學教授。這次去見湯先生,由代校長傅斯年陪伴。校長鬍適正在美國。在路上,傅斯年先生一個勁地給我做思想工作。說在國外獲得博士學位以後,回國到北大都必須先當兩年的副教授,然後才能轉為正教授。這是多年的規定,不允許有例外。我洗耳恭聽,一言不發。見到湯先生以後,他明確無誤地告訴我:聘我為北京大學正教授,先做一個禮拜的副教授,表示並不是無端跳過了這一個必經的階段。我當然感激之至。這是我在六十年前進入北大時的一段佳話。

這一年和下一年——1947年,我都在北大教書。一直到1948年,我才得到一個機會,搭乘飛機,飛回濟南。我已經離家十三年了。這一次回來,也可以說是一享家人父子之樂吧。

荷姐當然見到了。她漂亮如故,調皮有加。一見我,先是高聲呼叫「季大博士」。這我並不奇怪,我們從小互相開玩笑慣了。但是,她接著左一個「季大博士」,右一個「季大博士」,說個不停。這就引起了我的疑心。我悚然聽之,我猛然發現,在她的內心深處蘊藏著一點凄涼,一點寂寞,一點幽怨,還有一點悔不當初。一談到悔不當初,我就必須說,這是我們自己釀成的一杯苦酒,必須由我們自己來品嘗。在這裡,主要當事人是荷姐本人,我一點責任都沒有。

從此以後,就同荷姐失去了聯繫,到現在已經快六十年了。其間,我曾由李玉潔陪伴回濟南一次,目的是參加山大校慶。來去匆匆,沒有時間去探尋荷姐的行蹤。到了今天,又已經過去了幾年。看來,要想見到荷姐,只有夢中團圓了。

2006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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