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讀韓國人李御寧博士寫的《日本人的縮小意識》，看到一個故事說，日本海邊有棵大樹，後來被砍成一條船，船划起來非常快，被用來去一個名叫淡路島的地方取淡水供皇室使用。不久船壞了，便把它當劈柴煮水製鹽，再後來用剩下的木材做了一把琴，琴聲傳遍四方。這故事聽起來好像有漏洞，船壞了，皇室喝不上水怎麼辦？一般人想到的是趕快把船修好，淡水供應別斷了，可奇怪的是，這個明顯漏洞居然無人理會。
看上去，這故事講的似乎是一棵大樹如何變得越來越沒用的過程，不是嗎？大樹變成船能取淡水，再變成柴能製鹽，最後變成琴，卻只能彈奏無用的樂曲。體量越變越縮，功能越變越小。可在李博士看來，大樹變成船，再變成琴，經反覆刪削漸漸縮小下去之後卻產生出影響世界的力量，日本的縮小文化就是由燒剩下的木材做成的琴來加以實現的。
這背後隱藏著一個惡毒的判斷，即日本人只要一出海玩殖民遊戲就完蛋，只能縮在島里自作多情地播弄「琴聲」向外搞軟性文化滲透。一個明顯的例子是，纖細敏感的日本人漂洋過海，到中國大陸行劫成了倭寇，就如無根浮萍，忍受不了流浪在外的寂寞。日本不像英國，雖也是海島，民間故事中卻缺少古希臘神話里隨處可見對點點繁星的描寫。對外部的恐懼使日本人到了陌生環境，總是有一種強烈的無所適從感。「鐵血」和「琴聲」的選擇變成一個世紀難題。日本一度西化，海外殖民，暴力擴張，把中國大陸當成殺戮征服的對象，歷時八年，卻無功而返。當日本把台灣變成一個自家「行省」，用「琴聲」安撫催眠時，台灣相當一部分人立刻中招，至今許多台灣人懷念日人在島上建了多少城市基礎設施，惠澤了多少工業，與此同時，卻強烈怨恨著國民黨的殺戮和破壞。對日人的感情體現在各種藝術形式中，《海角七號》里那個坐船回國的日人對台灣怨婦的歉疚，和光復多年後台灣歌手被日本女經紀人勾引上床，說的都是兩代台灣人與日本人的曖昧糾結，那正是「琴聲」誘惑發生作用的表現。對比中國大陸人對日本人延續數代的仇視，以及一波波對南京大屠殺的記憶詛咒，完全是兩樣的心境。
在新竹曾看過一個鄉土文化展覽，發現台灣鄉土習俗受日本影響甚深，小到飲食服飾，大到交通工具，幾乎無不遭到滲透。去過華盛頓的人都清楚，日本人花大價錢在華盛頓遍種櫻花，每到盛開的季節，滿街滿谷都是櫻花撒地的夢幻意境，人們陶醉在櫻花飄落的街頭，很易恍恍惚惚地把美國首都當作了日本上野公園。
那麼中國又如何呢？中國人似乎比日本人老實本分，中國比日本大得多，卻沒有海外殖民的慾望和歷史，這讓西方人覺得很奇怪，按照他們的邏輯，中國是個帝國，帝國就應該到別人家的地盤上去打劫行兇，拚命撈取資源，否則怎麼養活得了那麼多人口。連日本都模仿「大英帝國」，自稱「大日本帝國」，把中國、朝鮮都圈在裡邊，自以為是當了幾年東亞老大。西人的意思是說，你中國也別端著架子死不承認「侵略」過別人，所以他們最近硬造出一種說法，說當年大清對西藏、新疆、蒙古乃至部分中亞地區的統治，也是一種類似西方對南美土著人的殖民行為。在我看來，這些看法都是胡扯。中國沒削大樹造過運水船，也沒有繁星點點的神話，但從不缺少遠播異地的「琴聲」，靠「琴聲」的委婉悠揚，聚攏人心，而非鐵騎橫掃，一滅了之，一直是大清治邊的傳統策略。這「琴聲」在當代一度被濫用，比如跑到奧地利金色大廳去贈票包場，自娛自樂，甚至模仿西方人坐在下面欣賞西樂，一聽京胡國粹就假裝陶醉得邁不動步。借人家金色大廳自拉自唱，有濫用「琴聲」的嫌疑，比跑到美國首都大種櫻花還招人不待見。兩者邏輯卻是一樣的，都是想用文化而非戰爭解決問題。
不過看看清代的歷史，無論對西藏還是中亞，似乎都少有粗暴草率地撥弄「琴聲」的例子。有史料說，當年乾隆皇帝派大臣和琳與松筠入藏，二人前後擔任駐藏大臣。和琳與松筠是蒙古人，蒙古人都信喇嘛教，整個蒙古也屬西藏佛教控制的區域。駐藏大臣熟悉藏務，信仰也和藏區人士相近，這無疑是治理西藏政教的優勢，但也極易出現信仰和政治如何協調的問題，於是乾隆在和琳出任之前對他有一段訓話，大意是說，我知道你平常信喇嘛教，此次到藏見到達賴和班禪可照常致敬，循遵佛法，但不可過於謙卑，把自己等同於當地基層官員，應與達賴等宗教領袖平等相處。乾隆強調的是，不可壞了官家的正統身份。兩年以後，據官員的奏報，和琳見到達賴喇嘛已不行叩拜之禮，乾隆認為此舉很得體，後來派松筠赴藏接替和琳時，也指示他見到達賴不可叩拜，即使尊奉喇嘛教，也要等到任期滿後回京再行禮拜。如此處理，既尊重藏地宗教習俗，又很好地協調了駐藏大臣官員與信徒的雙重身份。清帝對藏地情境如此周全的考量，自非當今某些濫用「琴聲」之輩所能企及。
我是想說，撥弄「琴聲」、搞文化傳播是一個複雜的心理建設過程，聚攏人心靠的是高超的分寸感，靠的是對當地習俗與文化的真正理解與尊重，並非一味灌輸即能起效，否則定會造成水土不服。別自以為「琴聲」悠揚，就穩穩能讓全世界人民都豎起耳朵面露欣喜地傾聽，如此下去，即使聽者臉上勉強擠出幸福的表情，看上去也會讓人直起雞皮疙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