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日讀一本暢銷書叫《中國不高興》。滿紙撲面而來的都是犀利的叫囂、謾罵，混合著憤青式的口水，夾雜著「傻逼」「屎」「賤」的糙詞和髒話。但我讀後卻不敢說我不高興，那種激昂的偽正義腔調彷彿天生就給自己賦予了正當性，因為他們太聰明，有選擇地高舉出了「愛國」這個嚇人的旗號。是的，誰敢說自己不愛國呀。我在正義前面加個「偽」字，是想說，這本書的作者就像一幫小毛賊想做江湖老大而不得，卻成天自誇就是有資格做老大。書中通篇都在罵美國入室搶劫侵吞世界人民的財產，咬牙切齒地要當好漢仗劍行俠，喊出的都是驚天動地的江湖黑話，如「趁火打劫」「除暴安良」「持劍經商」乃至「不能一起爽，也不能被別人吞掉」，其實骨子裡還是嫌臟分得少，要殺掉美國這個老大自立門戶，一派瞪著眼睛四處找人砍殺泄憤的模樣。凡是說不出黑話或不願附和著說黑話的人都被糟蹋成只會談「文藝腔」的慫種，其中就有錢鍾書、王小波和王朔。
這幾天我鬱悶無奈地想，當今有多少人正在為這種偽正義跺腳叫好，又有多少人意識到這是中國人的自虐心理在作怪？當你徒勞地張開嘴巴想對此說「不」時，在語言暴力的鞭打面前，心理又會瞬間變得脆弱而失去任何的抵抗能力。似乎在這些民族主義黑話面前，你只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假裝高興地跳腳歡呼：「老大，你夠狠！」
這幾年激憤的宣洩文字有點像習慣性流產止不住地隨處亂淌，卻又披著「歷史記憶」和「理想主義」的時髦外衣，某些媒體紅人和明星學者甚至還把「黑話」講得悅耳動聽，且富有正義的高亢節奏，如吃了迷幻藥般享受著口水噴濺帶來的快感。語言變成了械鬥仇殺的工具，如果你稍顯溫潤和禮貌就會被嘲笑得無地自容，彷彿港片里剛入黑道不懂行情的小馬仔，出手殺人不夠利落就只配給老大打洗腳水。可怕的是，大家都得按這些假江湖老大的規矩綳起臉來裝作不高興，誰要是顯出高興或按自己不高興的表情發出聲音而非照老大的不高興流露激憤的表情都會慘遭無情唾罵，任何批評在這種語言暴力構築的正當性面前都只能欲言又止。雖想不高興也要顯得因聽到這不高興而顯得高興，所以只好選擇沉默以免自己變得更不高興。沉默帶來壓抑，找不到宣洩的出口，直到我今天讀到村上春樹在耶路撒冷的受獎詞，才發現他們煽動大家一起不高興的真正理由。
村上春樹成為今年的焦點不是因為他被授予了耶路撒冷文學獎，他在此之前已獲獎無數，似乎並不應該在意這個不大不小的獎項，他受人關注是因為他堅持在以色列進攻加沙屠殺平民的日子裡去領獎。人們認為，他的領獎是對強暴戰爭行為的一種狂熱支持，甚至因為他日本人的身份，由此想到二戰時日軍對中國人的屠殺，指出他可能是個「新納粹」。但是當你讀到他的獲獎感言，再對比像感染流行病似的裝出不高興樣子的人群時，你會感到羞辱！當村上春樹站在以色列總理佩雷斯面前，領取這個曾頒給羅素、西蒙·波伏娃、米蘭·昆德拉等大作家的獎項時，他並沒有說恭維感激的話，而是用一種委婉雅緻的文學家言辭嚴峻批評了以色列的軍事暴行。村上的表達是如此平和沉靜，語調溫度絕對低到憤青所能容忍的水平線以下，在習慣用打打殺殺的准「文革」體泄憤的老大們看來是既不過癮也不帶勁，可就是這貌似「文藝腔」的語言，以一種極端弱勢的姿態，表達了思想中蘊含的強大力量。
村上春樹面對爭議沒有選擇沉默或逃避，他說違逆眾議而行是小說家的天性，因此表示「我來到這裡，我選擇親身面對而非置身事外；我選擇親眼目睹而非蒙蔽雙眼；我選擇開口說話，而非沉默不言」。他拒絕發表任何確定的政治信息，拒絕以世俗認可的方式判斷對錯，偏好用超現實的故事表達自己的情感，他把心中最隱秘的原則展現在頒獎者面前，這句話從來沒有真正行諸文字或貼在牆壁上，卻刻畫在作者心靈深處，那句話就是，「以卵擊石，在高大堅硬的牆和雞蛋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那方」。他對這句話的註解是：「無論高牆是多麼正確，雞蛋是多麼錯誤，我永遠站在雞蛋這邊。誰是誰非，自有他人、時間、歷史來定論。若小說家無論何種原因，寫站在高牆這方的作品，這作品還有任何價值可言嗎？這是什麼意思呢？轟炸機、戰車、火箭和白磷彈就是那堵高牆；而被它們壓碎、燒焦和射殺的平民則是雞蛋。這是這個比喻的其中一層涵義。更深一層地看，我們每個人，其實也是一枚雞蛋。我們都是獨一無二、裝在脆弱外殼中的靈魂。也或多或少地，需要面對一堵名為『體制』的高牆。體制照理應該保護我們，但有時卻殘殺我們，或迫使我們冷酷、有效率、系統化地殘殺別人。」
很難想像這是個侵華日軍後人所發出的聲音。在中國憤青們看來，這是典型的「文藝腔」，軟綿綿的，特沒勁兒。村上的父親是侵華遠征軍中的一員，每天早晨都要在餐前為死於戰爭的人禱告。不管父輩禱告是否有誠意，至少村上一輩已經開始意識到選擇做「雞蛋」的重要，知道以卵擊石是一種良知的發現，是韌性的抵抗，知道雞蛋和高牆的區別。而中國這些假裝不高興的人們還在選擇站在體制高牆上高興地哼著小曲，不屑地說做雞蛋多掉價呀！雞蛋怎麼能和高牆比呢，高牆堅硬如磐，即使在高牆的角落下蝸居也是咱們的幸運，沒有高牆的庇護哪有雞蛋的安寧幸福，沒有高牆抵擋帝國主義的風沙，哪有咱們今天生活的和和美美。他們奉勸讀者不但不要以卵擊石，還呼籲要把這牆壘得高高的，壘得高才不怕被搶。他們不但要壘牆，還要學人家西方，鼓動大家衝到牆外去搶去爭去奪，於是就有了各種各樣的高牆論，比如說中國就是要大搞軍備競賽，最好到處打家劫舍，好聽點叫「持劍經商」，臉皮厚點乾脆說風水輪流轉，早該輪到咱們殺人越貨登場分贓了，絕不能讓美國佬一家獨佔。這一切都貼著「反帝愛國」的標籤，卻是典型的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邏輯，讓人不由想起當年日本學習歐美，以亞洲為資源地發動戰爭的陳詞濫調。
這套高牆邏輯並不是土特產，而是西方一直以來靠痛揍東方調教出來的一套生存哲學，洋人逼著你去學，不學或學得不像還得挨揍，直揍到你學會為止。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不僅變成一種生存伎倆，而且成為安身立命的總綱。於是相互仇殺有了光榮的說辭。沒有人敢問，這些高調邏輯究竟是怎樣打著動聽的旗號把民眾的血肉塗抹上牆的。我不知道有多少日本人想做「雞蛋」，但我知道甘地也是一枚徹頭徹尾的「雞蛋」，如果我們把甘地的非暴力抗爭嘲笑為「文藝腔」，那麼那些慷慨激昂的「憤青」口中到底還能吐出多少真正屬於自己發明的高級腔調而不僅僅是粗口黑話？這不能說不是一個問題。如果大家一時回答不了這個問題，我想中國還是多點「文藝腔」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