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食色性與慾望分不開，這似乎與一般人沒有什麼不同。不過馮珠娣的新書《饕餮之欲——當代中國的食與色》卻不這麼看。這位美國的人類學家和那些只關注漢文典籍的老外學者的最大區別是，她常年混跡在中國老百姓中間，觀察他們的一舉一動，還為此拿了一個中醫碩士。故而她寫出的東西讓中國人讀起來沒有那麼「隔」。比如她談雷鋒日記中的一則故事，說雷鋒看到炊事班飯盒裡有一塊金黃的鍋巴，順嘴吃了之後被人提醒，事後猛然覺悟到這種行為是自私自利的表現，開始瘋狂在日記中鞭撻自己的靈魂，反映出吃的姿態和慾望也糾纏在中國政治倫理大網裡脫身不得。
雷鋒出身貧苦，偷吃鍋巴是一種貧苦記憶刺激胃液後做出的本能反應，可是這童年記憶發酵之後，必須刻意被政治訓練的嗅覺自動化解，才能讓飢餓壓抑的身體變得輕鬆解脫。由此看出，那時的政治不只是遍插紅旗的廣場上高喊口號時對革命激情的宣洩，也不是單位學習小組朗讀文件時僵硬刻板的儀式化表演，政治完全可以被降格到抑制胃酸浮泛的飢餓控制技術。為了更高的政治目標，身體訓練可以使自己那張變饞的自私自利之嘴，或者腸胃對美食的本能垂涎先得經由政治清潔液洗滌一番，再過濾成壓抑食慾的高尚情操。
按馮氏看來，不只是雷鋒這種「聖人」才有壓抑味覺的舉動，普通老百姓也有類似的經歷。在分析八十年代的小說《美食家》時，蘇州紳士美食家朱自冶與國營食堂的幹部老高之間對吃的不同理解，就被放在了階級差異與平等觀念這個敏感的政治話題中展開。在老高眼裡，朱自冶是舊社會腐朽沒落階級的典型，他對美食的奢侈享受只是個人的事情，公共食堂的責任不是供個人享受，而是平均意義上的有飯同享，這是飲食分配最基本的政治規則。因此，對吃本身色香味的私人感覺和對吃的群體分配態度成為區分覺悟高低的指標。這樣一來，吃的色香味品質就沒了立足之地，至少顯得不那麼重要了。
近讀《許姬傳七十年見聞錄》，裡面有一段講建國初名流參加政協會議的軼事，原浙江省主席張難先在北京六國飯店下榻時，和梅蘭芳有段對話，張難先動情地說，新政府是中國有史以來最清明廉潔的政府，他們刻苦耐勞的精神愉快而自然。張難先覺得自己已經夠刻苦自勵了，但一比較還是感到境界相距太遠。他認為，住六國飯店，吃的住的用的，招待得如此周到，似乎不夠吃苦的條件。他自責說，我們做了些什麼事，對老百姓如何交代，是需要自我檢討的。梅蘭芳聽了，頓時「凜然自警」，覺得應該向難老學習。按當時記載，張難先的早餐不過是些稀飯饅頭這類食堂菜品而已，卻引發了如此沉重的感慨。可見在當時政治思想訓練的心理譜系中，對吃的色香味的自動剔除已經變成了身體改造的重要步驟，它們慢慢在頭腦中自動缺席，時人更關注的還是食品如何分配。這段記載給人的感覺是，儘管會議還沒開始，政協的話題卻已經在日常言談中出場了。
馮珠娣在《饕餮之欲》中用更大的篇幅描述了中國的吃如何在改革開放中被去政治化的過程。本來這個過程可以按照社會學的方式進行研究，比如進行相關的訪談，然後羅列出一大堆統計數字，再繪製出一條曲線，說明中國人美食習慣的變化。但她認為枯燥的知識分析會篩除掉一些親歷的感覺狀態，她舉了一個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吃的例子。一個朋友請她吃親戚從鄉下帶來的荔枝，當時荔枝算是貴重的食物。荔枝大而多汁，三個人邊聊邊吃，不知不覺過了幾個小時。正是感受到吃荔枝時的氛圍使得馮氏對中國的人際關係有了新的認知，她覺得置身在一種社會交往網路之中，當個人重新有機會獨自享受美食的時候，這個中國朋友卻已經意識到如果僅在小家中獨享荔枝美味，可能無法增進與他人的交往或者關係。饋贈體現出的慷慨是一種關係潤滑劑，食物只有傳遞給他人才能感到心理愉悅，這點似乎傳承了以往食物的政治象徵風格，但背後又深深隱藏著功利的計算，那就是說不定什麼時候會用得著這個老外，吃荔枝變成了一種感情投資。
吃轉化成了交際手段和社會潤滑劑，確是中國開放以來的一個重要特徵。當食品的種類變得極大的豐富，食物匱乏已構不成生存威脅時，個人對吃的支配力重新抬頭並受到普遍讚許，人們不會再像雷鋒「鍋巴事件」那樣為食品分配的匱乏產生道德焦慮，更不會用政治語言的自警克服掉這種焦慮。大家縱情歡呼，一個「物質主義」的美好時代終於來臨了。人們從身體嗅覺上開始淡漠政治，注意的是私人之間的交換與回報，人們學會了用身體拒絕政治，是對物質平均主義政治信條的徹底背叛。吃的味腺逐漸蔓延開來，變成了食—色—性消費的群體生物鏈，中國人開始從「政治人」高速蛻變成了「生物人」。
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我們總是面對著官場的糜爛惡習陷入茫然，常為吃喝形成的浪費風潮屢禁不止感到大惑不解。我在九十年代初到北京附近的密雲縣某個鎮掛職鍛煉，這個不太富裕的小鎮年平均公款消費的數額居然高達十一萬元，以當時相對貧困的鎮級經濟水平衡量真乃天文數字。看了馮妹娣的新書後，我有部分解惑的快感，雖然仍覺得她的解釋還不足以彰顯出對人情世故的通透練達，可她畢竟講出一個事實，也是一個趨勢，那就是吃變成了中國人最為重要的社會交往黏合劑，失去吃的滋潤，整個社會的運轉好像隨時會面臨癱瘓。如果說吃的放縱刺激出了全體中國人的「政治冷漠症」，恐怕不太公平，但吃變成了中國人最重要的交往儀式卻是無法否認的。
我常想，當經濟發展優先的國策啟動了去政治化的戰車，先是「不爭論」變成了躲避政治身體訓練的一個借口，有意刺激消費使得患有「政治冷漠症」的人群似乎自然有了對僵化政治灌輸的免疫力，卻又培養出了一代沒有政治抱負的「空心生物人」，其中得失成敗的軌跡頗有深思細究的必要，馮妹娣這本書可能僅僅是個起步而已。